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他们和政府军遭遇，损失了一个人。黄昏时分，他们来到一个畜牧场，走进一个无人的农舍里，杀了一头小猪，跟丝兰煮在一起吃了。饭后，Ｇ在农舍里找到了一把吉他，于是坐在一个石头上唱了起来。夜已深了，十几个人都累得躺倒在草地上听着他唱，其中有一两个人还跟着他哼了起来。当他们从那里离开时，Ｍ对他说，把吉他带上吧。但他没有听从，他不可能带上更多的东西了。不过他说，如果有一天我们胜利了，我一定要亲手制做一件全新的乐器。
胜利来得有点出其不意。五年后，他们兵分三路，向乌有国的首都进军。这时，政府军尚有两万多人，配备有飞机和坦克。他们总共才只有几百名装备很差的战士。但局势对他们非常有利，独裁政权已越来越不得人心，军官、士兵们的不满情绪在日益增长，连神父和种植园主也起来反对政府了。游击队则不断壮大，一路势如破竹，一个又一个的城市望风披靡，三路纵队直捣独裁者的老巢。经过一场激战，兵营、警察局、司法厅大厦、监狱、总统府相继被攻克。
胜利之后，Ｇ果然用一种类似乌木的材料做成了一件奇特的乐器。这件乐器从造型上看有点像古中国的三弦，但它又不止三根弦。从弦的数目上看它是一个六弦琴。但它与通常的六弦琴在造型上很不一样，而且，它是那么长，长得超出了人们的想像，看到这件乐器的人简直无法想像怎样用它来进行演奏。Ｇ在为这件乐器命名时很是费了番功夫，最后他决定管它叫“切”。
“切”这个字是阿根廷人从印第安人的瓜拉尼语中借用来的。在瓜拉尼语中，“切”的意思是“我的东西”。但在潘帕斯草原居民那里，随着语气和上下文的不同，“切”表示多种多样的人类激情：惊讶、喜悦、悲伤、温存、赞同、抗议。
这一年的国庆，乌有国举行庆祝演出。由于舞台上放不下这件乐器，Ｇ只好跟他的“切”一道待在台下。剧场经理特地让人将十张长椅（每张长椅可坐五个人）连在一起，以便放置那个奇特的乐器。Ｇ坐在“切”的旁边，一只手搭在弦上。
演出开始时，Ｇ轻轻拨动琴弦，拨出一组和弦与旋律。尽管那旋律只是一些间断的音符，就像是几滴清水，但人们完全可以根据它想像出一段完整的旋律，正如我们可以根据几朵浪花想像出大海一样。他随手就拨出了极为动听的音乐，这使得场内观众顷刻间沸腾起来，他们纷纷离开座位，将他团团包围起来。由于他跟“切”的这种特殊关系，人们送给他一个绰号：格瓦拉的战友。
场内弥漫着一种狂热的气氛。人们都想靠近去摸一摸奇特的“切”。演出的组织者只好放弃了剩余的节目，让人们排成长队，依次从“切”的旁边走过。许多人摸了一下还嫌不够，于是干脆把手搭在乌木杆上，就像是搭在走廊的扶手上，一边跟着队伍朝场外慢慢走去，一边带着无限崇敬抚摸着“切”长长的琴杆。而坐在“切”旁边的Ｇ，心里却充满了诀别的忧伤。
有关这一切都是Ｇ在信中告诉我母亲的。他们的通信一直持续到１９××年。晚年的母亲将她的一切不幸诸如头发花白、牙齿脱落、痔疮，甚至口臭什么的统统看成是她未能追随Ｇ的结果。
１９××年，我父亲作为一个文化参赞去乌有国进行友好访问。当人们听说他妻子就是Ｇ年轻时的恋人时，立刻对他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不用说，在乌有国，Ｇ早已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
有关方面还专门安排我父亲跟Ｇ的两个女儿见了面。见面是在一间极其简易的小平房里进行的。这秭妹俩都是在革命胜利后出生的，她们的母亲是来自秘鲁的一个革命者。她俩背对窗口并排坐在一张长椅上。两人都穿着白衬衫和蓝裙子，下面是白色的长袜和胶底运动鞋。坐在左边的一个女孩子的两只脚还够不着地，悬在那里。看着她俩，我父亲不禁想，她们跟我实际上是兄妹，而他对于她们则是一个不相干的人。他之所以想见见她们是因为他没有机会见到Ｇ。他被人领进去时她俩正坐在那里谈论世界局势，她们的脸上都带着坚决的神情。
他问她们叫什么名字。坐在左边的女孩子用手指着她旁边一个高出她半头的女孩子说，“她叫革命意志十分坚定的××，我叫在风浪中不断成长的××。”
父亲没有笑，他觉得她们都是十分可爱的女孩子。接下来他问她们多大了。这时右边的那个女孩子回答说，她妈妈生下她才十年，可她的思想非常成熟，因此，她实际的年龄应该是十八岁。“至于她么，”她指着左边一个女孩子说，“她妈妈生下她才八年，可她的思想已比较成熟，请您给算算，她实际的年龄应该是多少？” 我父亲笑了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他一边思考着一边慢慢地走出了房间。
我父亲在乌有国停留了一周。人们对他讲了许多有关Ｇ的事情。一讲到Ｇ就要讲到“切”。Ｇ的名字总是跟“切”联系在一起的。毫无疑问，Ｇ对乌有国来说是一个国宝。然而，这时的Ｇ却不能见任何外国人。据说他正陷入一场精神危机中：他的心一刻也不能安宁，他的双肩渴望重新尝到被自动步枪勒痛的滋味，他的身体甚至在渴望着吸血蚊和扁虱的叮咬。Ｍ（他成了党的高级领导人）指责Ｇ的这种幻想冒险的浪漫主义已不合时宜。Ｇ则反驳说，他的确是一个冒险家，只不过是另一类型的，是一个为宣扬真理而不惜捐躯的冒险家。而且，照他看，革命之后的情形正应了法国人的那句老话：愈革命，愈复旧。
在Ｍ看来，Ｇ正日益变得消沉起来。Ｇ迷恋着“切”，不肯从事任何实际的工作。而且，正像格瓦拉怀念阿根廷的马黛茶和阿萨多烤肉一样，Ｇ怀念着祖国。这是说，如果他不能去另一个地方打游击的话，他宁可回到自己的祖国去。Ｍ则极力劝阻。在他看来，如果Ｇ离开乌有国，必然会给那些敌视乌有国的势力提供造谣生事的口实，给乌有国造成不良的政治影响。
１９××年，Ｇ试图带着他的“切”逃跑，他雇了八个印第安人抬着“切”穿过丛林，向边境走去。但却被其中一个人出卖了，Ｇ在将要过镜时被捕了。后来，还是Ｍ出面将他保了出来。为了防止再次发生类似事件，Ｍ在临终时对左右口授机密，以便使Ｇ永远留在这个国家。
Ｍ死后不久，人们根据他的指示在一个风景优美的小丘上修建了一座白房子，那个奇特的乐器“切”就存放在那里。房子四周安上了铁丝网，由卫兵把守着。每天傍晚，当深沉的天幕上露出几颗星星的时候，Ｇ就吭哧吭哧地来到山上，隔着窗口对它进行探视。
正像人们常说的那样：神龙不见首尾。实际上，从窗口只能看见“切”的一部分。每年只有在国庆的那一天，Ｇ才能将一只手从窗口里伸进去，在那弦上拨出几个音和一组和弦。人们说，美妙的乐音安慰着他孤独忧伤的晚年。据说，他的头发几乎掉光了，连他的两个女儿都认不出他来了。有一次他去看他的妻子和女儿，在他抱着女儿亲吻了一阵之后，女儿对母亲说，妈妈，这个老头儿看来是爱上我啦。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Ｇ跟我母亲的通信完全中断了，那被囚禁的“切”完全占据了他的心——他们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把他永远地囚禁起来了。
至此，我父亲意识到Ｇ跟那个叫做“切”的奇特乐器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他已不再是它的主人，而成了它的奴隶。不过，在我看来，他也许从来就不是它的主人。
志青：我不知道你是否已明白了我的意思 。有个叫特德·舒尔茨（《革命风暴》一书的作者）的人在分析拉丁美洲的现实时曾经这样告诫他的同行说：千万不要遵循理性或逻辑的规则。他还说，舞台上充满了演员，他们都由力量巨大的明的发条或暗的发条所推动，动作之快，使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３、结束或开始
的的确确，这只是一个故事梗概或关于一篇小说的设想，离通常的小说相去甚远，读起来也比较枯燥。而且，当我在读过了有关格瓦拉的传记之后，我发现老戈所写的这个故事除了核心的部分以外，其余大多来自格瓦拉的经历，甚至Ｇ的相貌也与格瓦拉如出一辙。看来他是试图将两个人的故事，将虚构和真实叠印、揉合在一起。对此，我不想作任何评论。我想说的是，他至少让我注意到了一些东西（这或许就是他的用意？），那就是“革命”这两个字。显然，在老戈看来，革命就是“切”。
２００３年７月的一天，我跟一位朋友坐在某个咖啡馆里聊天，谈话中这位朋友起劲地攻击所谓新左派。就在这时，我突然截住他说，如果再来一次“文革”，你是否会卷入？他愣了一下，接着又想了想，说，我看我恐怕还是会参加的。
我想这就是“切”了。“切”是人类的本性，是激情和梦想，是人类心灵中所潜藏着的一股汹涌澎湃的暗流。“切”在本质上是浪漫的，悲伤的。没有“切”，人类的历史将变得沉闷低俗；可有了“切”，这世界却又终日不宁。而且，几乎所有的乌托邦式的梦想最后都跌进了历史的泥潭，因此，革命者在本质上都是忧伤的。这大概就是为什么格瓦拉的每一封告别信都显得那么阴郁的缘故了。
收到老戈的来信不久就听到了他的死讯。２００２年４月１日，正好是愚人节。老戈在这一天（怀着满腔的热情、狂想和忧伤？）从一座十八层的高楼上跳了下去。没有人过多地去追究他的死因，因为几乎与此同时，一位著名歌星也跳了楼，人们（包括媒体）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到那位歌星身上，从精神状态到个人隐私，种种猜测，不一而足。接下来是丧仪的种种细节，棺材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