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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与林沉默了一下：“海民，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你说完山市下辖的十七个县市区，为什么每个市县区都有这么多县长副县长书记副书记呢？当然，绝不是工作需要。说实话，我感觉到完山市的买官卖官，已经到了完山市历史上最危险的时候了。上级收了下级的钱或者好处，能不给送上一顶乌纱帽吗？几届市委领导下来，干部越来越多。鸡多不下蛋还不是一件最坏的事情，关键是这些靠买官上来的人，他能不出租权力吗？他能不捞回投入吗？我上次跟你讲这些问题你听不进去，你向我发火，我知道你心里有数，却没有主意和办法。现在你终于提出来了，好，我答应你，我在三个月，不，两个月之内，或者一个月之内，我把全市县的干部免掉三分之二，剩下的，你自己去做吧。”
杨海民猛地握住方与林的手：“与林，不要怪我自私。”
方与林抽出手来，摇摇头：“海民，说句心里话，我也是实在看不下去了。有时我常常想一个非常反动的念头，我们这个制度是不是比封建制度好些呢？真是不好说，比如说，这个完山市是某个人的，他就会管制属下不可以胡来，对下派的长官，能少用一点，他就可以节省一点开支。可是现在呢？无人看守，无人负责。谁也不管谁，抓住了，算你倒霉，抓不住，人家可以享福一生。如果我讲得对，我现在就要对完山市负责，把有问题的干部统统拿下来，把冗员裁下来，如果全省没有这样干的，我方与林做这个头，如果全国没有这么干的，我方与林敢冒这个险。杨海民书记，你敢全力支持我吗？”
杨海民突然沉默下来，许久，他摇摇头：“与林啊，你让我再想想。”他转开话题：“咱们外边走走吧。”
杨海民和方与林走出来，夜色已经水一样漫上来了。远处，正在修路的工地上灯火很亮。
于登科匆匆走过来，对杨海民和方与林说：“杨书记，方市长，刚刚肖老书记去世了。”
杨海民怔了一下，眼泪就流出来了：“肖书记还是没有等到路修通啊。”
方与林难过地低下头。
于登科伤感地说：“肖老说，就把他的骨灰埋在完山最高的山坡上，他要亲眼看到完山的公路修通。”
杨海民长叹一声，没有说话，他抬头望着夜空。
月光泻下来，如银似水。
葵花向太阳
王 松
王松男，天津市作协专业作家。已发表小说４００余万字，代表作《红汞》、《红风筝》。
插队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事，今天听来已很遥远。有时你会觉得，它似乎已被淹没在历史长河里，像许多事件一样被冲刷得面目全非。插队的规范说法是“上山下乡”。当年毛泽东同志——那时叫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于是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就打起行李举着红旗上山或下乡去，因为到农村是插入当地生产队，当普通社员，故而称为“插队”。那时插队真比参军还隆重，街上经常锣鼓喧天，然后就有一伙人风风火火将喜报贴到谁家门口，说是某某已被正式批准上山下乡，成为一名光荣的知识青年。喜报措辞热情洋溢，墨迹未干的洒金红纸在灿烂的阳光下映出一派光荣。
像我这样年龄，说插过队恐怕未必有人信。但我确实插过，去的地方离城市仅百余公里，那时的感觉却已远如千山万水。正如其他事情一样，当接近尾声也就进入高潮。我插队是在１９７５年，１９７５年的１０月１５日，刚刚过了国庆节。后来的事实证明，那时确实已进入这场运动的最后高潮，至少我们学校是这样。
１０月已是秋季，北方的秋季格外凉爽。
学校为将我们这批要去插队的高中毕业生欢送得更隆重，特意将学校大门在“欢度国庆”的主题上又增添了知青色彩。那时象征知青的鲜花是向日葵，葵花向太阳，暗喻我们听毛主席的话，永远朝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学校不知从哪弄来那样多的向日葵，将校门扎得像一个“花寨门”，左右两侧还插了彩旗，看上去猎猎招展鲜艳夺目。当运载我们的汽车一开动，前来送行的父母立刻恸声四起，先是啜泣，接着索性大放悲声。当时的场面可以想见。不知谁，突然抢前一步冲上去，划根火柴就将校门点燃了，耀眼的火苗立刻朝气蓬勃地蹿起来，所到之处引燃彩旗和花纸，整个校门在秋风中顿时成了一个“火龙门”。这时汽车已开到近前，自然不能停下来，于是我们加大油门就从烈火中钻过去，大家一片狂呼乱叫，有几个迫不及待叼起香烟的同学还齐声高唱：“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9选”
汽车开出很远，仍能听到父母们的哭喊声和悠扬的消防警笛声。
一
我们插队时，已没了先前的那种狂热。
国家为“上山下乡”制定的政策日趋完备。那时还不讲计划生育，各家子女少则两三个，多的四五个，甚至六七个，因此定的政策叫“一走一留”，即上一个走，下一个留，再下一个走，再再下一个留，这也体现了公平合理的精神。独生子女可以不走，两个子女则属“可走可留”，有政治条件不过硬的就要“两丁抽一”。所以，到我们那时插队就多是被政策卡下来的，并非自愿。大家一到农村想法也就很明确，奋斗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不惜一切代价，用尽一切办法，争取早日回城。
当然也有例外。刘一兵就是主动要求下来的。
但刘一兵一下来就后悔了。大家很快发现，他的情绪一落千丈。据张旗说，每到黄昏，刘一兵经常独自跑出村外，冲着家的方向发呆。刘一兵虽是“知青小分队”队长，却没跟大家分到一起，他和祁建国，还有张旗，他们去了张村。张旗的姐姐张旌也和我们一批下来，她姐妹俩原想在一处，但刘一兵去张村，张旗想跟刘一兵在一起，就也去了张村。张旗在对我说起刘一兵时，忧虑得眼泪都快流下来。她说，你们还是去劝劝他吧，看他在学校时那样生龙活虎，我还真以为他志在四方；可现在，他想家快想疯了。
张旗是来看她姐姐张旌的，一见我却说起刘一兵。
我无法回答她，其实每个人都在想家。
我至今仍想不明白，那时的家里没有高档家具，没有电冰箱，更没有电脑电视机ＤＶＤ，与今天相比不要说舒适，甚至还有些破烂，但那时却为什么那样想家？每到傍晚，村庄笼罩在夕阳里，家家户户升起炊烟，空气中飘浮着大灶烧柴草的气味，我们就似乎又闻到了家的气息，那种感觉很难言说，迷茫惆怅得令人窒息。我对张旗说，你问一问张旌就知道了，我们这里每到晚上，大家也哭成一团。我说，刘一兵是队长，他怎么可以带头想家，他应该过来劝一劝大家才对。
张旗张张嘴，好像还有话说，却转身低头走了。
后来我才知道，刘一兵是遇到了麻烦。
这件事是祁建国告诉我的。祁建国说，他不是不想帮刘一兵，而是帮不上，冤有头债有主，人家找的是他，他就是替他挨揍也没用。祁建国这话我信。祁建国在学校就是刘一兵的忠实追随者，刘一兵指向哪里，他就打到哪里。
祁建国家庭出身小业主，政治条件不太过硬，但刘一兵却给了他很高的政治待遇，先将他拉进红卫兵组织，后来还给他入了团，因此，祁建国对刘一兵死心塌地。这次祁建国去张村，也是主动要求的，大家都明白，他这样做其实出于两个目的，一是冲刘一兵，再就是冲张旗。张旗虽然在学校时就追刘一兵，但刘一兵并未表示过这方面的意思，这就使祁建国一直心存幻想。
据祁建国说，事情发生在一天中午。
那个中午，突然有人来找刘一兵，问他认不认识林大林。刘一兵当然认识林大林，林大林也是我们年级的，我们一班，他是二班。刘一兵不知对方问这话是什么意思，他看看来人也像个知青，但显然不是我们学校的，就说，认识怎样，不认识又怎样？他这样说完就准备转身走开。来人却追上一步说，林大林让你去一趟。
刘一兵感到奇怪，眨眨眼说，他，让我去
来人说，他在镇上的战斗饭庄等你。
刘一兵笑了，说，我为什么要去？
他又说，你认为，我会去吗？
来人没再说话，看了看刘一兵，就转身骑上那辆水管焊的破铁驴走了。
林大林在我们学校也算个人物。他父亲说不清是什么职业，经常在家里结交一些奇怪的人，每天除去摆弄花草就舞枪弄棒，还养了一屋子“热带鱼”。那时养“热带鱼”非常盛行，但林大林家的鱼与众不同，据说都很名贵。他父亲用三角钢焊了一个三米见方的铁架子，镶上厚玻璃，制成整面墙壁的巨大鱼缸，装了加热管和彩灯，把他家搞得像个水族馆。在我们下乡前，刘一兵曾带领学校“动员组”去林大林家搞过动员。刘一兵家庭出身血统工人，父亲蹬三轮，母亲糊纸盒，根红苗正一直是学生干部，毕业时还带头报名下乡插队，并成为学校“上山下乡动员组”的副组长。
那时已没人再愿上山下乡，经过几年时间，去了农村的知青是个什么处境人们都看在眼里，再想推动这种工作就只好搞动员，甚至要艰苦耐心地反复动员。那天刘一兵率人来到林大林家，几乎破门而入，艰苦耐心的动员工作已使他有些烦躁，因此一进来就勒令林大林的母亲立刻去派出所退户口。“退户口”在当时是下乡插队的关键所在，一旦退掉户口，也就意味着铸成事实。那天恰好林大林的父亲不在家，林大林的母亲当即表示，这办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