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格尼达什发言了：“同志们，我希望省委注意到这么个问题。我们已经时常出发到村子里去——医生和护士们都给农民医疗。我想，现在是提出经常帮助的问题的时候了。考虑在所有大居民点里在固定的日期开办门诊……同时，由于寒流的来到，由于老乡们住得很挤，我们应该在地下室里采取一切必要的预防办法来防止伤寒症。去年冬天，伤寒症在这一带很猖獗……”
格利达什宣读了详细的计划，计划里面谈到在各村中组织消毒站，以及给大批病人预防检查的问题。
“每个大队里都有医生、有护士和看护长。应该要他们不脱离人民，常常到村子里去。”
巴利茨基已经不再愁眉苦脸，不再显现出瞧不起人的、漠不关心的态度，而象所有其他的人一样，在自己的笔记本上记着什么。
省委委员米哈依洛夫说：“应该仔细地观察人民怎样在生活。我想说的是这个……我们卸了一台军车，弄到了几台缝纫机。把一部分分配给了居民，但不是直接给第一批碰到的妇女们，而是给女农民的团体。又给了她们一些布 ，说：‘在冬天给那些穿得很破烂的小孩子缝些衣服和外套吧。’你们要知道，她们是多么感谢啊！此外，开始了集体主义。这也是一种地下活动，也是培养后备军，准备红军和苏维埃政权的来到。同志们也许会说我文不对题吧，可是，比如说，我还想说到播种的问题。谈到秋季播种，而主要的是春季播种。我们有时侯卸着装运谷物的军车，但不知道把它怎么办。如果环境允许的话，为什么不把农民们叫来，要他们把种籽拿去呢？”我知道：苏维埃政权来了，就会把种籽发给农民的。可是我们也可以做一部分啊。并且可以教会他们埋藏，帮助他们搬运……为了他们的需要，我已经在塔拉先科的支队里，有一阵子把我们游击队的马匹给了贫民和没有牲口的中农，他们得从森林里搬运干草；现在开始从森林的菜园搬运马铃薯了。我们现在应该这样理解地下工作和群众工作……＇
尔凡诺夫说：“巴利茨基要求重要。最近飞机不常飞来。秋雨一开始，送来给我们的炸药和武器会得更少。应该，巴利茨基同志，唉，这当然不仅是对你一个人有关部门，而是对所有其他的指挥员们都有关，同志们，应该发动人民去寻找弹药。比如说，昨天我们出色的敷雷手瓦夏·库兹涅佐夫同自己的战士们把五十公斤的炸弹直接送到了联队司令部。如果按克拉夫琴科的定额来计算，这里面的炸药可以爆破七是裂军车。库兹涅佐夫并不嫌厌，他自己去找，也动员自己的人员去找。但是如果我们的地下工作者、居民、共青团支部来帮忙呢……”
巴利茨基又请求发言。
“等一等，还有人想发言吗？”
发言的还有马尔科夫和尼古拉因科。他们谈到地下工作者怎样帮助从德寇俘虏营里脱身的红军战士跟游击队取得联系，怎样用俘虏的小组组成不大的支队，再把我们的任务转交给他们；他们还谈到脱身的俘虏现在已经知道到哪里去了。
“最近几天，我们收容了三十个乌兹别克人，”巴利茨基说。
“你瞧，”尼古拉因科说。“通过我们的地下工作者，前军团司令红军少将塞索耶夫要到我那里去了。他在作战时受了重伤，失去了知觉。被包围了。战士们赶上给自己的将军换上了士兵的军服。他在这整整两年中以普通战士的身份做了俘虏，并且同一小组被俘的士兵一块儿脱身。后来他被匪帮抓去了。我们已经设法不仅帮助他本人迁移到我们那里来，并且把所有被强迫留在匪帮中的人都接回来……”
（的确，塞索耶夫很快就实现了脱身。他带了一小队布里博夫分子来到了我们这里，在联队司令部里一直工作到同红军合并为止。——作者）
巴利茨基又一次得到了发言权。你瞧，这才是党的力量，同志们的影响！在我们面前的已是另一个人。他已认识到，据我们以后按他的行动看来，深深地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他在自己的发言中说，直到现在他才理解在大队的面前发生了多么伟大、多么崇高的行动纲领……
“我现在看到，大家都知道应该做什么。我看到了真正的组织性和求实精神，听到了思想和建议。是的，我不承认定时地雷是干得不对的。我本来认为只有在战斗中的人，只有把自己的胸膛去冒险的人，才是坚强的游击队员；而那些在游击队的后方的都是次要的游击队员。我应该坦白地照布尔什维克方式来承认：我过去做得不对！我向你们说老实话，为了把一切事务而不仅是爆破工作都提到应有的高度，我会做到一切。”
巴利茨基还是受到了处分，并且象共产党员所应该的那样，他毫不形诸辞色地接受了……省委委员米哈依洛夫到他那里当了政委，我们中间新方法的出色专家之一的克洛科夫当了地雷爆破活动的助手。
我马上就说吧，巴利茨基的工作很快就好转了，他的大队不久便占了头几名……
分析了巴利茨基的工作以后，我们休息了半个钟点。这次休息特别使我牢记不忘。
大家站了起来，捏捏腿，散散步，继续着同一的探望，可是已经不回顾主席们，彼此开开玩笑，拍拍肩膀。
我感到大家都有一种焦急而兴奋的情绪。看来，好像我们在某种重要发现的边缘上；发生了某种很重大的事情，可是应该用言语来表达出来，下个定义。我会意地把战争头几个月的游击队员和地下工作者，同这些穿得很漂亮、很有自信、感到自由的强大支队的指挥员们比较了以下……而他们经过的路线，大概同我们所经过的一样。同样隐蔽过，同样由于饥寒和潮湿而哆嗦过……
在我沉思的这一会儿，特别科的一位工作人员走到我跟前，带着惊慌的神情对我附耳说了几句。我没有一下子听懂他。他把我领到一边，瞪着两只大眼睛，东张张，西望望，又重说了一遍。我听完以后，不由得大笑起来。
“什么，什么？”德鲁日宁问道。
这时为了使集会的同志们都能够听到我的话，我大声地说了。
“这里我们的侦察员查明了一件可怕的事！科维里的盖世太保通过自己的间谍确定了我们地下省委会和联队司令部的所在地……我们该怎么办呢，同志们？”
草地上发出了哄然大笑。除了特别科的工作人员以外，所有的人都大笑起来。
“也许这些盖世太保分子同样知道苏联政府设在莫斯科吧！”塔拉先科笑得哽住了，喊了一声。“这是很有力的情报。”
“他们给我们把盐倒在尾巴上了……”（这是一句成语，意思是他们想加害于我们，但白费心机。）
“同志们，”德鲁日宁说，“笑管笑，要知道，正是这批盖世太保分子和他们的所有机关，知道了我们省委会在离开他们一百五十公里的地方在开会，恐怕明天就会逃之夭夭吧。那时我们怎么办呢，去打谁呢？……”
同志们彼此继续开着玩笑……我看着他们，心里想：“都会合了——只要用无线电一召唤，从本省四面八方，在一、二百公里外的人都按时来到了。并且不是偷偷地来的，不是爬来的，也不用隐藏！”
不错，的确，几乎全体应邀的同志们都带着一种自豪感在白天里堂而皇之跑来的，他们意识到自己是使侵略者胆战心寒的游击队员。十五名或二十名一队的游击队员在走着，甚至一个连队的德寇也不敢公开袭击他们。他们知道，现在我们这里有极好的联络——时时刻刻都可能有强大的兵力出来援助……
现在偷偷摸摸地来往的不是游击队员，而是侵略者和他们的奴仆了。下面是我们值班的编年史记者在这个时期写的断片：
“任何一个步行的人都能追过沿着铁道驶去的军车。瞧着，机车噗哧噗哧、勉勉强强地爬向那掘出了炸药的坑洼，叫人厌烦，它好象不乐意闯进坑去，可是为了不让在后面走着的车厢弄坏，仍然象早先一样，一辆接着一辆爬去……”
这还不是最大的成就哪！你瞧，科维里－萨尔内和科维里－勃列斯特的铁道，侵略者根本就不能再使用了。有时侯他们夜里顺着铁道路基放过一些载货的汽车和马车。这是他们干的军事诡计；我们的敷雷手们十分警惕地控制着公路……为了使大家想象到其他的、还在活动的科维里枢纽站的铁道线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工作，我可以报道一下，一家座落在马尼维奇附近的机械化嵌木地板厂现在完全转为生产棺材；并且指出，在列车事故的死者中，只有军官们是用棺材埋葬的，士兵都直接被埋在泥土里……
我不记得是谁第一个说话：“同志们！现在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地下工作了！连地下省委也没有了！”
“怎么没有呢？”马上有几个人叫起来了。
两年以前——一九四一年九月十六日——在切尔尼多夫省最后的一个区中心雅勃隆诺夫卡还没有被法西斯军队占领时，我宣布了切尔尼多夫的党省委从此以后成为地下省委。
第二天，红军放弃了雅勃隆诺夫卡。
并且虽然我们——那时的切尔尼多夫省委会的委员们——知道，森林里有我们受过考验的人员所组成的一些支队，有相当数量的武器，有粮食地窖；虽然我们曾被党中央委员会预先通知，并且事前受过训练；但是过渡到秘密活动是快速到这种程度，以致我们对新的环境好久摸不着头脑。
过了两年，我们留在德寇占领的情况下，留在敌人的大后方时，也同样突然发觉我们已经不是地下工作者，我们的省委也已经不是地下的了。
事实上，以“地下”的这个词为前提，我们是秘密的，我们是隐藏着的，是秘密活动的。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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