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齐萧条，秦、晋近边，吴、越狡狯，百粤瘴疠，江右蠲瘠，荆、楚悍，惟有金陵、东瓯及吾闽中尚称乐土，不但人情风俗，文质适宜，亦且山川丘壑足以娱老，菟裘之计，非蒋山之麓则天台之侧，非武夷之亭则会稽之穴矣。
《书》言：“天下有九福：京师，钱福，病福，屏帷福；吴越，口福；洛阳，花福；蜀川，药福；秦陇，鞍马福；燕赵衣裳福。”今以时考之，盖不尽然：京师直官福耳；口福则吴、越不及闽、广；衣裳福则燕、赵远逊吴越；钱福则岭南、滇中，贾可倍蓰，宦多捆载。
楚中如衡山、宝庆亦一乐土也：物力裕而田多收，非戎马之场，可以避兵，而俗亦朴厚。长沙则卑湿而儇，不可居矣。
国家自采榷之使四出，虽平昔富庶繁丽之乡，皆成凋敝，其中稍充裕者，岭南与滇中耳。然五岭瘴乡，不习者有性命之虞，滇南远隔绝徼，山川阻修，黔巫之界，苗獠为梗，过客辎重，时遭抄掠，不但商旅稀少，即仕宦者亦时时戒心也。
滇中沃野千里，地富物饶，高皇帝既定昆明，尽徙江左诸民以实之，故其地，衣冠文物，风俗言语，皆与金陵无别。若非黔筑隔绝，苗蛮梗道，诚可以卜居避乱。然滇若不隔万山，亦不能有其富矣。
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它二三十万则中买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新安奢而山右俭也。然新安人衣食亦甚非啬，薄糜盐薤，欣然一饱矣。惟娶妾，宿妓，争讼，则挥金如土。余友人汪宗姬家巨万，与人争数尺地，捐万金娶一狭邪如之，鲜车怒马，不避监司前驱，监司捕之，立捐数万金，不十年间，萧然矣。至其菲衣恶食，纤啬委琐，四方之人皆传以为口实，不虚也。
天下推纤啬者，必推新安与江右，然新安多富，而江右多贫者，其地瘠也。新安人近雅而稍轻薄，江右人近俗而多意气。齐人钝而不机，楚人机而不浮。吴、越浮矣，而喜近名；闽、广质矣，而多首鼠。蜀人巧而尚礼，秦人鸷而不贪。晋陋而实，洛浅而愿；粤轻而犷，滇夷而华。要其醇疵美恶，大约相当，盖五方之性，虽天地不能齐，虽圣人不能强也。今之宦者，动欲择善地，不知治得其方，即蛮夷可化，况中国哉？
仕宦谚云：“命运低，得三西。”谓山西、江西、陕西也。此皆论地之肥硗，为饱囊橐计耳。江右虽贫瘠而多义气，其勇可鼓也。山、陕一二近边苦寒之地，诚不可耐，然居官岂便冻饱得死？勤课农桑，招抚流移，即不毛之地，课更以最要，在端其本而已。不然，江南繁华富庶，未尝乏地也，而奸胥大驵，舞智于下，巨室豪家，掣肘於上，一日不得展胸臆，安在其为善地哉？
仕小邑，驭疲民，居官者每郁郁不乐，此政不必尔。小邑易于见才，疲民易于见德。且“不见可欲，则心不乱”。尝见江南大地，败官者十常八九，择地者固无益也。
避塞苦寒之地，有唾出口即为水者；五岭炎暑之地，有衣物经冬不晒晾即霉湿者。天地气候不齐乃尔。然南人尚有至北，北人入南，非疟即痢，寒可耐而暑不可耐也。余在北方，不患寒而患尘，在南方不患暑而患湿。尘之污物，素衣为缁；湿之中人，强体成痹。然湿犹可避，而风尘一至，天地无所容其身，故释氏以世界为尘，讵知江南有不尘之国乎？
丹阳有奔牛坝，相传梁武帝有人于石城掘得一僧，瞑目坐土中，奏于帝。帝问志公。志公曰：“此入定耳，可令人於其傍击磬，则出定矣。”帝命试之，果开目，问之不答。志公乃话其前事云云。其僧一视志，即起身向南奔去，帝遣人逐之，至此地，化为牛，故因以名也。近时樵阳子亦类此。
蜀有火井，其泉如油，热之则然。有盐井，深百馀尺，以物投之，良久皆化为盐，惟人发不化。又有不灰木，烧之则然，良久而火灭，依然木也。此皆奇物，可广异闻。（鲁孔林闻亦有不灰木，取以作炉，置火辄洞赤，但余未之见耳。）
闽中郡北莲花峰下有小阜，土色殷红，俗谓之胭脂山。相传闽越王女弃脂水处也。环闽诸山无红色者，故诧为奇耳。后余道江右，贵溪、弋阳之山，无不丹者，远望之如霞焉。因思楚有赤壁，越有赤城，蜀有赤岸，北塞外有燕支山，想当尔耳。
由江右抵安庆，山多童而不秀，惟有匡庐，数百里外望之天半，若芙蓉焉。自德安至九江，或远或近，或向或背，皆成奇观。真子瞻所谓“傍看成岭侧成峰”者，岱、岳不及也。
秦筑长城以亡其国，今之西北诸边，若无长城，岂能一日守哉？秦之长城，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今长城计之，仅及其半，而燕代近胡之塞原有长城，又不自始皇始也。今九边惟辽东不可城，而政当女直之冲，蓟镇之城，则近时戚大将军继光所筑，其固不可攻，虏至其下，辄引去，其有功於边陲若此，而犹不免求全之毁，何怪书生掳纸上之谈而轻诋嬴政也！
九边惟延、绥兵最精，习于战也。延、绥兵虽十馀人，遇虏数千，亦必立而与战，宁战死，不走死也，故虏亦不敢轻战，虑其所得不偿失耳。辽左兵极脆弱，建酋时，时有轻中国之心，所赖互市羁縻之耳。然互市盟好，边境虽偷目前之安，而武备废，士卒惰窳，久而上下相蒙，不知有战矣。夫初立互市，本欲偷闲以缮治守御，生聚教训也，今反因之而废战具，不亦惑之甚耶！
宁夏城，相传赫连勃勃所筑，坚如铁石，不可攻。近来孛拜之乱，官军环而攻之，三月余，至以水灌，竟不能拔，非有内变，未即平也。史载勃勃筑城时蒸土为之，以锥刺入一寸，即杀工人，并其骨肉筑之。虽万世之利，惨亦甚矣。近时戚将军筑蓟镇边墙，不﹃一人，期月而功就，城上层层如齿外出，可以下瞰，谓之“瓦笼成”，坚固百倍，虏终其世不敢犯，则又何必以杀﹃为也？
女真兵满万则不可敌，今建酋是也，其众以万计不止矣。其所以未暇窥辽左者，西戎、北达为腹背之患，彼尚有内顾之忧也。防边诸将诚能以夷攻夷，离间诸酋，使自相猜忌，保境之不暇，而何暇内向哉？不然，使彼合而为一，其志尚未可量也。
河套之弃，今多追咎其失策，然亦当时事势不得不弃也。何者？我未有以制其死命，令彼得屯牧其中，纵驱之去，终当复来。至于今日，则拓跋焘所谓“我发未燥，已闻河南是我家地”者，事愈不可为矣。
曾铣欲复河套，卒为严嵩所尼，至不保要领。然使曾策果行，河套果复，不过一时可喜，而后来边衅一开，兵革何时得息？羊祜所谓“平吴之后，尚烦圣虑”者也。赵普谓曹翰攻幽州：“得之何人可守？翰死，何人可代？”此不易之论也。盖我之兵力，不加于彼，而彼盘据已久，一旦失之，势所必争耳。
西戎茶马之市，自宋已然，盖土蕃湮酪腥腥，非茶不解其毒，而中国藉之，可以得马，以草木之叶易边场之用，利之最大者也。但茶禁当严，马数当核。今之茶，什五为奸商驵狯私通贸易，而所得之马又多病残疾，不堪骑乘者。直与之耳，非市也。
江北马之役最称苦累，而寄养之户尤多败困，要其所以，则侵渔多而费用繁也。山东大户，每签解马，编审之时，已有科派，解之时，又有使用，轮养有轮养之害，点视有点视之费，印烙有印烙之弊，上纳有上纳之耗，无不破家亡身者，然而马必不可少也，得贤守令监司，弊或稍差减耳。
马之入价也，漕之改折也，虽一时之便，而非立法之初意也。太仆之马价，原为江南有不宜马之地而入价，於北地市之也。漕粮之改折，亦为一时凶荒之极，米价腾涌而入价，以俟丰年之补籴也。今公然以佐官家不时之用矣。舍本色而征银，甚便也；马粮有余，而见镪不足，甚利也；然而马日减少，太仓之粟无一年之积者，折价误之也。承平无事犹可，一旦缓急，必有执其咎者。
唐李嫔判度支，以每年江、河、淮运米至京，脚钱斗计七百，议以七百钱代之。王铎曰：“非计也。京国籴米既耗积食，而七百之费兼济贫民。”时议不从。既而都下米果大贵，卒罢不行，则今日之治漕，动称改折者，其非久远之计可知矣。
古今幅员户口，莫盛於隋之大业，唐之开元。考之《隋书》：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四十六，口四千六百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六。唐开元时，户八百四十一万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一十四万三千六百九二。主富盛亦略相当，然盛未几而祸败即随之矣。宋庆历间，户至一千九十万四千四百三十四。国朝嘉、隆之时，户共一千一百一十三万四千，口共五千五百七十八万三千，而熟夷不与焉，视隋、唐、宋盛时固已过之矣。使东胜不徙，安南不弃，金瓯尚无缺也。抱杞人之忧者，能无戒於衣衤如乎？
户口生息甚难，而凋耗甚易。盖治日常少，而乱日常多。兼以治平之时，不无盗贼之窃发，水旱之流移，而杂离之世，即欲一日无事，不可得也。况乱离之后，数十年养之而不足，而承平之世，一旦败之而有余。周自东迁以及刘项之世，分裂战争者，三四百年，长平一坑四十余万，即虫蚁蚊蚋，宁能当此惨劫耶？汉至文景，盛矣，而武皇耗之；明章治矣，而桓灵覆之；赤眉董卓之乱，黔首宁有种耶？至于典午失权，胡羯肆烈，南北分朝，兵连祸结，又二百余年，春燕巢于林木，亦可哀也。唐自贞观至开元，拊养生息，渐称繁庶，而渔阳鼙鼓一动，宗社为墟，至于黄巢之变，杀人如麻，流血成川。浸淫至於五季，其间承平无事者，可以日计也。宋之盛时，已日与契丹元昊隙，而燕云不复，淮北中失，偏安忍耻，仅抚遗民，女直侵其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