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卖革命了。同日，该报又发表《为章炳麟叛党事答复投书诸君》一文，宣
布章太炎已接受端方委任，担任“常驻东京之侦探员”。该文指责章太炎为
“满洲鹰犬”，是“中国革命党之罪人”。“《民报》之罪人”。这样，章
太炎的问题又进一步升级了。
除了和端方的关系外，章太炎和清朝贵族良弼、铁良的关系也被提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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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公益报》发表的“粤中同志”的一封公开信指责章太炎“内资竖子良
弼，以夤缘于铁良”，虽然没有透露具体情节，但问题也是够吓人的。
章太炎发表《伪（民报）检举状》时，孙中山正在英国。11月，他到达
美国，得知有关情况，曾要求吴稚晖在巴黎《新世纪》杂志上下一“公评”。
12月，他得悉《检举状》已在保皇党的报纸上发表。更为恼火，致函吴稚晖
说：“如此则太炎欲破坏党势之心已不留余地，想不日美洲各保党报必有照
登，不可不有以抵之。”为了抵销章太炎《检举状》的不良影响，孙中山要
求吴稚晖将刘师培“发露太炎同谋通奸之笔迹照片”寄给他。其后，这些照
片就经孙中山之手发表在《美洲少年报》上。1910年1月22日，吴稚晖在
《新世纪》上选登了章太炎致刘师培夫妇六函中的五函，声称“章炳麟之得
金出卖革命，固有数可稽而有凭可证者”。至此，章太炎与端方的关系问题
就从日本、香港、南洋传到了美洲和欧洲，成为革命党人中的重要新闻。这
大概是当初刘师培写“举报信”时所始料未及的。
如前述，章太炎为当和尚而向端方谋款，确是事实，但是，所谓担任“常
驻东京之侦探员”、“得金出卖革命”云云，均属无稽之谈。它可以喧腾一
时，但终究不能取信于人。经过了一段时日之后，它就逐渐沉寂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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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培举报
章太炎引起的风波的余波
章太炎与端方的关系问题，在1909年末至1910年初喧腾了一阵子，其
后就沉寂了。不想到了民国初年，旧事重提，再度喧腾起来。
首先重提此事的是夏重民。当时，革命党人内部发生建都之争。孙中山、
黄兴等人为了将袁世凯从老巢中调出来，主张建都南京，而章太炎则主张迁
就袁世凯的意见，建都北京。1912年2月29日，夏重民以重公为笔名，在
上海 《天铎报》发表文章，题为《咄咄侦探，亦有谈国事之资格乎》，该文
说：“奈之何倡都北京、斥都南京者，乃一平日有学无行以十万金充端方侦
探之某社长乎？呜呼！以端方侦探而竟学人谈国事。鹦鹉能言，不离飞鸟；
猩猩能言，不离禽兽。记者多见其不自量也。”这里所说的“某社长”，当
然是指曾经担任过《民报》社长的章太炎。同日，夏重民并在该报发表致旅
津商人崔文藻书，内称：“章某运动当端方侦探亲笔迹，弟等前已拍诸照片，
至今尚存敝处。如公等不信，请来沪一看，方知余言之不谬。”
紧接着，《中华民报》于3月5日发表文章，题为《民国之文妖》，指
责章太炎辛亥革命前在日本“假手于卞綍昌、刘光汉辈，以通款曲于张之洞、
端方，同受虏廷之馈遗”，自此，“冷高人之齿，而寒志士之心。”
继《天铎报》、《中华民报》之后，戴季陶也在《民权报》上著文，由
指责章太炎而发展为大揭章太炎的“老底”，并与《民声日报》、《神州日
报》展开笔战，从而形成了又一次反章热潮。
民国成立后，章太炎对同盟会持反对态度，而对袁世凯印象却相当不坏。
1912年3月，他组建了与同盟会相抗衡的统一党，4月下旬到达北京，昏头
昏脑地发表了若干攻击孙中山、黄兴的言论，并为袁世凯出了一些主意。5
月2日，戴季陶发表文章，指责章太炎“甘心为袁世凯作走狗”。3日，拥
护章太炎的上海《民声日报》发表文章反驳戴季陶，赞扬章太炎“尽忠民党”，
“为民国魁垒耆硕之儒”。4日，戴季陶在《民权报》上刊出《章炳麟之丑
史》一文，该文引录了章太炎致刘师培夫妇六函中的四函，作为章“以万金
出卖革命”的罪证”。5日，《民声日报》再次发表文章反驳戴季陶。该文
说明章太炎与张之洞、端方等人的关系是：
初，日人有汉字统一会之设，而张之洞亦赞成之。章氏曾为一文，揭诸 《民报》，盛致讥
评张氏之意。张氏于文学极自熹，闻章氏非之，思所以自能者，令其婿卞某托刘申叔代达殷勤，
谓每年愿致千金，而章氏多所要索，卞某不敢应，以语端方。端方固惎章甚，以为可以术致章
氏归国后除之。章氏知其狙诈，则愈为谰言相弄。端知章终不可利诱，其事遂寝。该文认为，
《民权报》所发表的章氏四函“并无卖党之证”，“谓章氏以术取清吏之财
则诚有之。夫以术取清吏之财者，革命党中宁止一章氏，要之非穷凶极恶，
罪在不赦者也”。当时，章门弟子黄侃任《民声日报》主笔，此文可能即出
于黄侃之手。
为章太炎辩解的还有《神州日报》。5月6日，该报发表《正告同业》
一文，批评戴季陶和《民权报》。该文说：
章炳麟者，实革命之先觉，文学之泰斗也。今某报亦痛骂之，并揭其往昔之隐事，其事之
有无，姑不置辩，而某报犷悍之言，实不免有伤忠厚。
该文并称：“昔之主张革命者，惟一之目的是在革命，小德出入，尽人难免。
戴季陶不理会《民声日报》和《神州日报》的解释与反批评，于6日、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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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连续发表《非民声之〈民声报〉》及《正告〈神州报〉》两文答辩。他仍
然坚持原来的观点，宣称：“本报攻击章者，在昔则以图财之故而通清吏，
作奸细，弃革命党，攻击孙中山；在今则主张专制，逢迎袁世凯，诋毁孙、
黄，排斥同盟会，何能谓为小德？”
正当双方激烈笔战的时候，袁世凯任命章太炎为国史院长，主修民国史，
于是，又引起了同盟会广东支部的愤慨。该部发表通电说：“章炳麟前乞充
满奴端方侦探，泄漏民党秘密，笔据确凿，尚存本处。今闻拟委国史院长，
如此重大事件，付诸佥壬之手，势必颠倒是非，摇撼万世，誓不承认。”
大概是这一类的文章、电报多了，而且都言之凿凿，因此，连章太炎自
己的统一党员也怀疑起来，浙江统一党支部就曾致电章太炎询问，6月6日，
绍兴《越铎日报》刊出了章太炎的复电，电称：
同盟南北诸报语举端方事件，以为攻仆之词，其不值一哂，请为诸君通其原委。仆自抵东
办报，亲戚故旧，音问俱绝。后见同盟会渐趋腐败，愤欲为僧，以求梵文于印度。又与安南、
朝鲜诸学生立亚洲和亲会，闻印度革命党才高志坚，欲裹粮以从之，得所观法。于时假贷俱绝，
惟南皮张孝达有一二日之旧游，后在东京关于文学教育诸事，亦尝遗书献替。张于革命党素无
恶感，不得已告贷焉。其书嘱长崎领事卞某带归，卞即张之婿也。卞回国之后，不敢请通，私
以语端方，遂居为奇货，反嘱卞来告。其言十万金、五万金者，皆凭虚饵人之语。仆亦欲达初
志耳，何论出资者为端为张！
此电承认了为去印度做和尚而向张之洞、端方谋款的事实，也说明了终于不
成的原因：“端方遂欲致之鼓山（福建）、普陀等处，仆遂决意不受。”至
于所谓“侦探”云云，章太炎愤愤地指出：这是“诬人之言”。
章太炎的这封复电，除了在和刘师培的关系上有所隐讳外，关键之点大
体说清楚了，但是，由于《越铎日报》是小地方的报纸，人们普遍没有注意
到这封电报。
1912年9月28日，北京《民主报》上又出现了一篇题为《讨民贼章太
炎》的文章，指责章太炎有七条罪状：其一是“充端方侦探，至卖友邀功，
亲笔手札，千金赏酬，久已揭载报章，摄之影片，真凭实据，人所共知”；
其二是“因刘申叔与圣母何震，受端方之运动，每月得其干修二百两”。当
月12日，黄兴、陈其美入京，共和党设宴欢迎，邀请章太炎参加，但章太炎
不仅不参加，而且发表《却与黄、陈同宴书》，攻击黄兴、陈其美为“匪目”，
因此，《民主报》便反唇相讥了。
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前后的言行，确有若干不妥之处，加以批评是可以的，
但是动辄揭“老底”，扣以一顶“端方侦探”的帽子，也未必妥当。如果说，
在章太炎散发 《伪〈民报〉检举状》的时候，把章太炎和端方的关系想得严
重一点，还情有可原；但是，在经历了三四年之后，仍然危言耸听，靠一顶
经不起事实检验的“帽子”来搞臭章太炎，那就真的“有伤忠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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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排满革命”到“联满革命”
辛亥革命准备时期有个响亮的口号，叫“排满革命”，由于满洲贵族集
团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实行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顽固地拒绝改革，因
此，这一口号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同情，颇有“一言排满，举国同声”之概。
但是，到了辛亥革命前夜，却出现了“联满革命”的主张，其代表作是同盟
会会员刘揆一的 《提倡汉满蒙回藏民党会意见书》，这是个迄今尚未有人论
及，但却值得大书特书的文件。
刘揆一 （1878—1950），字霖生，湖南湘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