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很舒服，交流一个眼色也很会心。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但也有些人热情万丈，却总让你找不到什么话题，不知如何开口。比方说，他们把这个作家命名为“中国的卡夫卡”，把那个作家命名为“中国的福克纳”，把你们都评选为欧美文学的优秀学生，就高兴了，满意了。另外有些人，可能真心地热爱着中国，不惜把这个细节说成是“道家”，把那个造句说成“禅宗”，时时都想在你身上找出什么国粹，恨不得你给他们变成一个文学兵马俑，这样他们就高兴了，满意了。
王尧：所以，东西方对话仍很困难，人家不跟我们对话。
韩少功：从晚清以来，中国关注和研究西学的，大多是中国的一流人才。鲁迅、胡适、郭沫若、周作人、茅盾、傅雷、萧乾、巴金等等，都从事西方文学的翻译和介绍。梁实秋还说过，希望每个优秀作家都来翻译一本西方著作。我们是在焚香沐浴、五体投地、恭恭敬敬地来学习西方呵。中国文化在西方哪有这种地位？你能想象哈贝玛斯或者华勒斯坦这样的大学者来学习汉语？能想象君特·格拉斯或者米兰·昆德拉这样的当红作家来翻译中国小说？汉学界只是西方知识界的一个支流，甚至只是一个小小的支流，就像尼泊尔学或者孟加拉学在我们这里的情况，不像西学已经在中国的知识格局里成为了主流。在这种情况下，交流是不对称的，即便看似对称了，两端也各有信号的增放或损耗。
王尧：对于弱势文化而言，国际文化交流基本上是单向的。国外可能没有像中国这样有一支庞大的翻译队伍，体制也不一样。现代文学史上的许多中国著名作家也是很优秀的翻译家。谈到这个话题，我知道你翻译过威廉·毛姆、多丽丝·莱辛、雷蒙德·卡弗等人的小说，还翻译过散文集。我想请你介绍自己翻译米兰·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情况。
韩少功：翻译只是我读书的副产品。这个作品是１９８６年我第一次出国访问的时候，一个美国作家送给我的。后来我向几个出版社推荐过这本书，可能当时昆德拉的名气还不够大，一般的翻译者不大知道他的名字，出版社说没人愿意接手。这样，我只好自己动手，请我的一位姐姐帮忙，她是在大学里面教英文的。这本书在当时的捷克还是禁书，出版社拿到我们的译稿以后，专门请示了外交部有关部门。对方说不宜出版，担心会影响外交关系。后来出版社变通一下，作为“内部出版”物处理，又让我们把书中一些比较敏感的词语或段落作了些删除。比如“共产党”常常被改成“当局”，文字上不那么刺眼。
王尧：这叫技术处理。翻译界和读者对这些情况并不清楚，后来有人提出一些意见，误解了你们。
韩少功：有些误译是应该由译者承担责任的，没有什么误解，出手匆忙也不成为理由。但有一些是属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变通和妥协，译者没办法承担责任。后来我们这本书在台湾中国时报出版公司出版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版本，但修订版在内地始终没有面世，因为内地出版社没有拿到版权。好多家出版社都去找昆德拉谈过，据说最后是译文出版社谈成了。有一个叫许均的教授准备依据法文版再译这本书。不久前，他和我有过一次笔谈，发表在《南方周末》上。
王尧：和中国的伤痕文学比，你觉得昆德拉的小说有什么不同？
韩少功：中国的伤痕文学大多是政治批判，昆德拉多了一条：人性批判。中国伤痕文学大多是讲故事，昆德拉也多了一条：随笔笔法，比如书中《误解小词典》那一章，就是随笔式的。但他的人物造型能力不是很强，托马斯、特丽莎都是些模模糊糊的影子。
王尧：中国文学界一直有些人在关注“诺贝尔文学奖”，似乎有一个诺贝尔情结，经常炒作出一些新闻，不知你对这个问题如何看。
韩少功：这是中国文学界缺乏自信心的表现。诺贝尔奖确实奖励过很多优秀作家，但也不是没有过错漏。崇拜这个奖，咒骂这个奖，都是太把它当回事。世界上有这么多奖，热闹一点也好，算是一种阅读代理和作品推荐，但任何奖都不意味着奥林匹克冠军。文学不是体育，也不需要这样的冠军。瑞典是个不大的国家，相当于中国的一个小省。假如青海或者宁夏的十几个教授，占据最高裁判的地位，要评全国性文学大奖，北京和上海的人就那么服气？就不会说三道四评头品足？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世界文学，并不会因为这些评奖而发生什么变化，倒是评奖机构的声誉会因为评奖而发生变化，所以评奖不是什么好玩的事，劳累了一番，还承担风险。不久前一个大老板对我说，他准备拿出一大笔钱，折腾一个由中国人主持的世界性文学大奖，奖金要超过诺贝尔奖。我说拉倒吧，你得慎重，别自找苦吃。
王尧：中国作家可以平常心地看待这个奖。
韩少功：该关心的事太多了，犯不着来操这个心。
自述四篇
老 舍
几句说明
老舍生前没有留下比较详细的自传，也没有写过长篇的回忆录。在六十年代初期，他在继续写剧本的同时开始写长篇的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遗憾的是只写了八万字，就中断了。在搜集整理他的散篇中，找到一些他写自己创作与生活的小文，现仅选四篇，这些对了解与研究他的身世与抗战前的一段经历是有用的。
这四篇中《我的母亲》是法国研究老舍专家巴迪先生提供的；《还想着它》是吉林大学郝长海同志提供的；《这几个月的生活》是南开大学曾广灿同志、安徽大学吴怀斌同志提供的。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谢意。
胡絜青
我 的 母 亲
母亲的娘家是北平德胜门外，土城儿外边，通大钟寺的大路上的一个小村里。村里一共有四五家人家，都姓马。大家都种点不十分肥美的地，但是与我同辈的兄弟们，也有当兵的，作木匠的，作泥水匠的，和当巡警的。他们虽然是农家，却养不起牛马，人手不够的时候，妇女便也须下地作活。
对于姥姥家，我只知道上述的一点。外公外婆是什么样子，我就不知道了，因为他们早已去世。至于更远的族系与家史，就更不晓得了；穷人只能顾眼前的衣食，没有工夫谈论什么过去的光荣；“家谱”这字眼，我在幼年就根本没有听说过。
母亲生在农家，所以勤俭诚实，身体也好。这一点事实却极重要，因为假若我没有这样的一位母亲，我以为我恐怕也就要大大的打个折扣了。
母亲出嫁大概是很早，因为我的大姐现在已是六十多岁的老太婆，而我的大外甥女还长我一岁啊。我有三个哥哥，四个姐姐，但能长大成人的，只有大姐，二姐，三姐，三哥与我。我是“老”儿子。生我的时候，母亲已有四十一岁，大姐二姐已都出了阁。
由大姐与二姐所嫁入的家庭来推断，在我生下之前，我的家里，大概还马马虎虎的过得去。那时候定婚讲究门当户对，而大姐丈是作小官的，二姐丈也开过一间酒馆，他们都是相当体面的人。
可是，我，我给家庭带来了不幸：我生下来，母亲晕过去半夜，才睁眼看见她的老儿子——感谢大姐，把我揣在怀中，致未冻死。
一岁半，我把父亲“？”死了。
兄不到十岁，三姐十二三岁，我才一岁半，全仗母亲独力抚养了。父亲的寡姐跟我们一块儿住，她吸鸦片，她喜摸纸牌，她的脾气极坏。为我们的衣食，母亲要给人家洗衣服，缝补或裁缝衣裳。在我的记忆中，她的手终年是鲜红微肿的。白天，她洗衣服，洗一两大绿瓦盆。她作事永远丝毫也不敷衍，就是屠户们送来的黑如铁的布袜，她也给洗得雪白。晚间，她与三姐抱着一盏油灯，还要缝补衣服，一直到半夜。她终年没有休息，可是在忙碌中她还把院子屋中收拾得清清爽爽。桌椅都是旧的，柜门的铜活久已残缺不全，可是她的手老使破桌面上没有尘土，残破的铜活发着光。院中，父亲遗留下的几盆石榴与夹竹桃，永远会得到应有的浇灌与爱护，年年夏天开许多花。
哥哥似乎没有同我玩耍过。有时候，他去读书；有时候，他去学徒；有时候，他也去卖花生或樱桃之类的小东西。母亲含着泪把他送走，不到两天，又含着泪接他回来。我不明白这都是什么事，而只觉得与他很生疏。与母亲相依如命的是我与三姐。因此，他们作事，我老在后面跟着。他们浇花，我也张罗着取水；他们扫地，我就撮土……从这里，我学得了爱花，爱清洁，守秩序。这些习惯至今还被我保存着。
有客人来，无论手中怎么窘，母亲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去款待。舅父与表哥们往往是自己掏钱买酒肉食，这使她脸上羞得飞红，可是殷勤的给他们温酒作面，又给她一些喜悦。遇上亲友家中有喜丧事，母亲必把大褂洗得干干净净，亲自去贺吊——份礼也许只是两吊小钱。到如今为我的好客的习性，还未全改，尽管生活是这么清苦，因为自幼儿看惯了的事情是不易改掉的。
姑母常闹脾气。她单在鸡蛋里找骨头。她是我家中的阎王。直到我入了中学，她才死去，我可是没有看见母亲反抗过。“没受过婆婆的气，还不受大姑子的吗？芽命当如此？选”母亲在非解释一下不足以平服别人的时候，才这样说。是的，命当如此。母亲活到老，穷到老，辛苦到老，全是命当如此。她最会吃亏。给亲友邻居帮忙，她总跑在前面：她会给婴儿洗三——穷朋友们可以因此少花一笔“请姥姥”钱——她会刮痧，她会给孩子们剃头，她会给少妇们绞脸……凡是她能作的，都有求必应。但是吵嘴打架，永远没有她。她宁吃亏，不逗气。当姑母死去的时候，母亲似乎把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