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碧薇画的一幅肖像《琴课》。
素珊得知真情后，多次要求张道藩与蒋碧薇断绝关系，否则，就要离婚。张道藩从不理睬，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张道藩又不与素珊离婚，可怜素珊一个异国弱女子，只能以垂泪来表示微不足道的抗争。
时至1949年初，国民党要员纷纷逃离大陆，身居国民党中央常委、中宣部长的张道藩亲自安排蒋碧薇去了台湾。根据当年她与徐悲鸿离婚时达成的协议，一对儿女都归蒋碧薇抚养，但他们都先后加入了革命阵营。日后的蒋碧薇只得以情妇的身份与张道藩相伴。
但是蒋碧薇毕竟不是张道藩的妻子，不能与他一同公开出入社交场所。身居孤岛，天长日久，常常独自沉思，有时呆呆地看着《琴课》一连好几个小时。
1953年10月，一代大师徐悲鸿谢世了，当蒋碧薇得知徐悲鸿直到去世时，身边还珍藏着早年与他同在巴黎生活时购买的怀表时，泪断如珠。由于精神上无所依托，不久，她又全副身心地回到张道藩身旁。张道藩为了避免家中的麻烦，将素珊母女远送到澳大利亚养病。毫无顾忌地与蒋碧薇同居一室，这一年冬天，蒋碧薇收到素珊从澳大利亚写来的信，信中说“道藩有一种浪漫想法，就是平两地之情，各安一室，你也是一个女人，明白一个妻子，要用多大的毅力和宽容，方能克服心里的不平。”蒋碧薇的心被深深地刺痛了。她曾有过痛苦和悲凉、绝望和愤懑，现都由另一个女人在品味着，愧然之情涌上心头……为了减经内心的羞愧和自责，她每个月以张道藩的名义给素珊寄钱。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之间的恋情好似一盆燃烧日久的木炭，温度渐渐低下来了。蒋碧薇日益感到张道藩心事重重，大有倦鸟思归之势。1958年底，她决定暂避一段时间，去南洋探望外甥，临行前，她煞费苦心，给张道藩写了一封长信，希望能重新燃起他们之间的恋情。第二年春天，她回到台湾，失望的是，张道藩对她十分冷淡。她终于明白：自己再也没有力量将张道藩拖回身边了。此后，她拒绝张道藩的资助，将大房换成小房，又陆续卖了徐悲鸿的一些字画，以两个姨孙为伴，淡泊地度过了一个个春夏秋冬。
1968年4月，她突然听说张道藩病危，便匆匆赶到台北三军总医院。这是他们自1958年分手后第一次单独在一起。她静静地看着病榻上的张道藩，只见他两眼微微地张开着，冷漠地注视着这个世界，但已经认不出任何人了。一个多月后，死神夺走了张道藩，他没有留下任何遗言。得闻此讯，蒋碧薇毅然打开了自己的回忆之库，半个多世纪的经历在笔端流过。她把自己的一生，所敬所爱、所作所为、所思所念、良心和灵魂都毫无保留地溶入了近五十万字的长卷。上篇取名为《我与悲鸿》，下篇取名《我与道藩》。1978年2月16日，蒋碧薇在台北去世。
根据蒋碧薇的遗言，她珍藏的徐悲鸿作品和一些古画，全部捐给台北历史博物馆。她去世时书房里挂着张道藩为她作的肖像：她面容憔悴、神色惨淡，头发上还插着白花。卧室里则挂着徐悲鸿为她作的肖像《琴课》：脸部微斜、脉脉含情，专注地拉着提琴。两幅画中最相似的是眼睛明亮深情。
Number：3202
Title：汪精卫死因之谜
作者：朱秋枫
出处《读者》：总第80期
Provenance：福建青年
Date：1987。12
Nation：中国
Translator：
弹伤遗祸根
缘由得从1935年11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说起。当全体中央委员在中央党部礼堂前摄影留念之时，一个混在记者队伍中的刺客突然站出身来，向坐在前排中间的汪精卫连开数枪。汪的脸颊和前臂上中了两弹，皆擦皮而过，未成大伤。唯有一粒子弹正好打在汪的脊椎骨间。汪虽然没有丧命，但当时医疗条件有限，要取出这粒弹头也不容易，便让它留在了体内。那么行刺者是谁呢？原来这人本是十九路军的一名班长，名叫孙凤鸣，公开身份是南京《晨报》社记者，后来虽捕杀了一些嫌疑犯，但真正的指挥者华克之，却没有抓到。
1943年秋，侵占华北、华中的大量日军被抗日军民牵制住了，盟军也在中太平洋发动了进攻。东条英机命令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松井久太郎，要汪精卫于一月之内，在中国“和平区”强征20万壮丁，限令3个月之内，调集100万石大米。要完成这个任务显然是桩难事，汪精卫因此不得不采取拖延手段。
半个月过去了，松井久太郎见汪精卫没有动静，便带着武官犬养健雄亲自赶在南京汪精卫的官邸。当时，汪精卫在楼上卧室内与陈璧君商议征兵征粮之事，闻得总参谋长驾到，便匆匆忙忙下楼迎接。由于他心慌意乱，两腿一软，竟在半楼梯上扎扎实实地摔了一跤，3节曾经枪创的脊椎骨正好擦在楼梯的棱角上。汪惨叫一声，滚到楼梯下，原来的伤口已经撕裂，无法站立，只好挺卧在沙发上。
松井和犬养见状，以为汪是故意拖延，非但不予安慰，反而进一步逼迫。汪忍住剧痛，结结巴巴地说：“兵粮之事，请阁下宽容几日，本府即令各省火速征集就是。”这些似可而不可的话，激起了武官犬养健雄的怒意。犬养生性粗鲁，态度蛮横，只见他“呼”地拔出指挥刀，笔直地擎在眼前。汪见状，以为对方要向他行凶，“啊”的一声，吓出一身冷汗来。其实犬养之举，并非行凶，而是武士道的一种逞威架式。但见他将左手的小指搁在桌沿上，右手挥动指挥刀，“呀”的一声，将自己的小指斩了下来，随即狂吼道：“主席先生的，军令大大的，你违的，当如这指头一般，厮啦厮啦的！”
汪一见血淋淋的指头，不禁又出了一身冷汗，两眼一翻，竟昏了过去。这两身冷汗一出，汪体内的元气早已损伤十之八九，待到醒来，已经躺在日本驻南京的陆军医院里了。
一帖“败毒散”
把持日本驻南京陆军医院的后藤部队队长、中将医医铃木小荣于1943年12月亲自握刀，替汪破背取弹。弹头取出后，陈璧君破涕为笑。在南京的大小汉奸头目，纷纷到医院表示祝贺。汪自己也强打精神，一连几次发表“卧床演说”。谁知好景不长，手术后，背脊肋部的剧痛非但没有缓和，反而波及腰部颈间。背脊部的疼痛日沉一日，且大小便失禁，弄得病房内外之人，个个皱眉掩鼻。
汪的老婆见灵药不灵，便乞求于中医单方，经其侄儿陈春圃辗转打听，终于在无锡探悉到一位治骨伤疮毒的名医刘一帖。
刘一帖替汪做了仔细的检查。他发现汪的创口已经平复，只是内侧发烫，脉息细促，便开了两剂退火之药，并出示膏药一张，命贴于背心。
谁知神医果有神术，服药贴膏后的第二天，汪的痛楚竟大大减轻。汪陈夫妇暗自庆幸，即派陈春圃去江城客栈，向住在那里的刘一帖送了一份厚礼，并派车邀他复诊。
刘一贴收下礼物后，随车再往医院。他见汪病痛减轻，便面露喜色地对陈璧君说：“汪先生创毒不重，只要照原方服上两剂，再贴一帖毒散膏药，便可一劳永逸了。”一面说，一面从小医箱内取出一张同样的膏药交给陈璧君，交代了几句后，便告辞回旅社去了。
汪陈二人本以为这一张“败毒散”贴了之后，便可消灾纳福。谁知贴后不到三个时辰，汪四肢抽筋，浑身上下痛似鞭笞，手心、脚心和额心一齐沁出汗来，陈璧君见病情恶化，一时慌了手脚。她一面请铃木大夫审视，一面命陈春圃去江城客栈接刘一帖到医院会诊。陈春圃气急败坏地来报告说，那刘先生当晚并未回转客栈，眼下四出寻找，已不知去向。陈璧君料到刘一帖在膏药中掺了虎狼之药，才引起如此严重的病变。3日后，有人给汪精卫寄去一信。陈璧君拆开一看，见白纸上写着四行黑字：厚礼不该收，既收亦不愁。平生药一帖，宜人不宜狗。
密信与“指令”
汪精卫病情恶化的消息，立即通过军用电台，传到了东条英机耳里。东条做出决定：让这位“儿皇帝”去日本就医。
1944年3月3日，一架由日本天皇赠给汪精卫的“海鹣”号飞机，载着近乎全瘫痪的汪精卫，从南京飞抵日本名古屋机场，并立即被送进帝国大学医院的一间特设的病房里。
经该院著名内外科大夫的紧急会诊，病情十分清楚，主要是铅毒入骨之故。第一外科部上野博子，立即决定进行第二次开刀，做削骨去毒手术。
这种削骨去毒手术并不复杂，第一流的医生，实不屑做这等手术，于是，刀把子落到一位年轻的副手龟田良宏身上。这龟田大夫早年出生于中国，曾在天津上过两年中学。“七七”事变后，他随父母返回日本，在仙台攻读医学，后来征召在帝大医院任外科医师。此人本来是当时日本年轻一代中的“自由派”，后来在战争歇斯底里的鼓动下，渐渐倒向军国主义一边，对天皇和军部的司令，百依百顺。这回院方命他为汪精卫进行手术，他颇想借此机会显示一下自己的才能，便连夜拟订手术方案。他的未婚妻小笠顺子也在该院当护士，就在龟田埋头拟订手术方案之时，顺子突然来到他的卧室，递给他一封密信。龟田马上将信拆阅，只见上面用端正的汉字写道：
龟田兄：
仙台一别，匆匆又是半载，谅安居无恙。顷悉兄将为汪精卫做削骨手术，殊觉惊讶。盖汪某系我中华国贼，弟恨不得食其肉，饮其血。对此辈恶人，毋有人道可言。兄若念当日同窗之情，宜于方便之际，促其速死。如蒙阴助，没齿难忘。阅后付炉，切记切记。
弟夏小柏拜托
龟田读了此信，吃惊不小。原来这署名为夏小柏者，是他早年在天津的邻居，后来又是仙台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