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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晚，万志萍离开林越寝室时已超过十二点。他们在分手前一刻说了一句话。那时万志萍终于睁开了眼睛，她看了一眼林越。林越仍坐在她旁边，眼睛亮晶晶，凝视着她的粉胸，万志萍就伸手在他眼前晃了一下，说：“这么好看啊！”林越笑。万志萍丰满粉白的胸脯，是他看到的第一个女人的胸脯，他感到它是无可比拟的。
林越大学毕业后，按照当时从哪儿来回哪儿去的分配原则，他回到了西亭。他学的是政治经济学，先是被分配到党校当老师，但他不喜欢当老师，后来调到县（后改区）政府做秘书。他也不喜欢做秘书，后来又调到政策研究室，然后是地方报社，不久擢升为副主编（正科）。前几年政府办了一个内部发行的综合性双月刊，《希望》，调林越去任常务副主编（副处，这年报社和杂志社同被升格为正处单位）。《希望》的主编和社长由一位区领导挂名兼任。林越现在不仅感觉到有了点自由，实权在握，而且两个月出一期杂志，工作也比过去清闲不少。因为上了副处级，林越还能开上一辆公车“时代超人”。到这时大学毕业多少年都有点记不清了。当然这是后话。
林越大学毕业时，万志萍升大二。这一段是他们之间的热恋期，同时他们之间的日子也过得很平静。两人因为不常见面，有时一月一次，因此每次见面都有点像过节似的。也因为平时不在一起，他们相互间要面对的问题也非常简单，就是考虑见面的问题和互相写信，表达思念之情。前两年万志萍没有将和林越的事告诉父母，除了有点害羞，还怕父母责怪她读书期间谈恋爱。当然另一层原因是，她怕父母不同意她的男朋友在郊区。当时的户籍制度，将人分成了三等：市区、郊区、农村。其间观念上的差别比物质上的差别更大。在很长一个时期里，市区人犹如“高级居民”，不仅将郊区统称“乡下”，而且将所有的外地，即使像杭州这样的历史文化名城也统称“乡下”，如到杭州去看亲戚，就常常说，“到乡下去”（由此杭州人对上海人也最“记恨”）。在思维和语言习惯中，住在郊区的人好像也不把自己看作上海人，如他们到市区去，可能只有一步之遥，但他们就说，“到上海去”。林越大学毕业时，也曾幻想过留在市区，但很快他就明白自己最好的去处还是回西亭。因为虽然他上大学时户口迁到了学校，但原始的户籍记录还是决定性的，终身的，他如不愿回西亭，那就只有去更偏远的地方。
由于万志萍起初没有把自己和林越的事告诉父母，因此那两年他们见面也有些不方便。当时还没有双休日，星期天不回家，坐车到郊区去看林越，总要花一天时间，而且不可能每个星期都有适当的理由（以前万志萍星期天总是安静地呆在家里）。就算林越来看她，她也要找借口出来。因此那时他们一个月见两次是多的，见一次也不算少。其中大都还是林越“上去”（也是市区人的一种说法，反之到郊区是“下去”）。不过这种不方便和阻力，也增加了他们的关系的弹性和含义，好像使他们相互更加有吸引力。万志萍是一个对自己的需要有一定认识和准备的女子，她在平时并不表现很多，比一般的女孩都显得温和文静，而且她的面容也长得温顺恬静，她的大眼睛也不显得特别明亮和灵活，就像掩在薄云后的一轮圆月，透露着清澈柔和之光。但是在她需要作出决定时，万志萍却往往表现得非常果断大胆，甚至方式极端，而且在这时，她也毫不声张。比如她对和林越的事就是这样。
他们不见面的时候，就通过书信联系，每周至少通一封信。他们在信中互相表达思念，谈工作和学习，谈读书心得、电影、日常生活等，谈当时的名人遇罗锦，谈那个时代的热门话题“思想解放”。那一年，遇罗锦发表了一部自传体小说，讲述了她的家庭、她的哥哥遇罗克——思想解放先驱者，以及她自己的故事，内有大量篇幅公开了她的私生活，发表了她对婚姻、爱情和性爱的看法。她的生活态度和那些看法在当时有点被视作异端，于是她的文章以及她本人一时成为人们热衷谈论的话题。林越和万志萍当时正处在热恋阶段，站在他们的立场上，谈论遇罗锦的话题不太合适，从他们的通信看，他们并不赞同遇罗锦，不过，他们也许更不赞同的是遇罗锦的表达方式。在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初期，文学处于社会精神活动的中心位置，诗人和作家成了众目睽睽的明星人物，有的甚至还扮演了大众的代言人。在林越和万志萍的通信中，他们也经常谈到一些文学作品，万志萍更喜欢一点诗歌，她有时在信中抄录一首舒婷或顾城的诗给林越，如《双桅船》《别》《回归》《致橡树》等。
在春天／你把手帕轻挥／是让我远去／还是马上返回／不，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因为／就像水中的落花／就像花上的露水／只有影子懂得／只有风能体会／只有叹息惊起的彩蝶／还在心花中纷飞……
这样的“新诗”，当年真是令他们爱不释手。林越在大学里也在日记本上写过诗歌，他在给万志萍的信中，也谈到过许多当年轰动一时的小说作品，如《人啊人》《沉重的翅膀》《美食家》等。同时他也喜欢大仲马和狄更斯的小说，也喜欢茨威格、毛姆和罗曼·罗兰等。
到万志萍毕业，将他们两人三年里写的信加起来，有四百来封。当年林越听说那个和女友分手的同学，女友退回给他的信有三百封之多，这曾令他叹为观止，现在他本人也有过之而无不及。写信，阅读文学作品，这真是那个时代的典型风尚之一。他们结婚后，万志萍把他的那些信带了过来，他把它们和她的信一块儿保存在一个纸盒里。过了许多年，在他们第一次搬家时，林越看到了这个纸盒，当年那些散发着淡香的温馨的信封已经泛黄了。林越取出自己的几封翻了翻，但是他只看了几行就忍不住抛下了。他又换了另一封，结果还是没有看完。当年林越写这些信时，感觉上好像有一种“少年维特”的倾情方式，他的信都写得比较长，短的也超过一千字，他曾不无自得地对万志萍说：“这些情书将来可以出版的。”为什么它们现在忽然变得几乎不忍卒读了呢？信里有“少年维特的烦恼”吗？
在三年前这次分居前，林越又见到了这个纸盒，那些信泛黄的程度更深，有的已黄斑点点。这回林越没有去碰自己的信，而是抽出了几封万志萍的信。那天他见到万志萍时，他告诉万志萍刚才看了两封她过去（十五年前）写给他的信（其实他也没有看完）。万志萍莫名其妙，瞟了他一眼，说：“有病啊？”林越的确好像有点不正常似的，笑容浮面，还对她念了几句信中的话，说：“还记得吗，你写的？很不错。”那是万志萍在给林越的一封信中写的一首诗。万志萍说：“开什么玩笑，闲的？”林越说：“是你写的呀，不记得了？”万志萍说：“你别搞啊！”那是林越过去见到的万志萍写的唯一一首诗，虽然现在两人面临分居，万志萍也不至于故意否认它吧。其实，林越在重见它时也不太相信，万志萍当年还曾写过一首诗给他。
林越想到，虽然当年他和万志萍在通信中谈到过一些有意义的话题，但那些话题恐怕对他们本身并不重要。他们通的每封信都在传达着他们相爱的信息，但是他却可能花了三分之二甚至更多的篇幅在和她议论一个社会问题，或评价一本小说，或绘声绘色地讲述一个朋友的故事，信里充斥着大量不相干的内容。这正是两个相爱的人之间的一件有趣的事，他们这时好像也都不觉得自己可能很啰唆和琐碎。在进入下一个阶段之前，他们之间好像总是有说不完的话，而且也不会知道这其实是有限度的。本来，万志萍还并不关心国事政治，对文学也没有太多的兴趣，只是由于从小擅长朗诵而喜欢一点诗歌。当然，他们的表达是真挚的，用心的，但将此作为读物是不行的。由于缺少深思熟虑，其实他们自己也不记得说过什么。世上所有描写初恋的传世读物，如林越了解的《少年维特的烦恼》《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一册，后几册他并不喜欢）《情人》等，都是经过几番沉淀和提升的。唉，男女的恋爱，写在书上的，看起来很美，但如果我们在现实中旁听一对恋人的交谈，恐怕我们会觉得他们的谈话既烂（啰唆）又无聊吧。
林越和万志萍在热恋中留下的那些信的内容，其实是不值一提的。
的确，他们写那么多信，和他们之间一直保持着那种状态有关。也许他们都没有想到，在林越大学毕业前夕，他们有过那一晚后，直到三年后万志萍毕业，他们之间还没有再发生过什么。从客观上讲，林越离校后，和万志萍来往不方便，他们也没有地方单独相处。由于万志萍前两年把这事瞒着父母，所以暑假和林越出去旅游也不方便，只在第三年（大三升大四）的暑假出去过一次，那是跟林越单位一起去庐山。当时林越还有些犹豫，因为万志萍还是在校学生，不知道党校老师对此会作何想法。当然，那几年他们如果刻意要单独在一起，也不是没有办法，平时白天他们双方家里都没有人，万志萍总有时间可以出来，林越也可以请病假。是啊，他们后来也想啊，为什么没有那么做呢？他们经常是在公共场所见面，手拉着手，肩挨着肩。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身体的语言都丝丝凝聚在手心里，这也是令人刻骨铭心的。每次见面后，最后分离的都是他们的手，然后随着他们的手松开，他们的目光延伸得很长很长。
那段日子里发生的事情最少，但是一些平凡的细节却很突出，令人难忘，在对它们的回忆里仿佛永远弥漫着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