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局情报和建议，免去了杜斌丞陕西省府秘书长职务。杜斌丞在西安有时爱和省府
财政厅长续式甫、民政厅长彭昭贤等聊天、打麻将牌。我也在北京师范大学读过书，
于是假装闲散，以师大同学关系找杜斌丞拉扯接近，老着脸皮在一起混，或者干脆
在一旁看打牌，有时候甚至歪着头躲在靠椅上，闭着眼睛装睡觉，实际都是为了侦
察杜斌丞的。杜斌丞在西安成了特务最大的目标，呆不下去，有一个时候离开西安
跑到昆明去避风。但他一回到西安之后，又被特务盯住，1947年被特务横加诬陷，
以所谓贩卖毒品的莫须有罪名而遭杀害。
抗战初期，赵寿山担任三十八军孙蔚如部十七师师长，经常在前线指挥对日作
战，有时回到西安来。军统局队为他是杨虎城在西北的继承人物、实力派，对他不
肯放松。军统局根据西北区情报转报蒋介石的主要内容有：“杨虎城旧部中心人物
不是孙蔚如而是赵寿山。他思想左倾，跟他多年的秘书为共产党。西安事变时期，
赵寿山主张扣留委员长，并坚决反对释放。西安事变后，他认为受压迫，被歧视，
对杨虎城被监禁极为愤慨。他一贯反中央，对委员长公开谩骂。杨虎城旧部军官孔
从周等都和他接近，受他的影响。十七师经理处长杨晓初夫妇都是共产党。杨晓初
等驻西安，代表赵寿山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勾结联络”等等。这些情况，军统局西
北区历任负责人，均随时向西安行营蒋鼎文以及胡宗南等汇报。
此外，1938—1939年我在西安还与杨虎城旧部西安绥署办公厅主任韩光倚、经
理处长王维之拉拢勾结。当时韩光琦、王维之常到西安东大街夏声戏院隔壁阎雨村
开设的书店后面去聚赌吃喝、抽大烟或者看戏玩乐。我和彭昭贤、周伯敏以及陕西
省府建设厅长雷宝华等也常到那儿去，或者到韩光琦、王维之的住家去吃喝、上大
烟炕扯谈。韩光倚、王维之的目的，自然是希图和特务拉拢以进一步投靠中央，追
求高官厚禄，而我与彭昭贤的目的，则在于刺探杜斌丞、赵寿山等动态，同时对杨
虎城旧部进一步分化、破坏。
1939年孙蔚如部三十八军独立第三旅长孔从周驻在晋南，对于这个值得注意的
杨虎城旧部中坚人物，军统局也不肯放过，从重庆军委会政治部介派军统特务吴博
夫充当孔旅的政治部主任以侦伺孔从周。吴博夫的工作就近受军统局西北区指挥。
1939年9 月吴博夫向军统局报告称：“孔从周思想左倾，与八路军有勾结，认为被
中央歧视，待遇不如中央军，对士兵讲话，公开骂委员长”等语。吴博夫在独三旅
进行特务活动，为孔从周发觉，被驱逐离开了独三旅。
其后，孙蔚如调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赵寿山接替三十八军军长，与日本侵略
军在河南广武及陕豫一带作战。由于军统特务配合蒋鼎文、胡宗南等一贯侦监、压
迫，1947年赵寿山将军被迫离开了三十八军。胡宗南用明升暗调的手段，派他为空
头总司令，所能指挥的只有一个卫士和一个勤务兵。赵将军向蒋介石要求出国不许，
经孙蔚如代他请求也不许，最后起义投奔了解放区。
军统局的西北区
程一鸣
军统局的西北区是军统局最大的一个区。1939年，军统局将兰州站扩大为西北
区，其范围包括甘肃、宁夏、青海、新疆。西藏五省，以第八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
调查室的公开名义作为掩护。调查室的办公处，设在兰州市郊区五泉山东龙口，和
八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一起。西北区的区办公处，设在兰州市城里的曹家厅。
西北区表面上是受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指挥，实际上由重庆的军统局直接
领导。
1941年春，我任军统局西北区区长，公开名义是第八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调查
室少将主任兼第八战区军法执行监调查室上校主任。
军统局西北区的业务：一是反共。在甘肃省陇东的马栏镇设立马栏组。这个组
靠近“陕甘宁边区”的边缘，专搜集陕甘宁边区和延安的情报。但在那里，双方都
设有封锁线，不可能派遣特务通过封锁线，只能配合驻在陇东的胡宗南部队，对陕
甘宁边区进行军事和经济的封锁，破坏在甘、宁、青、新、藏五省的中共地下组织。
二是镇压群众和少数民族，控制航空、公路、邮电的检查，加强警察和保甲制
度，严密管理户口。西北五省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西北的少数民族由于长期
受到满汉统治者的压制，经常起来反抗，因此军统局需要进行监视和镇压，预防他
们造反。
三是监视防范西北区的各割据势力，如甘肃省河西走廊和青海省的马步芳、马
步青兄弟；独霸宁夏省的马鸿逢、马鸿宾兄弟；还有新疆闭关自守的盛世才；达赖、
班禅喇嘛在西藏勾结印芳和英帝国主义的政治活动。这些集团都像一个独立王国，
各自暗中与国民党政府对抗。
四是监视当地驻军的活动和扩张。宁夏、青海、新疆的政治集团都拥有军队。
国民党军的集团军总司令赵寿山和骑兵师师长白海峰都有左倾嫌疑。
五是搜集甘、宁、青、新、藏五省的军政、党派、财经、文教、社会等情报，
以便了解各省的内情。
六是确保甘肃省大后方的安宁和交通线路的畅通，肃清地方的土匪。
我在军统局西北区工作四年多，曾发生过几件和中国共产党有关的事件。
1942年1 月5 日，军事委员会兰州航空检查所用电话向我报告：“有一架苏联
运输机，载来一批苏联人，降落在兰州飞机场，其中还有八路军—一五师师长林彪。”
1937年，林彪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9 月，在平型关战斗中负伤，1938年送
往苏联医治。这次乘苏联运输机回国，路经兰州返延安。
我将林彪抵达兰州的情况，电报重庆军统局。军统局收到我的电报后，报告了
蒋介石。蒋密令军统局要我好好接待林彪，妥善护送林彪返回延安。我和甘肃省政
府主席谷正伦私交很好，我将蒋的意图告诉谷正伦，请他出面，在甘肃省政府的后
花园船厅宴请林彪。陪客有八战区司令部参谋长张鉴桂、甘肃省政府民政厅厅长赵
龙文和我。林彪身穿苏联制草绿色呢军服赴宴，他的讲话和神态很像蒋介石。宴会
毕，我请赵龙文电报西安胡宗南，要他通知甘陕两省的驻军，妥善保护林彪返回延
安。林彪在兰州励志社住了几天，坐汽车经西北公路安抵延安。
1943年，我到重庆开会，见到戴笠，谈起林彪路经兰州的情况。戴笠说：“林
彪是黄埔军校的好同学，校长常常向黄埔同学讲话，要他们学林彪。”
1943年，我从新疆迪化组获知，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领导人陈潭秋和毛泽民已
被军阀盛世才逮捕。1933年4 月，盛世才乘新疆政变，掌握新疆的政权。以后任新
疆边防督办兼新疆省政府主席，标榜“亲苏、反帝、民主、廉洁、和平、建设”六
大政策。盛世才之所以顺从苏联的意旨，其目的是要苏联来保护他的统治。所谓反
帝，是盛世才利用它排除异己的势力。
新疆省的警务处处长李英奇，是盛世才的亲信，所有逮捕屠杀都由他主办。他
在兰州对我说：“我的老婆是盛夫人介绍给我结婚的，实则，她是奉盛世才的命令
来监视我的言行，我自己也不知道哪一天被逮捕，哪一天被砍头。盛世才也杀死了
他的弟弟和弟妇。”盛世才本来是反对蒋介石统治的。1942年，德国希特勒用闪电
战术侵人苏联，德军迫近莫斯科。盛世才当时估计错误，认为苏联将被德军所败。
因此，盛世才对苏联失去信心，意想脱离苏联投靠蒋介石。于是1942年二月通
过在兰州的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和蒋介石洽谈。朱绍良赴新疆的前夕，曾对我
表示：“这次到新疆，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拿三国时的关羽来比自己。
1943年夏，蒋介石夫妇和侍从室主任贺耀组、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从重
庆飞抵兰州，住在兰州九间楼戴笠的寓所，由我负责警卫。朱绍良得悉蒋介石到了
兰州，即从迪化（今乌鲁木齐市）飞返兰州，带着盛世才向蒋介石表示投靠的亲笔
信。蒋介石接受盛的投靠，于是派吴泽湘到新疆迪化，成立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公
署，办理对苏联的一切外交事务，盛世才从此脱离苏联。翌年，盛为了讨好蒋，出
卖中国共产党第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的重要党员和在新疆的地下党员。
1943年6 月，蒋介石以军法执行总监部的名义，派一个由王德博、季源博、朱
树声、郑大纶四人组成的新疆工作组（王德博任过司法行政工作，季源博曾任中统
局的处长、副局长，朱树声曾在东北、江苏任过法院院长）从重庆出发，路经兰州
赴迪化。由盛世才派他的秘书长为临时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王德博为副主任委员，
季源博、朱树声和新疆督办公署参谋长及省政府各厅长、警务处处长十多人为委员，
郑大纶任书记。这个临时审理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肃清在新疆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当时延安驻新疆的第八路军办事处，是由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陈潭秋（化
名徐杰）、毛主席的弟弟毛泽民（化名周斌）、还有其他两人负责。陈潭秋和毛泽
民被捕后关在警务处的地下室，被施以严刑拷打逼供，他们坚贞不屈，表现了共产
党人的崇高品质，于1943年壮烈牺牲。王德博等在1943年初冬，完成了在新疆肃清
中共地下党员的任务。他们是一伙屠杀共产党员的刽子手。
1944年日军迫近贵州省的独山，距离重庆很近，而苏联的红军在欧洲打败了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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