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喜过望，忙说：“好的好的。”谁不想用电脑写作呀？可学校的电脑要三块钱一个小时。我到哪里去找这笔钱？这回我要利用石主任的电脑，把五笔练熟，以后找工作，无疑就多了个砝码。现在单位用人，都需要懂电脑的。
《追忆激越年华》，这是我的标题。石主任把它改为《黄河在咆哮》，并添了个副标题：老八路追忆激越年华。还有，在标题下，添上了刘处长和李干事的名字。这让我好不理解。实习前，班主任就反复讲过，写稿时，一定要把实习老师的名字署在前头，这既是礼貌，也是规矩，要不然鬼都不会做你的实习老师。我觉得这是应该的。实习老师给你出点子，带你去采访，又帮你改稿，署他的名字当然应该。但有必要署刘处长和李干事的名字吗？
我撇了撇嘴巴，没吭声。石主任看出了我的不舒服，就笑，“你这个伢子，贪功了不是？做人要圆和，既然他们对我们客气，我们给他们挂个名也是应该的。挂个名，对我们没什么，他们又不要稿费。可对他们来说，就很重要，这是他们宣传干部的业绩，与他们以后的提拔和年终奖金都可能挂钩。”
我听了，不好意思地搔了搔脑袋。没想到里面还有这么多道道，石主任不说，我还真不知道，哎，署他们一个名也是应该的。
石主任刚说罢，李干事就打来电话，问稿子写得怎么样了，还要不要他帮忙？我忙说不要了。石主任朝我眨了眨眼睛，我一点就通，就在电话里告诉李干事，稿子已经写好了，马上会见报，到时他和刘处长的大名都会在报纸上看到。
李干事果然开心极了，笑着说：“我的名字就算了嘛，署我们刘处长的名字就可以了。”
我说：“怎么能算？你陪了我们整整一上午，又陪我查了一晚上的资料，刘处长的名字署不署没关系，但你的名字一定要署。”
李干事忙说：“谢谢，谢谢，那拜托你一定要署刘处长的名字啊，不然我的名字也就不要署。”
我笑着说知道了。两人闲聊了一阵，李干事告诉我，明天夏卫华师长在长星小学有一场爱国主义教育演讲，问我有没有兴趣。我说要看我们主任的意思。放了电话，我把这事报告了石主任。石主任说：“当然要去呀，你可以写条小通讯，放在社会新闻栏发。我知道你们实习要算篇数，这不又一篇吗？”
我忙说：“谢谢石主任。”
石主任笑道：“呵呵，嘴巴甜一点也好。对了，你得告诉李干事别通知社会新闻部的记者了，要不然稿子一冲突，你的就发不出了。”
我忙打电话给李干事。李干事同意了，并预祝今后合作愉快。我听了这话，打算下一篇稿子也署上他的大名。
三
第二天上午，我去了长星小学。由于转车，再加我不熟悉小学的位置，等我赶到那里时，长星小学的操场上已坐满了花花绿绿一大片人，主要是小学生，也有很多围观的市民。一个粉头粉脸的家伙（大概是校长）在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上正准备发表开场白。我看到夏师长一脸笑容，坐在主席台中央，脸上黑褐色的老年斑，乍一看，如一群附着的苍蝇。
两次见面，只隔一天，但我的内心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说上次见面，我对他是又敬又怕；那么现在，我对他只充满了同情。我甚至觉得他的慈眉善目有些窝囊。他怎么就不长得威严一些呢？怎么像个慈祥的老太太呢？顶着个将军头衔，怎么就没有一点将军风范？
校长开始讲话了。校长的声音像一只打鸣还不得其法的小公鸡，在劣质的扩音器里嘶嘶地尖叫，让每个人都觉得有利器在戳他们的耳朵。加上他有点夸张自己的声音，舌头在嘴巴里用足了力，以致吐出来的字夹杂了太多的气流。他的话，我几乎有一半没听清。但下面几句，我还是听得非常清楚，“……至今活着的老八路，是历史的见证！人民的财富！共和国的丰碑！青少年学习的榜样！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尊敬他们！爱戴他们！关心他们！”
这话讲得太好了，我忙掏出本子把它记下来，回去肯定用得着。不但我觉得校长讲得好，在场的所有人都觉得校长讲得精彩，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校长用双手使劲地把掌声往下压，压了几回，才压住。
这时两个小学生站起来，迈开脚丫子奔向主席台，一个给夏师长戴红领巾，另一个在夏师长的脖子上套了一个鲜花环。
轮到夏师长讲话了，可夏师长大概过于激动，对着麦克风，半天都没说出一句话，只用手把眼睛擦了又擦。这让在场的好多女市民也都抬起手拭眼睛，唏嘘感慨，说老八路能活到现在，真的不容易。
后来夏师长总算开口了，声音有些颤抖，他说自己是太激动了，他已有十年没见过这种场面了，他感谢人们还没有忘记他。他将为社会主义建设发挥自己的余热。接着他开始讲自己的故事。同我那天听到的差不多，等讲到一把寒光闪闪的钢刀把鬼子砍得滚瓜流水时，声音里明显有了底气，高亢起来，长满老年斑的脸上居然容光焕发。后来为了让听众明白他当时杀鬼子的痛快，还打起了手势，样子很像我们的战争片里首长在做战前动员，还真有些将军的风采了。台下再次响起热烈的掌声。而在这如潮的掌声中，我心中却突然莫名其妙一酸，眼泪差点流出来。
夏师长的演讲算是非常的成功，但讲着讲着就跑题了，竟然痛心疾首地点评起如今社会的阴暗面来，对那些灯红酒绿、丰乳肥臀、贪污腐败等现象喋喋不休。“……我们那时，哪有这种现象？刘青山，张子善，才贪污多少呀？说杀就杀了！”
在这样的场合，讲这样的话，而且讲得这么率真，台上台下顿时一片哗然。我这才明白，为什么前天李干事没有请他们这些老八路去天鹅宾馆吃饭。
小学生开始交头接耳，围观的市民在摇头笑，不知是笑夏师长，还是笑时代的变化让人不明白。后来，工作人员急中生智，把麦克风的插头拔了，他悬在空中打雷似的声音才猛然跌落下来。过了一会，校长对他耳语了几句，他迟疑地点点头，两个人就扶他下了主席台。我怀疑校长骗他线路出了毛病。果然校长站起来大声宣布：“今天太阳太大，将军有心脏病，需要休息，而且麦克风也出了点问题。演讲到此结束。”
大家轰然而散。我有心想跟老师长打声招呼，犹豫了一下，老师长就被一群人扶上了小车，走了。
回到报社，今天的报纸早已出来了，我昨天的那篇文章登在纪念抗战专刊上，占了整整一版，还有剩，转到别的版面了。组版编辑把版面弄得花花绿绿，俗是俗了点，但挺惹眼的。拿着报纸，我心里美滋滋的，准备重新读一遍。这是迄今为止，我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最长的一篇文章了。
电话铃响了，我抓起电话，又，是李干事。他在那边很夸张地把这篇文章赞扬了一番，对我有刮目相看的味道，说我“年轻有为”，尽管隔着电话，他的声音还是极有感染力。赞完文章后，又问我上午去听演讲没有？我说去了，正准备写稿呢。他就说好的好的，不打扰我了，然后挂了电话。
有了第一篇文章的成功，我的心里踏实多了，也自信多了。提起笔，哗啦哗啦，把上午演讲的精彩部分叙述了一通，写到结尾的时候，我犹豫了一下，老师长是联系实际演讲，但实际上跟演讲的主题不符合，怎么办？后来我灵机一动，我也来个联系实际，对小泉蠢蠢欲动的参拜行为及复苏的军国主义严正地批判了几句，胜利结尾。稿子大约千把字，我一个一个把它们输进电脑，忙到晚上八点才散工。我感觉打字的速度也提高了不少，心里对自己很满意。
署上石主任的名字，再署上李干事的名字，最后署上我的名字，交给石主任。石主任读完，说声不错。然后在电脑里删了几句话，再一点鼠标，就把稿子发到总编室的存稿箱去了。扭头对我说：“放心，明天一定会见报。”
我嘿嘿憨笑。心想，把你的名字署上了，不见报才怪。我发现我的脑子越来越好使了。
不知是出于什么心理，我突然决定晚上去拜访一下夏师长。我自己也搞不清是出于一种敬意，还是一种同情，或者纯粹是稿子写完了，写得顺畅，心情愉快，而要找一种发泄快乐的方式？再或者是英雄在自己心中平民化后，我要去感受一下内心的那份舒展自如？我前天采访他时，的确是太紧张，太狼狈了。
总之，那天晚上我真的去了永红干休所。
先打电话给李干事，李干事在电话那头有些为难，“晚上拜访他？不好吧？”
我说：“没事吧，我就想看看他。”
李干事沉吟了一下，说：“今晚我有点事……要不这样，你自己去看他，我就不陪了，反正你们也认识。他就住后面的老干楼，6幢3单元201室。”
我说好的好的，顺手从报社拿了好几张当天的报纸，就坐公共汽车去了。下公共汽车的时候，我摸了摸口袋，里面有九十六元钱。我拿出其中的二十元，买了几斤苹果。我想仅仅带几张报纸去，还是不怎么好。
进干休所，右拐，到宿舍区。1幢、2幢、3幢……找到第6幢3单元。正爬到二楼的拐角处，楼上左边的门呼地开了，明亮的灯光和粗暴的声音汹涌而出，一下子朝我冲来，我本能地后退两步，在黑暗中站住了。
“你急什么急？我还没要你赔偿青春损失费呢！”紧跟声音出来的，是一个打扮得很年轻的老太太。“我儿子的事，你能解决也要解决；不能解决也要解决，跟我装熊，没门！”一边说，一边朝楼下走。看样子，这个老妇人就是师长的前妻了。
为了避免被当作是楼道里的偷窥者，我只好敛着头往上走。一抬眼，我就看见夏师长那颗苍老的头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