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然已经往那儿打过电话了。”埃诺说。
“结果呢？”
“他们想出版。”
“他们要出版？”
“是的，他们要出版！”
“你捉弄人！”
“不，是真的。他们要出版你的东西，只要你同意。”
我一下子说不出话来。埃诺急忙给我斟满了杯子，我机械地抓起它，放到嘴边。我的律师把我停止破口大骂看作是我做出的一个友好姿态。我脑垂体里的姑娘们精疲力竭地倒在地上，一个个变得气喘吁吁。
埃诺抓住了这唯一的机会，活力又重新回到他的身上。
“我当然立即就同一位很亲切的……叫……嗯……”他在他的档案卡片里翻找着，“……叫浮士德博士的老先生草拟了一份临时合同。这位先生是主编，非常亲切，他建议把手稿送去付印。这位……嗯……浮士德博士先生自己已经看了手稿，他妻子也看了，他们都觉得很有意思。这位亲切的……博士说，这是一种非常新颖的女性文学。”埃诺额头上冒出了汗珠。
“浮士德？”我不知所措地问。
“是的，就叫浮士德。他很重视新的文学趋势。他说，妇女作品应与过去不同，要轻松活泼，不要那么严肃死板。严肃死板的作品已经充斥了整个市场。但是你的东西很有意思，他是这么说的。我们已经达成了协议，第一版出五万册。”
我大脑内部自由广场上一片寂静。
一只肥大的苍蝇在窗户上嗡嗡地叫着。
埃诺用充满期待的目光看着我。
五万册！我简直不敢相信。五万册呀，这不意味着将有五万个机灵的妇女要读我写的维克托·朗格和威廉·格罗斯克特尔的故事吗？
“不行，”我斩钉截铁地说，“这与别人无关。我要离婚，然后安安静静地过日子，我是为了这个才聘请你的。”
“可稿子还可以编辑加工呀！”埃诺说着，小心翼翼地把手放到我的胳膊上。我用力推开了他。不要动我，你这个叛徒！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说他们要下功夫把书中的名字全部缩写？就像报刊亭里出售的那些脏乎乎、皱巴巴的消遣书所做的那样？出身于K城、被人抛弃的母亲弗兰西丝卡·H讲述她同著名导演、出身于明斯特…布拉克罗的威尔·G的痛苦的婚姻故事。在封面照片上，我们的眼睛都用黑条条遮盖起来，孩子们哭叫着坐在肮脏的租房楼梯上？你为什么不马上同一家私人电视台联系一下呢？这样你就可以对着摄像机向我递上一束鲜花、唱《原谅我》的高调了！威尔·格罗斯就会从幕后走出，吻着我的面颊，泪流满面、结结巴巴地说，我们应该重归于好！而阿尔玛则坐在观众席上，捂着手绢嚎啕大哭！你一定为此拿了一大笔好处费吧？”
埃诺大惊失色。在他笨重的办公桌旁还从来没见过有人发这么大的火。不管怎么说，还从没见过有人向他这位性情温和的律师发过火！
太绝了，他的律师事务所终于有了一种气氛！
我觉得自己有些了不起。现在正是好机会，我可以借此机会把自己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大脑内部自由广场上的女权主义运动者热烈鼓掌，给予支持。
“要是你冷静下来，我就把编辑的建议告诉你。”埃诺冷静地说。
我决定冷静下来，我毕竟难以压抑我的好奇心。这位编辑的建议是什么呢？埃诺作为我的律师和经纪人对此又是如何反应的呢？
“我已经冷静下来了。他说什么了？”
“他想同你坐在一起商量商量。他说，凭你的天分和幽默感，你可以把这一素材写成一本很有意思的妇女小说。他说，这正好符合当代文学的发展趋势。”
“他是这么说的？”我问道。
“是这么说的。他还说了些别的事情。”埃诺又翻弄起他随身携带的小纸条来。“嗯……同老师的那一章……我记不得在什么地方了。我想，是同某个舞蹈老师……”
很清楚，埃诺本人对我的东西只字未看。我清楚他指的是哪一章，太清楚了。
“是德语老师。”我说。
“对，他对德语老师的那一章最喜欢。”
“为什么？”
“谁知道？他自己会亲自讲给你听的！你最好给他打个电话。”
他又把那张纸条推到我面前。
这次我拿起了纸条。当埃诺把手放到我的手上时，我也握住了他的手。
一部小说！一部小说！
我要出小说了！
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东西！
一种奇妙的、压倒一切的成功后的喜悦抓住了我。我脑垂体广场上的姑娘们从挂钩上扯下监狱的钥匙，为其他姐妹打开了牢房的大门。然后，她们欢呼着互相拥抱起来。
乌拉！乌拉！我们这些思想上受到压抑、作用得不到重视的低能儿终于走出了脑垂体这一小小的天地，要为改变社会政策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了！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视野太窄了，只是围着锅台打转，只知道洗晾衣服。可现在，我们要扩大视野，要写小说，而且是在两个孩子同时呆在家里的时候进行创作。那位绝顶聪明的退休老头弗里茨·费斯特对此会有什么高招呢？噢，他一定会说：为两个捣乱的小家伙装两部漂亮的微型游戏机，这简直易如反掌，用两个鞋盒子和四十四块同样大小的小石子就可以做成。然后，再给他们一些未经漂白的再生纸、无毒的彩笔、去了尖的回形针和几个娱乐题目，然后在“父亲”——以下称之为“提案反对人”——的办公室举行一个快乐的聚会。
这一要求不予同意，拒绝举行！
应该把两个可爱的小淘气鬼交给律师的母亲，她反正已经自讨苦吃，照顾过其中的一个了。
我觉得这个主意富有创造性。弗里茨·费斯特决不会想到这一主意的，是的，他不会想到的。
我深深地叹了口气。
埃诺如释重负地对我笑了笑。
“咱们讲和吧？”
“讲和就讲和。”
“太好了！”我的律师说，并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
“埃诺？”
“什么事？”
“我还可以请求你做点事吗？”
“没问题。”
“请你的胡子重新长起来吧，我对它已经习惯了。”
三天后我登上了飞往汉堡的飞机。
这是一架很窄的小飞机，在冬季早晨的大风面前显得有点招架不住。另外，当飞行员拉起机头离开跑道的时候，没有人鼓掌，没有哪位空姐给我或其他什么人戴上一顶有趣的红色船形帽，也没有分发彩笔什么的。
我坐在座位上，夹在两个商人之问。他们既没有穿夏威夷的衬衣，也没有把啤酒瓶放到脖子上。不，完全相反，他们把一些似乎很重要的文件摊放在文件箱上，在里面饶有兴致地翻腾着。两位老兄顺手搅了搅他们半满的咖啡杯，对飞机猛烈的摇晃似乎毫无察觉。我悄悄地抓紧座位扶手，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口气，要是哈姆弗雷·博格或其他某个这种类型的年轻人在这儿，他现在一定会贴近我的耳朵，用动人心扉的浑厚嗓音对我说：“你感觉不舒服吗，宝贝？”然后一定会递给我一块手帕或一杯矿泉水。要是查尔斯·布鲁森在场，那就一定会递上一瓶烈性酒了。
坐在我旁边的两位商人可不是这样，他们对我的满头大汗和突然发出的祷告声丝毫不加理会。当我穿着认识埃诺·温克尔时穿的那身衣服从他们中间挤过时，他们除了随口道声“早安”算打招呼外就什么都不说了。既没有对我的漂亮衣服吹一声赞赏的口哨，也没有问我今天晚上打算在汉堡做什么。对此我感到异常惊讶。
就在大风稍稍减弱、飞机爬到一定高度以后，他们也没有让我有机会进行一次生动诙谐的交谈。比如：
“请允许在下作个自我介绍。我是比约尔·恩霍尔姆，退休政治家。我现在乘飞机去钓鱼。”
“认识您很高兴。我叫赫尔，是作家。我同出版社约了日期，去谈小说校样的事。”
甚至当空姐走过来问我们还想喝点什么时，这两位老兄也没有趁机递给我一小瓶香槟。这着实令人遗憾，因为我曾想像着，我们一定是唱着歌、摇头晃脑地在汉堡着陆，然后在提行李处大家热烈拥抱，交换地址，依依不舍地告别。而这一切都发生在正焦急地等在玻璃门后面的出版社代表团的眼前，为首的是那位动人的浮士德博士先生和他的夫人及母亲。编辑、女秘书、司机和行李员列队站在后面……
我们着陆时天气刚刚放晴。
我胃里有一点儿不舒服的感觉。我的大衣从飞机行李箱里往下掉，快要落到地上的时候，有人将其接住递给了我。
“是您的大衣吗？”
“是我的。”
我看了一眼递大衣的人，脑子里迅速闪过一个念头，他是不是对我这个作家以及去编辑部的事感兴趣呢？可他已经转过身，又埋头读他的报纸去了。
这就是我的经历。
我目睹了有钱人乘飞机的情况。连极为普通的商人在飞机上都衣冠楚楚，目不斜视，或把脑袋扎在报纸里。谁要是转身对人笑一笑，就准会露出他那皱巴巴、脏兮兮的脊背。
我把地址告诉了出租车司机。他微微点点头，也没有问：“您是作家吗？您叫什么名字？叫赫尔？听起来像‘先生’那样的称呼！这很好记！我要把这个名字讲给我老婆听听！”或者诸如此类的话，而是绷着脸驶进清晨上班的车流中去了。
出版社大楼位于普拉哈特大街，就在阿尔斯特湖对面。
我昂首挺胸地走进前厅。喂，女士们，先生们，我来了。脑垂体里的姑娘们不得不留在门外。可她们挤在入口处，示威性地举着拳头，祝我成功。但愿她们可别挤破玻璃。
在一间玻璃房里坐着一位保养有方的女士。她看到我后，把身体往前倾了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