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县上向县委书记汇报。县委书记也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当下叫来宣传部长，让宣传部长亲自听白书记的汇报，最后三人达成一致，同意树黑婆婆为诉苦典型。
白书记胜利了，很高兴，回到镇里后立刻就组织笔杆子，成立了公社写作组，并要他们迅速整理材料，让黑婆婆熟记于心，先在镇里万人大会上诉苦，然后去县上参加“县忆苦思甜报告团”。
为整好材料，写作组首先要采访黑婆婆。那一天，黑婆婆刚开门不久，写作组的几个笔杆子就登门拜访，向黑婆婆说明来意要她积极配合。黑婆婆一听要她诉说土匪轮奸之苦，面目一下冷了下来，一句话不说。这样僵持了大半天，也没问出个所以然。黑婆婆不配合采访，材料就无从下手。无奈，几个笔杆子只得向白书记汇报。那白书记一听很感意外，批评写作组的笔杆子们工作没做到，然后下命令说，让生产队和大队的干部们全力配合，一定要做通她的思想工作。说完，又叫来妇联主任，要镇妇联直接参与，三天之内将黑婆婆思想打通，不能耽误下个礼拜在镇里召开的万人大会上诉苦。
这一下，黑婆婆的小屋内便热闹起来，小队干部、大队支书、妇联领导、写作组里的笔杆子们，你来我往，轮流劝说，但让人不解的是，尽管来游说的人说破了嘴皮，黑婆婆却始终一言不发，她只是双目直盯来人，而且那目光越来越冒凶光，最后吓得前去劝说的人皆不敢与她对视了。
大概就在那天夜里，黑婆婆悬梁自尽了。
消息传到镇里白书记那里，白书记很是吃惊，怔怔然，默默然，许久了才长叹一声说：“地主小姐毕竟是地主小姐呀！”
电影人的尴尬
田壮壮 彭小莲
彭小莲：我是受《收获》的委托来的，但是我觉得很难聊，因为我们已经做电影做得很多也很久了，对待电影的态度，要不是很熟的人，我们都是不愿意谈的。因为，电影已经变成非常个人的事情，当你在跟别人谈电影的时候，像在跟别人谈自己的隐私。我觉得你作为一个朋友谈谈还可以，突然要变成一篇文章，还要给那么多读者去看，会觉得很别扭。谈谈看电影的感受还可以，再往深里走，就不行了。就会觉得非常矫情。但是，拍电影，拍到现在，越拍越紧张，你到底是拍商业电影，还是有思想性的电影？投资环境都这样了，你到底要做什么，什么是你自己最有愿望和激情去做的事情？记得有一天，我在家里看书，突然有人给我打电话，说：“看电视，看电视！”我说看什么呢？朋友说，电影院的观众在那里乱叫，让陈凯歌和陈红接吻呢。然后，陈凯歌说，别急，我们待会儿会接吻的。朋友说，就在电视上，快看吧。我说，我不看！挂了电话以后，我心里特别难过，我都想哭。不是陈凯歌和陈红的问题，我是在想，做导演做电影都要做到这个份上，这个地步，真的受不了！在我的理解里面，导演就是，或者永远就应该是站在摄影机后面的人，在美国也从来没有看见过导演要跑到观众面前去表演，要让导演来做秀，做宣传。靠这种手段宣传电影，这也不是一个办法，也不是一个走市场的真正手段。你说是吗？
田壮壮：我实际上觉得，我们在这里聊啊聊的，聊的是另外一回事。我现在已经回到学校……是2003年SARS那年回到学校，已经有近三年的时间了。以前就是在这个电影圈子里转，转了很多年，这中间有十年转出去了，觉得不好玩，然后又转回来。然后又觉得有一种……怎么说呢，就是慢慢地就感觉到一种年龄的变化，就感觉到我们这些拍电影的人……就是我说的，我们这些人渐渐地就形成了一个自己的小圈子，然后形成一个金字塔，你可能就是那个塔尖上的人，每个圈子之间也没有什么往来，互相也不再聊什么了。除非说是很好的朋友见面，大家在一起互相调侃调侃，调侃里面能带着一点真话就算不错的了。于是，感觉越来越不好，就想换一个环境，最后，我就回学校了。回学校以后，面对大量的学生，看着他们，就发现这些孩子完全是对电影充满热情地进来了，最后是灰头土脸的出去。就是这种感觉。其实，小莲，我真的有一种切身体会到的东西，就是对电影，可以用尴尬两个字来形容。你在学校很尴尬，你做电影也很尴尬。你看电影，包括你刚才说的，凯歌的这种首映，你都会觉得是一种尴尬。其实，如果说，是我们在学校看见的凯歌，在我们了解和印象中的凯歌，他的那种清高和骄傲的性格，不可能去做这些宣传，现在，所有的综艺节目他都去参加。
彭小莲：他完全是为了票房。他必须委屈自己。
田壮壮：说的就是这个。不管你说是票房也好，封顶线也好。我觉得心里面还有一种更深的尴尬，是在于……
彭小莲：在于，电影对于我们已经没有神圣感了。
田壮壮：或者说是没有一个度和界线了。大家把所有心里的东西都模糊掉了。就是说，你想坚持的也好，像你说的曾经在心里有过的一种神圣的东西也好，或者说你最投入的也好，已经在后来的阶段模糊了。我相信，像凯歌做《无极》，艺谋做《千里走单骑》，他们还是非常认真的，投入的；但是当做完了以后，那些东西文变得模糊了。反过来讲呢，咱们是导演专业的，我们是否做过一个统计；现在的导演系毕业出来的学生，每年都有一届，最后有多少人是在一线做导演的？那么电影学院出来的人，每个系出来的人，最后又有多少人在做电影专业的？在学校的时候，你就开始感觉到特别尴尬，十八九岁的孩子，每年真是数以万计地在学校门口苦苦地等着，现在又都是独生子女，加上父母；你想，是几万人拥在电影学院的门口，让学校在筛选。可是，筛选一个艺术人才有什么标准？一个艺术院校应该怎么去招生？谁都说不清楚。大家也都没有好好去想过，有些人就这么进来了。我们当初进学校的时候，也都是热血青年，“文革”结束了，有这么一个机会，咱们想那就去试一试。也许，现在这些孩子，比我们当初的意识要单纯得多，那就是我要考一所学校，我要搞艺术，要搞电影。可是，在学校待了四年，也许最后他还是没有搞明白电影是什么，他又走掉了。如果你现在看到电影的时候，看到网上，那些八卦的东西，你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挺伤感的，会难过。为什么现在这些人会这么津津乐道地去谈这些八卦，谈这些不着边际的话题……
彭小莲：谈的都是电影以外的东西，和电影本质没有关系的事情。
田壮壮：对，跟影片完全没有关系。谈的时候，就好像你非要把一个人扒光了，你算高兴了。那么，其实我觉得这个环境和圈子，我曾经很认真地在想这个事情，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到底是怎么回事，让电影人变得如此的尴尬。很多电影呢就像押宝那样在赌博。扔了一笔钱，可能垮掉一个资本家，活了一个导演；或者呢，资本家和导演一块儿垮；或者是下了赌注，票房做到几千万，一个亿，等等，我就觉得，这个现象挺不正常，挺尴尬的。因为我们在谈产业，谁又认认真真地研究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这么百、几十年的电影产业的文化、文明、历史、发展，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就是从一战、二战，以及他们国内自己的党派和一些政治运动，怎么发展到今天，怎么形成了现在这样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他们怎么保护和维护他们的电影？包括韩国这几年电影的新兴，等等。你会觉得想不通，也想不明白。我自己呢，我到学校有一个自己的感觉。比如，对母校说点不恭的话，你去了电影学院以后，一个导演系的学生，在四年毕业的时候，有可能连一尺胶片都没有碰过，这在学校都完全可能。
彭小莲：听说，他们比我们当初要好多了。
田壮壮：那是很好，但那都是DV机器，都是Beta，真正接触到胶片的时候，要等到第四年的时候，可能有四个小短片可以拍摄，但是必须要竞争，因为这种竞争就变得更加奇怪。文学系的孩子本子可能比导演系的好，因为这是他们的专业嘛。现在是谁的剧本好，谁当导演。那我说，干脆开一个文学系就可以了，不要什么导演系了。以前，我们说编导，编导编导，那么课程基本上是在一个概念上的。于是，让文学系的孩子做导演，这又形成了一种尴尬，当这些尴尬出现以后，又造成了一个另外的现象。所以我们要努力让导演系的孩子拍胶片。于是，小莲，你都不能想象，孩子可怜到什么地步。我们只能给他们拍一分钟的胶片，或者是三分钟的东西，片比是1：1。最多是1：2。就是让他们亲手摸摸胶片是怎么回事。胶片它的那个神奇的感觉……
彭小莲：在银幕上出现的时候，它视觉的震撼力。
田壮壮：对，就是它装在一个黑盒子里，到用各种镜头，放到药水里去冲洗，配光，最后放到放映机上的过程，一直到最后在大银幕看见它的时候；再比如，我们以前剪片子的时候，用的是摇片台，你会听见声音，你会发现声音和画面的不同步，不管是做对了还是错了，整个电影的质感让你会产生很多感觉，胶片和你生活中的关系。现在，我们渐渐都看不到这些了。因为，孩子们可以用非线剪辑。学校的设备应该说，在亚洲可以算是一流的。
彭小莲：学校里的东西有这么好吗？
田壮壮：有！我们学校有Arriflex 535摄影机，有很好的数字的工作站，有很好的高清设备，但是呢，他们就是摸不到35毫米胶片。
彭小莲：我以为这并不重要，因为我在国外读书的时候，学校根本不需要学生拍35毫米的胶片，我们拍的都是16毫米胶片的电影。
田壮壮：对，我同意你的说法，就是这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