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吵得很厉害。事后榕榕说:“苏亮,你不该那么对待老政委,老政委是舍不得让你走。”榕榕说得不错,这两年干部转业频繁,我们站的技术骨干都快走光了,如果再让我走,这个站也就名存实亡了。
我是钟情于榕榕的。我们离别的第二天中午,站长把我叫到他的家里,谁也没有料到,一场意外的灾难在等待着我们液化石油气罐爆炸了。
在起火的一瞬,我毫不迟缓地向屋门冲。我记得我的前脚已跨上门槛,只需再跨一步就可安然无恙,恰恰在这时,我听到了站长夫人一声凄厉悲怆的呼唤“我的孩子!”我马上意识到了他们的儿子还在床上,三个月的小生命是逃脱不了这场灾难的,于是,我转身扑入火海。
再回到屋里,满目都是灼热翻腾的火光。我从床上抱起了孩子,准备冲出火海,万没料到刚才敞着的屋门已被死死封住,任我拚命踢打纹丝不动。
事后战友们告诉我。我在烈火中抱着那个小生命足足待了一个半小时,赶来的同事们从余烬未熄的炭灰中把我扒出来时,我的身体几乎被烧焦了,被送进了医院。在那里昏迷了14天,人事不省,命悬一线。
二
如同长长的沉睡,我醒了,我听见了。
“可以给他点水喝,要吃的话也可以喂他点东西。”是位老太太的声音。
我想知道自己的伤势,可是我睁不开沉重的眼睛。
“不经我的批准,不允许任何人进入病房”。那个老太太说。
“是,李医生。”回答者的声调里还掺杂着童音。后来,我知道,他是我的“特护”,这个19岁的小伙子,他名叫高岩。
他们把一勺混合奶喂到我的口腔里,它应该是甘甜的,我感到的却依然是那种退不掉的焦糊味儿。
“好孩子,”老太太说,“对于一个烧伤患者,关键是坚强。”
我做好了忍受剧痛的准备,我的身心都不缺少坚强,可是真正上了手术台,才知道那滋味不是好受的,我至今也找不到恰当的词句来形容它。
榕榕信守着离队时的诺言,每星期都有信来。“我给你读读吧!”高岩对我说。我没让他读。我不愿让别人知道我们的儿女私情。
“要不要通知她一声?”老政委来看我。
“等等吧,”我说,“等我伤好了再告诉她。”
万万没有想到,一切希望都是失望,一切设想都是幻想,一切感觉都是错觉。
我发觉没了双手双脚,眼睛也失明了。我接受不了这么残酷的现实,我在死一样的沉默中追求着死亡,渴念着死亡。
机会来了。
一天高岩慌慌张张地跑来说:“黄河要发大水了,我们要搬家。”
我期待着投身于洪水的呼啸之中。李医生,那位老太太却亲自扛了副担架,要把我抬走,我抗拒,我呼喊,一切都无济于事。
周围乱糟糟的。我又希望能在乱糟糟的时刻静悄悄地死去。这时,高岩来了,他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一瓶麦乳精,用开水冲了,拿调羹喂我。我恳求高岩,别再管我,让我安静地离去。
我的荒唐大伤了老太太的心,她一反平日的温存和慈祥,对我发脾气:“你混蛋!七八个人组成的抢救小组一直救了你十几个昼夜,难道是为了买你具尸体吗?二十多的小伙子竟然这么懦弱,真不嫌丢脸?亏你还是个军人……”
原以为选择死亡能解脱自己,谁想收获的却是世人的轻蔑和谴责。
“不!”我对着已空无一人的病室大叫:“我苏亮绝不是他妈的那种软弱的人!我想活,但不知怎么活啊!”
三
大西北的冬天很快就到来了,高岩曾不止一次地劝我给榕榕回信,把事情告诉她,我一直克制住自己。一天上午,一封加急电报传到了我的床头,说榕榕病倒了,速归!
归?怎么归?榕榕你怎么了,我迫不及待地让高岩打开三、四个月中的那几十封信,高岩读了起来:
第八封信“小亮,原谅你的榕榕吧。这些年我们相亲相爱,你不懂榕榕的心么?赶快给我回封信吧,哪怕写几个字也是好的……”
第十五封信“小亮,亲爱的,允许我再这么叫你一声吧,也许这是最后一声了。”
“盼不来你的信,我强迫母亲为我订了去部队的票,可没等走成,我已病倒了……”
“我不读了!”高岩哭起来。
是该写封信了。我开始陈述心里被咀嚼了无数遍的那些话,请她不要回信,不要来医院。
我与榕榕是在一个院子里出生,在一个院子里长大的。后来她父亲转业,全家回到了江南,那年她11岁,我12岁。再次见面,却都是二十来岁的人了。
我入伍分在军分区农场,后来,又分到三站。提成干部后,站长便开始关心我的个人问题。他神秘地告诉我机关门诊部有个黄护士,人长得没治了,脾气也好,可就是谁也看不上。我的孤傲和倔犟的脾气又萌动了,想去碰碰这个目空一切的小护士。
冒着寒风我赶了30里路走进机关门诊部,出现在我面前的是两个女兵。
“我来找黄医生看病。”
“这儿没黄医生。”
“哦,不,是黄护士。”
“看病站在那儿干什么。哪个单位的?”黄护士在填处方单,头也不抬地问我。
“三站的。”
“叫什么名字?”
“苏亮。”
“嗯?”她惊了一下,又问:“什么病?”
“大概是感冒了。”
“感冒也值得跑这么远?你们单位不是有卫生员吗?”
我含糊其辞地嗯了一声。
她陡然收起笑容,“年龄?”
“20岁,怎么啦?”
“说老实话,你到底干什么来了?”说完,她就径自走了出去。等回来时,已穿了件毛衣,更显出体态的轻盈。“你不是来看我的吗?苏亮,你好好看看我是谁?”这就是我和榕榕的再次相遇,既平淡无奇又充满戏剧性。
想到榕榕不可阻止地就要来临,我心里越发酸楚,我需要一张完整的脸。我恳求做一次整容手术。
经过几天准备,我被固定在了手术台上。
“再疼痛也不能喊叫。”老太太说,“这是做面部手术,任何肌肉的抽搐都会影响手术效果。”万箭穿心般的疼痛慢慢消散了,我听到了一个女人的轻轻饮泣。呼出的气浪直扑到我的脸上。这是除了母亲之外我唯一熟识的女人的气味,“榕榕!”我失声喊道。
“是我……”她猛抓住了我的两条残臂,哭着:“小亮,你这是为什么啊……”
还说什么呢?一切言语都是多余的,她留下来了,代替了高岩。
四
寂寞无聊的生活莫过于病中岁月,终于,有一天榕榕对我说:“我不想让你这么混日子,你的伤基本上好了,应该学着做点事情。”
她说我可以学习写作,做保尔·柯察金那样的人。她为我制定了一张作息时间表。
一开始想用口述的方式来“写”,后来发现自己不是那块料,便求榕榕帮我想办法。
榕榕在笔杆上用松紧布缝制了一个圈套,把笔固定在我的残肢上。她还弄来一个二尺见方的三合板,用来托放纸张。
我写得很苦,残臂红肿了,伤口流血,一个上午还写不下百多字,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却把两行字叠到了一起。
“我他妈的不写了。”我骂自己。榕榕只能暗自悲伤。发过脾气又后悔,我又强制自己写下去。
不敢说准能写出作品,但创作的热血是被刺激得沸腾了,明显地感觉到了写作的欲望像胎儿一样在腹腔里躁动。我把这个作品的题目都想好了,叫《我们的爱情》。可榕榕却不同意。
“你不嫌害臊,我还嫌呢,要写就写写那个患了血癌的小姑娘吧,她才13岁,眼看活不了多久了,还天天攻读英语。”
“好的。”我说。
这样,我认识了叶玲。
“苏叔叔,您好吗?”她先用英语向我问候,完了自己又译成汉语。我惊奇地发现这位住院二年多得了绝症的姑娘,竟然这般乐观,她天真地把翻译说成“翻译官”,“咯咯咯”地笑着,像从嘴里飞出了一群鸽子。
“好好学吧,叶玲。”我说。
“你说我这病还能好吗?”
“能的,能的。”
“那我们订个合同。”叶玲说。
“订什么合同呢?”
“不管你的小说什么时候出版,都让我做翻译,介绍给外国小朋友。”
“一言为定。”我说。
稿子写好了寄出去又被退了回来,可以想见我的心。正在我惶惑不安的时候,高岩为我介绍了一位当编辑的病友章老师。
他细细地分析着我的作品,耐心地告诉我该怎么写。
我又拿起了笔。
五
又是一个晴朗的上午,榕榕要出去给我买点吃的,由叶玲来陪伴我。可榕榕一直没见回来。我等着,等过了中午,果然是一桩不幸的消息:榕榕被人家欺侮了。
“小亮!”她一进门就哭。
“流氓!”她喊着。原来,她想给我买几斤杏子尝鲜,卖杏的说:“买杏吧大姐儿,怀孕闹病的都来找哥们儿。”榕榕没理,说要捡熟的,卖杏的却倒进半秤盘生的说:“你不是闹孩子想吃酸的吗?这个正好!”
榕榕生气了,抬脚要走,卖杏的却一哄而上把榕榕围在当中……
“狗杂种!”我喊叫着,我想如果我双手双脚还在,我一定会冲上街头,去找那些流氓拚个你死我活。我被狂怒震动了,身体刚挪到床沿,“叭!”的一声摔在了地上。
我悔恨自己的疏忽。我只想到自己的残疾会给榕榕带来精神上的不幸,生活上的痛苦,却没想到失去了保护她的能力。让她离开这里吧,让她重新选择能保护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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