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叫《当代英雄》，宗旨、条例都以大字报的形式贴在一座宿舍楼的墙上，
无非贯彻“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方针之类。其后，《人民日报》发表了《这
是为什么》的社论，形势变化，《当代英雄》并没有出世，同人们却一个个
被打成了“右派”。反右后期了，进入处理阶段，“英雄”们似乎不能留在
北大继续执教，出路成了问题，就在此际，金灿然主持的中华书局编辑部毅
然向他们敞开了大门。后来，中华书局的骨干中，有几位就是原《当代英雄》
中的同人，现在有的已是国内外鼎鼎大名的学者了。这件事，使很多人都佩
服灿然同志的胆识和气度。
金灿然同志很忙，但他在百忙中仍然抽时间约见两个无名的年轻作者，
是不是也因为“爱才”呢？我想大概是，虽然我自己和“才”并无什么缘分。
我们按照书局的要求认真作了修改，傅璇琮同志也对稿子作了加工。不
过，书稿并没有能顺利出版。1963年，在江青等人指挥下，文化界展开对《李
慧娘》、《谢瑶环》、《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等作品的批判。毛泽东
于同年12月批评文艺界“问题不少”，“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在这一形势下，书
局被迫检查已出和待出的书稿，通知我们说：“对遗产要强调批判精神”，
“南社的时代与现在接近”，“要格外慎重”，“正在重新审读书稿”，云
云。所幸的是，这次审读，书局只对原来已作过加工的稿子再作了一些修改
和删节，于1964年上半年付排。接着就是读校样，签合同，准备插图，似乎
出版在即了。
没有想到的是，历史已接近“文化大革命”前夕，“批资”的火力越来
越猛，南社当时被视为是资产阶级的革命文学团体，因此，书局又于 1965
年3月将三校样退给我们，要我们“根据目前的革命形势”，重新研究资料，
加强批判；如一时不容易改好，书局就准备对排版作出处理。我和彦成君商
议之后，觉得意见难以接受，决定暂时不动，其结果自然是拆版。一直到“文
革”以后的70年代末，陈旭麓教授帮我在上海出版了《黄遵宪》一书后，又
想帮我出版 《南社》。我向中华书局重提此稿，书局不愿让出，于是，修订
增补，由周振甫先生当责任编辑，于1980年将此书重排出版，但是，金灿然
同志已经见不到了。我们从其他方面知道，他主持出版的许多书籍都在文革
中被说成封、资、修大毒草，受到了残酷的批斗，下放湖北咸宁五七干校，
于1972年12月逝世。
《南社》重排出版时，我们在后记中写了一段话：
十八年前，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同志即积极支持本书的出版，并约见著者，热情鼓励，
体现出一个老出版家对年轻人的关怀。现在本书出版，金灿然同志已经去世，书此以为纪念。
一本小书，出版竟“拖”了18年之久，抚今思昔，能不感慨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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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老和我
侯外庐先生去世已经一年多了，一直想写篇文章，记录外老和我的一点
小关系。
我读外老的书，那还是50年代，在北大念中文系的时候。因为研究作家，
不能不了解并评价作家的思想，这就不能不读几本思想史一类的著作。正是
在这种情况下，我开始读 《中国思想通史》。说老实话，开始时不大懂，但
外老著作的博大精深吸引了我，只好硬着头皮啃。1960年，我被分配到一所
名为农业机械学校，而实为培养拖拉机手的短训班里教书，有时也兼管传达
室。自然，思想史的知识完全用不上，但我还是继续读外老的书。一次，在
书店里发现了一套《中国思想通史》，厚厚的6大本，书价自然不低。尽管
当时正值困难时期，经常饥肠辘辘，但我还是把本来准备用来填肚子的钱买
了书，并在扉页上写了“购此自励”四字。从此，批批划划，愈读愈有兴味。
外老的书读久了，对思想史也就有了一知半解。这时，我已调到一所中
学里教书。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读到了明人韩贞的集子。韩贞是泰州学派传
人，当过窑工，历来被作为泰州学派具有丰富人民性的例子。我仔细研读了
韩贞的著作，觉得情况并不如此。于是，写了一篇短文发表在《光明日报》
上。其后，我继续研读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的文集，写了一篇长文——《关
于王艮思想的评价》。这是篇全面地和外老唱反调的文章。例如，《中国思
想通史》认为泰州学派是唯物主义学派，我却认为是唯心主义； 《中国思想
通史》认为王艮思想具有异端色彩，我却认为王艮是奴隶道德的鼓吹者；如
此等等。当时不知天高地厚，还特别加了个副题——与侯外庐等同志商榷，
将嵇文甫、吕振羽等前辈学者一概包括在内。文章写成后，寄给 《新建设》
编辑部，很快排出了清样。责任编辑谭家健同志告诉我，清样送给外老看了，
外老认为文章是摆事实、讲道理的，可以发表。
不久，文章出来了，事情也就到此结束了。我当时20来岁，年轻、幼稚，
不曾更多地去思考外老同意发表反对他的文章这一事实的意义，也不曾想
到，应该去拜会一下外老，听听他的教诲。又过了几年，进入“史无前例”
的时期，外老当然在劫难逃。某次，我和历史研究所的一位同志闲谈，问起
外老和他的几位弟子的处境。这位同志说：“你幸亏没有调来，否则你也跑
不掉！”他接着告诉我，外老曾经准备调我到历史研究所思想史研究室工作，
但没有调成。听了这位同志的话，我愕然了。我的文章和外老的著作唱反调，
而且是那样激烈的反调，外老却要调我到他手下来工作，这是一种何等高尚
的风格呀！
自从知道外老要调我而没有调成的消息之后，我就一直想打听其中的奥
秘。说法不一。一说是档案不行，一说是忙于“四清”顾不上。我是相信第
一说的。我在大学里读书还算用功，但那时候用功读书并不被认为是好学生。
加上1957年我对揪了那么多右派想不通，不会张眉瞋目地斗右派，1958年
又不会说大话、吹牛皮，因此，被视为白专道路的典型。毕业鉴定有云：“反
右斗争中严重右倾，丧失立场”，“标榜通过学术为社会主义服务，拒绝思
想改造”。外老要调我这样一个人，自然调不成了。
又过了10多年，我进了近代史研究所，作研究工作。不久又应邀担任《中
国哲学》编委。当时，外老是刊物的名誉主编。有一位同志告诉我：“外老
对你和李泽厚同志参加编委会表示欢迎。”我听了之后，除了对事隔近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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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外老还记得我这一点深为感动外，再次有愕然之感。李泽厚同志是著作
等身的海内外名家，外老欢迎他是可以理解的，而我，只不过写过一两篇反
对外老的文字，难道也值得外老“欢迎”吗？这以后，在外老家里开过一次
编委会，一位同志将我引荐给外老。那时，外老已患病多年，不能正常发音、
说话。只见他穿着一身青布中式服装，坐在轮椅里，显得清癯消瘦。我除了
问候外老的健康外，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后来，我又逐渐知道了一些事情。某次会上，我见到中国思想史室的黄
宣民同志，得悉他正在写《王艮传》。我问他准备怎样写，黄宣民同志说：
“外老的意见是要坚持原来的观点。”听了宣民同志的话，我又一次愕然了，
原来，外老始终不同意我的观点，那他为什么对我如此关怀呢？又有一次，
为外老整理回忆录的朱学文同志告诉我，他曾经问过外老，当年为什么要调
杨天石来中国思想史研究室工作？外老的回答是：“这个人当时是中学教师，
我断定他将来一定会有成就。”听了朱学文同志的话，我不再愕然，而是肃
然起敬了。外老的心胸多么恢宏宽广，他对培育、扶植年轻人又怀着多大的
热情呀！
惭愧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几年我用于思想史研究的时间已经愈来愈
少，这是有背于外老的希望的。今后，不管多么繁忙，我仍然要挤时间，继
续读外老的书，在思想史研究方面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
1988年12月7日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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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 《团结报》
我和《团结报》发生关系，始于1988年《民国史谈》之设。
我常常感到，文章不一定非长不可，也不一定非长才见佳。有些事，有
些观点，不妨开门见山，以寥寥一二千字解决问题，写者轻松，读者愉快，
于构思、行文之间，具见作者的才力与功夫；而有些长文，意思也就是那末
一点点，但硬要摆谱儿，装派头，于是摇笔万言，写者费力，读者头疼，最
后能够坚持读完的也许只有作者、编者、排字者数人。两种文体，孰优孰劣，
本是不言自明的事。但是，一段时期以来，在某些圈子里，似乎只有长文章
才算是有水平，短文吗？那是雕虫小技，何足道哉！
我不赞成轻视短文，很想突破一下。最初是为《光明日报》写过一篇题
为《提倡短文，力争写短》的小文章，算是呼吁。接着是想找一块园地，试
验试验。恰在此时， 《团结报》专刊部有此想法，于是一拍即合，决定开辟
一个专栏，名为《民国史谈》，由我主持，邀请部分有志者共同写作。
专栏是办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