作家的“现实主义”作品一一陈列、标示。这对我并不困难。我喜欢唐诗，
主要作家的别集都有，而且，大部分也都读过，小型展览很快办成。令我大
感意外，也大感失望的是，我的组员们略一浏览，便说，要看主流，看本质，
其结果当然是维持原来的划分不变。
“看主流，看本质”，有时真是一个法宝，它可以让你在大量铁的事实
面前闭上眼睛，心安理得地去服从一个先验的结论。1957年大划右派，我的
同班同学中有好几位都被戴上帽子。其中有一位，原来是福建地下党，后来
参加志愿军，复员后成了我的同学，竟也被划为右派。我想不通，他怎么会
反党、反社会主义，便在团支部书记面前举出他拥护党，听毛主席话的表现，
但书记的一句话就使我哑口无言了。哪一句话呢？还是“看主流，看本质”。
我的“反抗”失败了，只好按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公式写。初稿完
成了，意想不到的事也发生了——要我去丰台桥梁厂编工厂史，将初稿交给
别人接手。我知道这不是对我的信任，而是对我提出不同意见的酬报。不过，
我一直渴望走向生活，去工厂还是很乐意的。
大跃进的年代，什么都讲究快。从倡议编书到完成书稿，不过30多天；
从发稿到出版，不过24天。上下两巨册。77万余字。它的前言一开始就批
判资产阶级学者“仍然迷恋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学术思想，顽固地坚守着个
人学术的独立王国”，继而宣称：“我们这些站在党的红旗之下的无产阶级
学术的新兵”，“再不能沉默了”，要“向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展开不调和的
斗争，并在这场严重斗争里，把自己锻炼成插红旗、拔白旗的社会主义科学
大军中坚强的战士。”由于书皮是红的，它也就此被誉为“红色文学史”，
出现了本文开头所写的报刊捧、专家抬、领导表扬的状况。
“世事茫茫难自料。”时间到了1959年。政治气候有了变化，学术气候
也因之变化。大家觉得，现实主义、反现实主义斗争的公式太“左”、太简
单，于是，酝酿修改。这时，我的“反抗”被人们想起了。中文系党总支书
记程贤策 （文革中自杀）在一次会上说：那时有的同学不同意说李商隐是反
现实主义诗人，虽然有道理，但不要骄傲。云云。其他还说了什么，通通忘
记了。此后，便以“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干劲”投入再修改。
这次共用了五个月时间，于当年10月出版，作为对国庆十周年的献礼。和“红
色文学史”比较起来，这一版观点比过去平稳，篇幅从两巨册变为四巨册，
封面也由红色改为黄色。
五十年代末，政治气候变化得特别快。短暂的反“左”之后便是强烈的
反右倾，黄皮本文学史似乎被认为右倾。校领导承认：“又有某些批判不够
之处。”上面派人来检查、总结。我被叫去谈话，某领导（后来成了大领导）
问我：李商隐这种给妓女写诗的作家有什么可以肯定的？我能说什么呢，当
时，我还不知道毛泽东很喜欢“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诗，觉得在
这位领导面前说不清，道不明，所以便无言。
这时，已经是1960年上半年，快毕业了，但是，我们还是对黄皮本再次
进行修改，其精神自然是“加强批判”。后来曾经将重写的部分章节合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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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作为内部资料在小范围内印行，不过，它始终没有公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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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季镇淮师
我进北大的时候，镇淮师还在国外讲学，及至镇淮师归国，我们已经在
进行“教育革命”，完全不上课。所以，我虽是镇淮师的学生，但是，却从
来不曾听过他的课。有一次，他很高兴地告诉我，1955年，他负责华东区的
入学录取工作，见高分考生就取 （那时，还不大过分强调政治）。我是从无
锡考进北大的，该是镇淮师圈中的了。
我和镇淮师相识于“教育革命”中。1958年，我们年级的几十个学生，
为了“插红旗，拔白旗”，编写并出版了一部七十多万字的《中国文学史》。
1959年，因发现观点太“左”，准备修改，要每人选一个题目，写篇意见。
我想开辟新的领域，没有再谈我熟悉的唐代文学，而是写了一篇《略论袁中
郎的诗》。承蒙他面奖，列为有内容的文章之一。大概也就是那期间，我开
始到中关园镇淮师的寓所去，只见几间平房，空空荡荡，中间客厅正中，放
着一架体积颇为庞大的晶体管黑白电视机，那时，这就是奢侈品。其他地方，
看不出是从海外讲学归来的学者样子。镇淮师生活俭朴，布衣、布鞋，我就
从来不曾见他穿过西装，似乎也很少见到他穿毛料制品。
接着是编 《近代诗选》。那也是“教育革命”的内容之一。《中国文学
史》虽然“左”得厉害，但适应了那个时期的政治需要，因此，各方哄抬，
誉为新军新史。出版以后，兵分数路，有的编文艺理论，有的编新文学史，
有的编小说史，我和几位同学参加选注近代诗，目的是想证明我们这支新军
可以占领一切学术领域，什么都可以干，连注释这种需要深厚学养的事也可
以干得。不过，这时候，风向也有点变化了，这就是注意团结自己的老师，
强调师生合作。那时，镇淮师正因系里的教学需要，准备研究近代文学，于
是就放下原来从事多年的研究，参加《近代诗选》编辑小组，和我们一起干
起来。
我在未见镇淮师之前，对他的情况就有耳闻，知道他是闻一多、朱自清
的学生，民盟盟员，是系里的进步教师。（后来在“文革”中，我又得知，
他还是中共的不公开的党员。）他有广阔的研究领域，专长研究汉唐文学，
出版过关于司马迁的传记，《韩愈》的传记也已经写成多年，有待修改。我
曾看过原稿，字写得极为端正，可以说一笔不苟。为了帮助我们修改文学史，
镇淮师无私地将这部稿子交给我们参考。
近代诗向来是薄弱环节，那时，几乎没有人研究。近代诗人多，出版的
诗集多。除了陈衍的《近代诗抄》外，也没有别的稍具规模的选本，陈衍的
选本，参考价值很小。至于现成的注释，除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 《康有
为诗文选》可供参考外，别的就没有什么书了。因此，这是项难度很大的工
作。不过，镇淮师热情很高，他愿意和我们一起拓荒。龚自珍的诗最难注，
镇淮师就自己把这付担子挑起来。我们那时仍然不上课，成天忙着翻诗 （只
能说是翻）、挑诗、注诗，一步步地学习使用各种工具书和引得，最后，选
注了三百多位诗人的作品，送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去。不想，形势不一样了，
出版社这时比较注重质量。我们选的诗，大部分是“政治标准第一”，自然
通不过。于是，推倒重来，重选，重注。在这一过程中，镇淮师始终热心地
和我们一起工作，而且执笔写了前言。
邻近毕业了，镇淮师有次对我说，你到 《文学遗产》去工作也不错。我
知道镇淮师没有分配权，他这样说，只不过表示了他的一种愿望。他和我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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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想到，我会分配到一所培养拖拉机手的学校去。这以后，因为《近代诗
选》还在修改，我也在继续研究近代诗，因此，仍然和镇淮师保持着联系。
我那时正在研究宣南诗社，范文澜在《中国近代史》中说：这是个进步诗社，
参加人有黄爵滋、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都是禁烟派。我想搞清这个诗
社的历史，便到北京图书馆去遍查嘉庆、道光年间有关诗人的诗文集。镇淮
师非常支持我做这一研究。我每次到镇淮师那里去，宣南诗社都是讨论的内
容之一。研究结束了，发现范文澜的说法有很多错误，于是，我写出初稿，
请镇淮师审阅。镇淮师用墨笔作了仔细的修改。我请镇淮师共同署名。他谦
让再三，才勉强同意了。稿子后来送到《文学遗产》去，《文学遗产》那时
是《光明日报》的副刊，有关编辑可能觉得是篇考证性的稿子，不大重视，
决定编在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文学遗产》增刊中。但过了若干时候，又说，
中华书局决定少出非当务之急的书，将增刊停了。那时候，学术界正遵命忙
着批判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学术观点，谁还关心这种考证文章呢！
北大中文系大概从来不曾有过将毕业生分去教技校的记录，镇淮师对我
的分配自然是不满意的。不过，他从来不在我面前作任何表露。我每次去，
他总是听我谈研究，然后是让我留下吃饭，照例要季师母做几个菜招待我。
现在想来，他大概是用这种方式默默地鼓励我。直到1962年，“三年困难”
期间，我原来所在的技校下马，我才被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要去当语文教
员。当时，镇淮师和游国恩先生正在民族饭店开会，我去看他们，镇淮师这
才对游先生说了一句：现在的工作还算可以。
北京师大附中位于宣武区和平门外，琉璃厂附近。清朝时，各地会馆大
都集中在那一带，因而，那里也是文人们居住、活动的场所。我在师大附中
工作了，到镇淮师那里去的时候免不了谈起宣武区的各种名胜古迹，不想这
却勾起了镇淮师的兴趣。他要我陪他去一一寻访清代文人在宣武地区的活动
遗迹。镇淮师研究诗，极为细致认真，常常为查找一个地名花费大量工夫。
例如，龚自珍有一首 《西郊落花歌》，是写北京丰宜门外的海棠的。最初，
有人说丰宜门就在今天的复兴门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