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克后来说，与这位俄国人的那些会谈是“世上最艰难的差使”。当他们由译员陪同分开坐着时，随着时间一小时一小时的过去，赫鲁晓夫的僵硬态度变得越来越明显，肯尼迪也越来越感到不自在。不过，最终还是找到了双方都能接受的某种东西，达成了某种妥协，得出了某种一致意见。
可是，在这些会谈中，肯尼迪找不出“和解的领域”，他事后说。杰克本想指出会产生灾难性后果的某种不正常的东西数百万美国军队，数百万苏联军队。实际上，赫鲁晓夫也有这种忧虑。不过，在这儿，他拒绝接受无论如何有助于防止一次大屠杀的任何让步，任何修正，甚至最小的修正。只要总统一提到这件事，赫鲁晓夫就会再次宣称，他准备与东德签订和平条约。
肯尼迪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感谢他的坦率，并回答说，他将报以同样的坦率。盟军留在柏林不是由于什么人的默许而是战斗的结果。在波茨坦，苏联承认这个事实，签订了给西方盟国占领军合法地位的协议。后来盟军根据那项协议才作出了某些正式的、有约束力的保证。如果美国同意从柏林被赶出来，它今后的承诺就会受到蔑视。因此，美国拒绝俄国的最后通牒。
赫鲁晓夫的回答是很典型的。他说，肯尼迪把国家安全作为美军留在柏林的借口；或许肯尼迪的下一步行动还将占领莫斯科，因为这也将改进美国的战略地位。总统严肃地说，美国人不想到任何地方去，他们只是决心留在他们所在的地方。
两天的会谈如期结束，最后在俄国大使馆共进午餐。肯尼迪郁闷地坐着，拨弄着食物。有人提醒他，该是离开的时候了。“不，”他怒气冲冲地说，“我们不按时走。在我知道更多的情况以前，我不走。”他把赫鲁晓夫拉到一边，再次议论柏林形势。赫鲁晓夫仍然坚持原来的立场。在12月，他将同东德签订条约。签订条约后，他将不承认美国有权留在西柏林。如果美国对此选择发动战争，“那是你们的问题”。肯尼迪严厉地说：“希望强行作出改变的是您，不是我。”赫鲁晓夫耸了耸肩。他再次声称，他的决定是不可改变的。肯尼迪怒气冲冲地说：“那将是一个严冬。”
肯尼迪在维也纳认识到言行一致不是俄国人的长处。他得出结论：苏联人会置世界舆论于度外，毫不犹疑地改变他们原来的立场。
维也纳会晤后不久，苏联大使带着两个人拜访白宫，随身带着一条毛绒绒的白色幼犬。大使递交了赫鲁晓夫的一封信。信中说：“为了满足肯尼迪夫人的愿望，特把小‘普辛卡’带给您和您的家人，它是知名的宇宙旅行者‘斯特列尔卡’的直系后裔。‘斯特列尔卡’于1960年8月19日搭乘宇宙飞船作了一次旅行，并成功地回到了地球。”肯尼迪对这条狗凝视了一会，然后目不转晴地看着杰奎琳。她用手掩住嘴，小声说：“当时我只是想使谈话……”
俄国人的下一步行动是由葛罗米柯拜访宾夕法尼亚大街600号。葛罗米柯没有说出多少新东西。杰克听着，抽着雪咖烟，没有作出让步。葛罗米柯提出，让西柏林成为国际区，包括建立西方和共产党的联合警察部队。肯尼迪摇了摇头。“为了取得一个果园，您给我们一个苹果，”他说，“我们不在这个国家作这种事。”
不管怎样，这次拜访是值得注意的，这至少是一种迹象：赫鲁晓夫已开始逐渐后退。有次，他对比利时外交官保罗·亨利·斯帕克说：“我认识到，与我所希望的相反，西方大国不会签订和平条约……我不想使你们处于一种叫人受不了的地位；我清楚地知道，你们不可能逼着自己走这一步。”看来，喉咙口的这块骨头不是真正无法忍受的。“您知道，”他继续对这个比利时人说，“对我来说，柏林不是什么大问题。在亿万共产党人中间，两百万人算什么！”
Number：3287
Title：你的判断是否公正
作者：
出处《读者》：总第42期
Provenance：
Date：
Nation：
Translator：李一朋
一个名叫格洛伊尔①的姑娘是否比一个名叫贝莎②的姑娘更使人感兴趣？在电话里短时间听到的一个人的声音，能否作为辨别他主要性格的根据？凭一张像片是否就能准确地说出这个人的国籍？黑皮肤的罪犯是否比金发碧眼的罪犯更常见？
显而易见，对所有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但是从掌握的材料来看，相信这些事情的大有人在。你可以去问一个大学里的男孩子，他是愿意在第一次互未见面的约会中碰到一个叫格洛伊尔的姑娘呢，还是一个叫贝莎的姑娘？或是去问一个姑娘，她愿意遇见一个叫理查德③的男孩子呢，还是一个叫卡斯贝特④的男孩子？在人们的头脑里正如你也是这样名字总是同一定的形象联系在一起的，而站得住脚的理由几乎没有。
“意大利人”一词会在人们头脑中唤起一个肤色黝黑、易冲动的人的形象；“知识分子”一词则会使你眼前出现一个瘦长、安静、戴一副玳瑁边眼镜的人。“罪犯”似乎是指一个皮肤棕黑、面孔陌生、衣衫不整的人；而“婆婆”一词会使你联想起一个冷酷女人的脸。
这样一来，我们只需听到一个词，就已经准备好现成的解释了。我们能够不假思索地想象出爱说话的爱尔兰人，节俭的苏格兰人，吝啬的犹太人，不动感情的瑞典人，高大而富有的得克萨斯人，爱激动的拉丁族人，易动怒的银行职员，粗俗的卡车司机，头脑简单的警察及举止笨拙的女驾驶员。但是忽然间，我们会遇上一个能干利索的女驾驶员，或是一个在爵士乐厅里消磨傍晚的银行家；我们还会碰到一个获得硕士学位的警察和一个穷困潦倒的、矮小的得克萨斯人；一个花钱如流水的苏格兰人和一个性情沉稳的拉丁族人。那么，我们会不会因此而放弃头脑里的那些模型呢？恰恰相反，我们有意无意地把这些事实作为“例外”而搁置一旁，然后等待那些能套入我们模型中的人出现。
一些来自哥伦比亚大学和巴那德大学的学生们曾被叫去看三十张吸引人的陌生姑娘的照片，并被要求按照“喜欢”、“漂亮”和“聪明”这样的分类分别写出自己对每个姑娘的评语。两个月之后，这些学生又被叫去看这些照片，但这次每张照片都给起了一个虚构的爱尔兰、意大利和美国名字。把两次评语拿到一块儿进行比较时发现，在那些名字代表着某些民族的面孔中，被评为“漂亮”的减少了，被“喜欢”的就更少了；与此同时，有美国名字的姑娘突然间似乎都变得更好看，更令人喜欢了。
为什么我们总要坚持这种对世界草率下定义的做法呢？这起源于我们的童年：我们在很小的时候就已学会一眼看出电视中“好人”与“坏人”的区别。小孩能很快就掌握一份他们喜欢和不喜欢人的一目了然的名单，而这些定了型的看法是很难被抹掉的。
我们带着这些标准的形象告别了童年，以后这些形象又不断地被电影、书籍和其他娱乐手段反复加强。哥伦比亚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美国人口中的百分之四十是由不同种族、不同宗教和少数民族团体的人组成，可是只有百分之十的美国杂志小说中的主人公是属于这些人的。在我们听到的和不断重复的笑话里，有各种一成不变的角色，这是证明我们用定型法思维的另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
除了这些外在的使我们产生僵化思维或偏见的力量之外，我们自己也常常主动地求助于它：当我们要给一个扑朔迷离的世界下定义时，我们只简单地把各种复杂的人们分成几个类型，然后就习以为常地按这准则行事了。我们没有勇气逐渐地了解人，而情愿作思维上的懒汉。
年长日久，这种思维习惯就很难抛弃了。虽然在被我们定了型的世界里的人们要比一个蹩脚电影里的人物有趣得多，可我们却满足于事先预料他们应有的样子。
避免这种定型化思维，你才能真正领略到世界的丰富多采。
①英文中Gloria与Glory的音相近，有光荣、荣誉、灿烂辉煌的意思。
②贝莎（Bertha），法兰克国王“矮子丕平”的妻子。
③理查德，英王一、二、三世的名字。
④卡斯贝特，英国一僧侣和主教的名字。
Number：3288
Title：神奇的圣诞节
作者：罗尔·特恩雷
出处《读者》：总第42期
Provenance：
Date：
Nation：英国
Translator：唐若水
吉姆·帕林斯急不可待地加入了北斯坦福特夏军团。这个十八岁的小伙子长得高大魁伟，爱踢足球，因而他将战争看做是另一种比赛。那是1914年，他第一天呆在比利时耶泼勒斯的前线战壕里。他递给某同伴几块面包当对方正起身来接时，一颗子弹击中了同伴裸露出战壕的脑瓜，一个德国狙击手送他上了天堂。帕林斯这才明白：战争是场残酷的屠杀，而决不像一场足球赛。
在那年秋天长达一月的耶泼勒斯战役中，伤亡的盟军、德军士兵约有二十五万。“从来没有这么多鲜血洒在这么一块弹丸之地上。”一位前线观察员这么写道。在此以后，第一次世界大战便陷入僵局，相持双方都躲进了从英吉利海峡延伸至瑞士边境的冰冷、潮湿的漫长战壕中。
圣诞前夜，一轮圆月在耶泼勒斯升起。冰原闪烁着白光。伦敦步枪旅二十一岁的格拉蒙·威廉斯从战壕上方窥伺着德军阵地。以往的此时此刻，在这前沿的重要阵地“无人地”上，到处都有朦胧的身影在穿梭奔忙：有的在侦察敌情，有的在抢运死伤者。在一片奇异的寂寞中，这块围有铁丝网的平坦、肮脏的萝卜地不时被信号弹照得通亮。然而今晚，空气中却渗透着一种神秘的寂静。
就在德军战壕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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