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他布道。听完了之后这六个人没有走，他就走上去问他们有什么事，青年人说我们现在想学点科学，想学点英文，你能不能帮助我们。他就非常高兴说：我当然愿意帮助你们。你们如果能找到二十五个人，我就可以给你们办一个班。这六个年轻人说：“这个没有问题，我们很容易能找到二十五个人。”然后他们就找到了人办了一个书院，这就是你们学校最早的源头。今天到学校来，我也觉得满亲切的，好像到了我认识的一个人这里。
我看到在座的各位这么年轻，回想起我们当年对文学的追求，我是1978年进的武汉大学。我们当时也是和大家一样的，来了个作家，就拿着个小凳子拼命去听讲座，有一些思想很活跃的人来煽动，我们就跟着去听，也很激动。青春时代对我的创作有很多帮助，但是我们那时在学校讨论的文学问题和现在大家关注的文学问题是完全不同的。当时谈的一些问题有一个是“爱情禁区”问题。爱情禁区问题，就是说小说能不能写爱情。这个事情现在想来是一个很滑稽的问题。以前的小说是不能写爱情的，包括样板戏是没有爱情的。女的都没有丈夫，男的也没有女朋友。爱情禁区能不能突破，一天到晚在讨论这个事情。还有一个是“歌颂与暴露”的问题，就是文学是不是只能写歌颂文章，只能歌颂这个社会，不能暴露这个社会的阴暗面，当时也叫光明与黑暗的问题，或者是歌德与缺德的问题。很多人认为你要是写了暴露社会的黑暗面，你就是缺德的问题，那么我们应该主张的文学应该是“歌德”式的。我记得文坛讨论这个问题是很激烈的，我们在学校里也是。还有一个叫“悲剧与喜剧”的问题。文学能不能写悲剧，是不是只能写喜剧。文学主要是鼓励人，不能把悲剧给人看，虽然也有很多同学举出例子讲悲剧的力量如何，但当时确实是有很多人主张只能写喜剧。还有当时文革中间的“三突出”，还有“主题先行”之类。我们当时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些话题中间。我们班还搞了最大的一个活动，就是讨论“文学是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也是当时讨论得非常激烈的问题，文学一直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一个阶级向一个阶级进攻的长矛，是枪弹、是火药，是这样一些东西。那么，它作为一种阶级工具的形象出现，现在是不是还得持这样的看法？1978年—1980年，我刚入校的2年时间里，我们经常讨论。并为此组织了个一个很大的讨论会，就文学是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进行了很针锋相对的辩论。
现在想起来，这些都是非常可笑的。虽然当时我们也没有争论出结果来。可是实际上有些问题是不需要你争论出结果的。就像现在的一些问题一样，同样不需要结果。有争论就够了，结果在时间发展中间自然就会出来。我们当年争论的一些问题，我们现在已经清楚地看到了结果。
我的小说是在大学期间开始写的。我的写作背景就是在这样一个争论激烈的背景之下，很多事情搞不清楚。当时伤痕文学很流行，作品很多，量很大。对我们的冲击也很大。刚刚粉碎四人帮不久，也没有多少文学作品可以读。我们在学校里面读的主要也就是伤痕文学如王蒙、刘绍棠等一批作家的，包括张抗抗、韩少功等人的知青小说。读着也不是觉得有一种很大的满足。虽然那个时候，他们天时地利比较好，写一部作品可能就叫响，全国都知道，就好像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全国人都知道有个作家叫蒋子龙。和现在的局面是很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作为文学专业的人，一方面读的时候被他们的身世和命运所感动、所震动，包括他们的控诉。那时候的作品主要是控诉，在情感内容上来震动你。但有些文字却还是比较粗糙的。有些从文学文本来看，我们也有不满。大家也在一起谈他给我们的教育是什么，他是思想上教育，给人一种震动，可是从文学的角度，好像他又经不起分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成立了文学社，很多同学也来写小说，我也加入到文学社里，开始写作。
我写小说的动机很单纯。那个时候学校里搞个竞赛，我觉得我也写一个吧。写完小说后让77届的同学来评，他们把我的小说排在了第一名，说是写得最好。当时我写的小说叫《羊脂球》，和莫泊桑的小说名字一样。写一个青年人的命运，社会使他堕落的一个过程。可是拿到老师那里，老师说你这个小说这么黑暗。我第一次听到竟然可以用黑暗来评价一个小说。我小说的结尾太黑暗了，老师在讲评作品的时候就把我的小说当成了反面教材来批评。一听老师要评点，我当时也没有去听，我就知道要挨批评。我很不服气，我就寄到了《长江文艺》，我想让他们看看。但编辑好像和老师串通好了一样，编辑说你的小说结尾是不是太阴暗了，调子太低了。我也想据理力争一下，可是那时胆子太小，也不敢像现在一样，你要改我我就不让你发，也没有这种豪气。那就算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改，又不敢吭气，实际上小说也没有发表。可是我还是想写，想出名，对我们学文学的人来说，写作是一种诱惑。于是又写了《大篷车上》。这个小说就一片光明，尾巴很亮的。我跟他们说这尾巴很亮很光明的，我把它给了《长江文艺》。他们说这小说不错，但是还是提了意见，说你字写得乱七八糟，你回去给我们从头到尾抄一遍再来，也不要改了，就像这个样子。我这个小说《大篷车上》后来就又从头到尾抄了一遍，发表了。这就是我大学三年级写的小说，大学四年级发表了。它应该算是我的第一篇小说。
我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写的小说，现在回过头来看也满可笑的。觉得怎么写出这样的小说来，怎么这么幼稚啊，到了大学三年级、四年级还那么傻。有时自己也会对自己有一种反思。当时也很会原谅自己，觉得我们很年轻。其实当时我也不年轻了。我当过工人，在大学里面也都二十六七岁了，比现在大学生老多了。可是思想确实很幼稚。我们那时的成长是和时代同步的。时代有多幼稚，我们就有多幼稚。所以呢现在回过头不能看。现在有时候给小说编目录，中间有几篇我永远也不会提它，因为拿出来给人看是很丢脸的。
在我写了小说之后，常常有人问我的写作动机。我跟他们说经济是一根鞭子。我为什么很努力地写小说，就是因为没有钱用。我那时很穷嘛。大学毕业出来，工资才四十多块钱，工作了一年之后加到五十多块钱。我父亲早去世了，我还要养我母亲，你说我怎么生活？可是我在写了《大篷车上》后，我的稿费是八十多块钱，我觉得从来没有这么富有过。马上就写第二篇小说。所以在1983年我们湖北举行湖北青年作家作品的讨论，在谈自己创作的动机和出发点，当时我说我真的是要改善自己的生活。我当时发表这样的言论时，可能有的老同志和评论家都很不屑于我的想法，老同志就觉得这样的年轻人是跨掉的一代。
最初的写作虽然相当程度上是为了稿酬来写，但那个时候确实是满怀激情的。我可以日夜去做这件事情。那时候家里住房也不是很大。我们家有一个壁橱，不足两平米大。我在壁橱里自己做一个台灯，关在里面写作，免得受干扰。我可以写得很晚很晚。那时年轻也不怕累。可以一写就是几个小时，虽然有很多东西就成了废品了，有很多东西写完觉得不好也就扔掉了，可是那个时候真是满怀热情，满怀激情来做这件事情。当然我刚才说稿酬这个事情也有点说笑，可是在除了这个东西以外，确实我们对文学抱着非常非常神圣的态度，觉得文学是能够塑造人的心灵，它是能够拯救人类的这样一种东西。与现在这种“职业杀手”状态比，我非常怀念我最初创作的那种激情。
但是在当时也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年轻，因为刚刚踏上文坛，和很多很多的年轻作家一样，很在意编辑是怎么看。会琢磨一下，他们喜欢什么样类型的作品。那时刚刚开始写作，觉得他们对我太重要了。他们要你写什么东西，你就得听。还要注意文坛上流行什么东西，很关注又有哪个玩出新花招了，得赶紧去学学。其实我在1986以前，也学着人家玩了一些花招。总想这个也去试试，那个形式也去试一下。玩了几样花招后，反觉得什么都不灵，觉得什么都没有意义。这些作品自己觉得其实都看不得。
文学这个东西最重要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你内心流淌的东西和你外在的形式是不是相符合，包括你个人的气质，你的经历、阅历及你所受的教育等等，你的性格是不是和你选择的东西是相符合的，相和谐的。当时并不是很明白这些，处在一种很混沌很朦胧的状态。很多很有才华的作家，第一次出来就非常成熟，像阿城的《棋王》，一出来就很有分量，一出来就让人很震惊，有一种很老到的感觉。但我不是这样。我前几年一直磕磕碰碰，不知道写什么，而且老在琢磨我要写什么样的题材，这种题材编辑会不会喜欢，别人会不会认同你，同行会不会看不起你。这些念头实际上是很折磨人的。那时侯我也很贪玩。笔会很多，编辑部经常举办笔会。我是招之即来。而且有个口号，说是要玩得全国山河一片红。当时自己年轻，贪玩而又没有钱旅游。编辑部愿意出钱，还到处有吃有喝。所以我有很多小说都是在那个时候写出来的。那个时候笔会，跟现在笔会不一样。现在笔会都很简单，比较实际，知道你们这些作家的目的就是想来玩一下，所以呢他们也不开会，说上笔会就是想让你旅游一番，你回去交个稿也就行了。可是那个时候编辑也比较老实，笔会一开就是一个月的时间。把我们弄到鼓浪屿也好，甘肃也好，不管什么地方，先住下来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