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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大争论，不仅在中国大陆的报纸上展开，在香港出版的《亚洲周刊》也对何智丽问题进行了采访、报道。
一九九四年十月三十日出版的《亚洲周刊》，发表了该刊记者采写的《亚运背后的家国情仇》一文，指出：这次亚运会赛事中对中国观众造成相当心理震撼的，还是要数十月十三日晚日本籍的原中国乒乓球优秀选手小山智丽（何智丽），以凌厉的正手弧圈球力克中国大陆金牌呼声最高的世界冠军邓亚萍，摘走亚运女子单打冠军的金牌。而且她是先后挫败中国台北的陈静、中国大陆的乔红，再与邓亚萍交手的。
小山智丽此举，令在场的中国大陆官员伍绍祖、徐寅生。李富荣胜上无光。因为在小山智丽背后还有一个曲折的故事。早在一九八七年世界锦标赛，当时的何智丽即现时的小山智丽乒乓球水平正值巅峰期，决赛时却被队领导下令“让球”，她没有从命，凭实力打败队友；夺得冠军。赛事后她被指责为“不服从命令”而惨遭厄运，连参加八八年奥运会的资格也被取消。
上海作家叶永烈当年首先撰文披露此事，为小山智丽鸣不平。这次亚运会期间，叶永烈始终关注着小山智丽的战绩，把比赛录了像。小山智丽夺得冠军，叶永烈当即打电话给她父母祝贺，还给在日本的小山智丽写了信。
叶永烈对《亚洲周刊》说：“从电视屏幕，我很注意何智丽的眼神，看到她夺冠后流泪了，我完全理解她。今年四月，她来上海时，我们见了面，她当时表示决心一定要拿金牌，今天梦想终于成真。”叶永烈说：这是对中国体坛几十年来“让球”传统的一种打击。“让球”是违背奥林匹克运动精神的，是体育运动的腐蚀剂，当年李富荣按上级命令让球给庄则栋，今天，李富荣应当反思，从这一意义说，何智丽打败的是李富荣。中国体坛存在不少问题，“让球”是其中一个严重问题。
何智丽评说她的三位对手
面对一片哗然的中国舆论，何智丽本人究竟怎么看待的呢？
笔者与何智丽以及她的丈夫小山英之有着多年友谊，与她的已故教练孙梅英也相知颇深。这些年来，曾对何智丽、小山英之以及孙梅英作过多次采访。就在广岛亚运会后不久，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四日，何智丽从大阪给我来电话，告知打算回沪一趟，希望再度会晤，谈一谈最新的情况。
果真，在一九九四年岁末之际，何智丽和丈夫小山英之悄然来到上海。由于何智丽已成了争议纷纷的“焦点人物”，所以他们的行踪严格保密，拒见任何记者。
这样，在一九九四年除夕和一九九五年初，笔者得以应约对他们作了两次独家采访。
何智丽的头发剪得很短，穿一件花色斑斓的羊毛衫，显得很秀气。她的日语已很不错，小山英之说话时就由她当翻译。
她处于“台风”的中心，倒显得十分平静。
我问起了十月十三日那天夺冠前，何智丽是怎样准备的。
何智丽说，我从一九八八年退役到现在，已经有六年了。
六年后，能够打败她们，确实是不容易的。作为一个运动员来讲，别说六年，一两年也够呛！
她说，乒乓球在中国是“国球”，格外重视，中国乒乓球队有着世界上最优越的训练条件。我在日本，训练的条件比中国乒乓球队差远了！日本乒乓球没有什么“国家队”，都是业余的，全靠自己努力。中国乒乓球队有二十几个陪练，这在日本几乎不可想象。我是单枪匹马。我是“教练兼队员”。
小山英之插话说，日本是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有那么多陪练，都要靠自己，是在很艰难的环境下练球的。我们靠的是大阪池田银行提供的帮助，算是有了一个练球的俱乐部。池田银行的行长清龙一也先生很热心于乒乓球运动，是何智丽的“伯乐”。每次何智丽参加重大比赛，行长总是带着太太一起去观赛。何智丽在日本的训练条件，完全无法跟中国乒乓球队相比。
我笑道，这好像是小小的“个体户”，跟国营大公司竞争。
可是，你们的邪个体户，用上海人的话来说，是“夫妻店”，居然打败了中国乒乓球队这“国营大公司”！何智丽也笑着说，那天比赛，小山一直在场外当我的教练，从头做到尾。我们真的成了“夫妻店”。可是，小山只是个乒乓业余爱好者，他的本职是工程师，怎么能与中国乒乓球队的教练们比。我主要是得益于在中国受到的培养。我当年除了受到启蒙教练的热心培养外，主要是乒乓名将、中国乒乓球队女队前教练孙梅英的培养。她一心一意地教我。我一直说孙梅英是我的恩师。不过，孙梅英并不是国家体委派给我的教练，她当时已经退下来，是她自告奋勇来教我的。
叶：你在日本每天练球几个小时？
何：四五个小时。大部分在下午练，晚上不练，早晨有时也练。在池田银行的俱乐部里练。日本跟中国不同，在日本练球，你得自己花钱，所以要靠银行支持。
在中国国家队，根本就不存在运动员自己花钱练球的问题。
叶：你是否研究中国乒乓球队的战略、战术？
何：有时看一点录像，反正是我一个人在琢磨。我是孤军作战。
叶：那天比赛之前，你对自己的估计怎样？
何智丽说，我相信自己肯定能够赢。陈静、乔红、邓亚萍三个人都是高手，我对她们三个人都作了准备。
何智丽对三位对手作了分析。她说，她们三人各有特点：陈静是“左手生胶”，乔红是“两面反胶”，邓亚萍是“长胶怪板”，都是很难打的。球板的性能不一样，打法不一样，你就得用不同的方法去对付。所以，打她们三个，要采用三种不同的方法。能战胜这样三位不同打法的对手，你的技术必须全面。
何智丽说，我坚信一条，我的基础比她们好。这几年她们参加比赛比我多，临场经验丰富。我倒底是六年没有参加了，现场的熟练感不如她们。我以为，我就是要靠基本功、靠技术赢她们。我以前的技术一直没有丢。我用的是弧圈球，是属于欧洲型风格的。我的打法全面。再加上我是憋着一口气打的，所以我也就越打越猛。
何智丽逐一评说她的三位对手。
何智丽这样谈起陈静：
“在这三个人之中，我最重视的是陈静。只有胜了陈静之后，我才能进入前四名，然后才是冠亚军赛。
我进入前八名，第一个遇上的就是陈静。
在国家队的时候，我跟陈静打了几十次，没有输过一次。离开国家队以后，我几年没有打球了。后来我跟陈静交手，输了她两三次。所以，我很重视和陈静的比赛。
“对于乔红和邓亚萍，我并不太在意，虽然乔红比我小五岁，邓亚萍比我小九岁。”
接着，何智丽说起邓亚萍：
“我是准备以三比零赢她的。”
过去我在中国国家队，跟邓亚萍打过一次，赢了她。这一回我们是第二次交锋。从球艺来说，我比当年拿三十九届世乒赛冠军时要好。外界也是这么评论的。
我是八十年代的冠军，现在打的是九十年代的球，技术上不进步是不行的。
我这个八十年代的冠军，能够打败九十年代的冠军，说明我在九十年代也能站住脚。这一回，打的是亚运会乒乓赛，实际上是世界级的，因为对手是奥运会冠军和世乒赛冠军，这三个人代表着九十年代世界最高水平。
正因为这样，决赛的那一天，两千元一张的门票，全部售光，这是空前的。
我的公公、婆婆，也都赶来观看。可是，男子决赛，就没有多少人看。
在亚运会上，中国从来没有丢过女单冠军金牌。这一回，我拿了女单金牌。
打球，是应该换换脸。不要老是一个人拿冠军。”
我说，十月十三日，是你历史性的一天。一天打三场，体力怎么样？
何智丽说：
“我的体力可以。打赢之后，我们家的祝贺电话、电报多得不得了，美国的记者甚至从美国赶来采访我。因为我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冠军——我已经结婚，三十岁了，居然打败了两个奥运会冠军。在亚运会的历史上也从未有过三十岁的乒乓球冠军。
发行量达八百万份的日本《朝日新闻》，评选一九九四年度最佳运动员，我是六个中的一个。一九九五年二月二日授奖。
“日本共同社告诉我，他们所评的一九九四年关于中国的十大新闻中，我在亚运会打败邓亚萍，被列为第九条。”
我问：“在你战胜邓亚萍时，邓亚萍哭了，你也哭了。邓亚萍输了球，心中很难过，所以她的哭，容易理解。你为什么在胜利时哭了？对于你的哭，中国报刊有好多解释。你自己说，你为什么哭？”
何智丽答道：
“当时我非常激动，所以我哭了。我的哭，包含好多意思。
一是我的胜利来之不易。六年哪！为了这天的胜利，我足足拼搏了六年！
二是能够打败邓亚萍，太令我兴奋了。她好像是世界上的‘神’一样，捧得不得了。她太傲气了。她对记者说，我和何智丽不是一个时代的。确实，我是以前的老冠军，我拿世界冠军时，你连坐板凳的资格都还没有呢。你九十年代的冠军输给八十年代的冠军，你丢脸。这一回，邓亚萍输了，这才终于说，我一定要努力，不然打不过何智丽。
“三是我的恩师孙梅英去世了。她看不到我的这一重大胜利。我伤心。她在一九九三年还到日本，教了我三个月，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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