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让鲜血染红大街！”果然五天之后，纽约大街上新出现了五具黑手党分子的尸体。
1984年9月29日凌晨，意美警方联合发起了“圣迈可节闪电行动”。3000多名警察同时出动，封锁了巴勒莫的大街小巷。包括格雷科家族的家长在内的140名黑手党分子被戴上了手铐，另有70余名嫌疑犯被拘留。同时，大洋彼岸的美国警方也逮捕了28名黑手党要犯，他们将被引渡回意大利受审。这次行动触动了黑手党的根基。但是，如果认为黑手党已就此被消灭或从此一蹶不振，那就未免太天真。黑手党本是剥削制度的必然产物，只要资本主义社会继续存在，它就绝不会被彻底消灭。前面提出过的那个老黑手党分子詹蒂尔说过：“黑手党不是今天才冒出来的，也绝非明天就可以被剿灭。因为它早已盘根错节；而且，它从不原谅任何一个与它作对的人……”
（全文完）
Number：4045
Title：瞿秋白的风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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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读者》：总第5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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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同志所治印章，古朴雅致，为朋辈所喜爱。二十年代初，《小说月报》主编郑振铎在上海结婚，新娘为商务印书馆元老高梦旦之女公子高君箴。婚礼采取当时最为时髦的“文明结婚”仪式。按仪礼规定，主婚人的两方家长，均须在结婚证书上加盖私章，以昭信守。婚礼前日，郑振铎才想起他母亲还没有印章。郑与秋白同志友善，去信请他代刻一方应急。当天收到瞿的回信，并无信笺，只一张“秋白篆刻润格”，内开：“石章每字二元，一周取件。限日急件，润格加倍。边款不计字数，概收二元。牙章、晶章、铜章另议。”郑振铎一见，以为这是秋白事忙不能代刻的托辞，乃另请人急刻一方备用。次日上午，婚礼即将开始之际，有人送大红喜包一件，上书：“振铎先生君箴女士结婚志喜，贺仪五十元。瞿秋白”。喜包并无现金或礼券，乃是三方田石印章。一方是郑老夫人的；余为新郎新娘各一方。郑老夫人是单章稍大，新郎新娘的两方合成一对，边款分刻“长乐”二字，祝贺新人长乐永康·白头偕老。郑振铎与高君箴皆为福建长乐县人，取意双关。三章均玲珑雅致，主人把玩欣赏之后，才悟出所书“贺仪五十元”之缘由。计三章共刻十二字，润格应为二十四元；急件加倍，则为四十八元；边款二元，故曰“贺仪五十元”。瞿秋白这一出人意料之趣举，给郑高二人之婚礼增添了特别的喜庆气氛，一时传为佳话。
Number：4046
Title：贝多芬的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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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读者》：总第5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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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多芬十一岁时，就已经显露了他的音乐天才，被认为是莫扎特第二。
一七八七年春，贝多芬到了维也纳，并且拜见了莫扎特。然而莫扎特对他评价并不太高，认为他的钢琴演奏并无超人之处。贝多芬听了莫扎特的评语非常生气，并且立刻弹奏了一支幻想曲给莫扎特听，同时又要求莫扎特给他出一个主题来演奏。于是他终于发挥了他的卓越天才。
莫扎特听完了贝多芬的演奏，连连点头说：“的确名不虚传。”并且走到聚集在隔壁房间的朋友们面前说：
“你们大家要注意这个青年，将来他一定能成为享誉世界的大音乐家。”
不久，贝多芬回到故乡波恩，办完母亲的丧事之后，再折往维也纳，这是一七九二年的事。“可惜他的个性非常强，经常跟老师发生冲突。例如当他首次出版乐谱时，海顿就想在封面上印出海顿弟子”的字样，不料却被断然拒绝。因为他认为，自己名义上虽然是海顿的学生，实际并没有从海顿那里学到任何东西。
Number：4047
Title：在最后的日子里
作者：高文谦
出处《读者》：总第57期
Provenance：怀念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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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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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5月，周恩来同志发现患有癌症。他不顾病魔缠身，坚持工作，直到1974年4、5月间连续四次发生缺氧症状后，才同意住院。6月1日，做了第一次手术。八月，病情出现反复，做了第二次手术……
四届人大开过后，周恩来的病情继续恶化，每日便血不止。1975年3月间发现大肠内接近肝部位有一肿瘤。月底又再次作了手术。对于自己病情的一再恶化，周恩来的内心是坦然和无畏的。当他的侄女周秉德获知伯父得的是不治之症。急于要去医院看望他时，周恩来同她通了电话，专门谈了生死问题，说：“这有什么着急的？共产党员要唯物主义嘛！人生的规律都有这么一天，应该相信规律。”早在十几年前，周恩来就同邓颖超相约，死后要把骨灰撒在祖国的大好河山。这回，在得知自己的病已经不能挽救时，他又一再叮嘱说，不要保留他的骨灰。从3月到9月间，据不完全统计，周恩来以重病之身与各方面人士谈话、谈工作一百零二次，会见外宾三十四次，离开医院外出开会七次，在医院召开会议三次，外出看望人四次。下面，举一些例子：
4月日，躺在病床上会见突尼斯总理努伊拉。
4月19日，因脚肿穿不了皮鞋，特地赶制了一双圆口布鞋会见了金日成。
5月3日，参加了毛泽东召集的政治局会议。
6月9日，前往八宝山参加“贺龙同志骨灰移置仪式”，并亲致悼词。为贺龙同志一连鞠躬七次。
8月26日，会见了西哈努克、宾努、乔森潘。
9月7日，不顾病情严重恶化和医务人员的再三劝阻，坚持会见了由维尔德茨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这是周恩来一生中难以计算的会见外宾中的最后一次。
四届人大后，江青反革命集团先是以反对经验主义为名，攻击周恩来，继而又利用毛泽东评论《水浒》一事，大批“投降派”，进一步把矛头指向已经重病在身的周恩来。在这种形势下，周恩来在自己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不得不为捍卫对一个革命者来说高于一切的政治生命而奋起抗争。1975年7月1日，一部分工作人员要求同他合影留念。他答应了，但表示：“照可以照，但将来可不要在我的脸上划XX。”
9月间，周恩来的病情急转直下，由于癌症的折磨，他的体重由原来的六十五公斤下降到不足五十公斤，身体虚弱得连散步四分钟的力气也没有了。9月20日，医生们不得不对他进行了手术。手术前，周恩来或许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要来了自己于1972年6月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他登载的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专题报告的录音记录稿，用已经颤抖的手，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并注明了签字的环境和时间：“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九、二十”。在进入手术室时，周恩来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就在这次手术中，发现他身上的癌瘤已经全身扩散，无法医治。
10月下旬，医生们对周恩来再次进行了手术。在进入手术室前，躺在手推车上的周恩来握住邓小平伸来的手，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
手术后，周恩来再也没有能够起来。开始还可以强撑着自己看报，后来便只能依靠医护人员读报了。形势在一天天恶化，医务人员常常看到他睁着眼晴，望着天花板，不时地摇头叹息……
癌症的晚期是十分痛苦的。每当难以忍受的疼痛袭来的时候，周恩来就紧紧地握住医务人员的手，一声不吭，豆大的汗珠从额头上滚落下来。每吃一口饭，他都要付出极大的努力。为了党和国家的大局，他决意要顽强地活下去，哪怕是多坚持一天也好。他对身边的同志说：“我们多吃几口，来，给我数数。”当费力地咽下一口后，他念叨着：“一！”又咽下一口：“二！……三！……”12月中旬，周恩来已经不能进食了，完全靠输液来维持生命。为了减少他的痛苦，医生不得已使用了安眠药和止痛针。
在这生命的最后时刻，周恩来想到的仍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仍是工作和他人，对共产主义事业充满了必胜的信念。他对前来看望他的叶剑英等人切切嘱咐说：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不能把权落在他们手里。在同王洪文谈话时，他一再告诫王要记住毛泽东关于“江青有野心”的那段话。12月20日，周恩来体温三十八度七，但他仍吊着输液瓶子约罗青长谈对台工作问题。其间两次被病痛折磨得说不出话来，最后不得不中止谈话，他抱歉地说：“我实在疲倦了，让我休息十分钟再谈。”随后，便昏迷过去。
12月底，周恩来得知朱师傅几次捎信要来给自己理发后，便嘱咐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老朱给我理了二十几年发，看我病成这个样子，他会难受的，还是不要让他来吧，谢谢他了！”
1976年元旦过后，周恩来病情恶化，生命垂危。处于病痛极度折磨之中的周恩来要来《国际歌》唱片，用微弱的声音低声吟唱国际歌，并对守在身边的邓颖超说：“我坚信全世界共产主义一定能实现，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1月7日晚十一时，当医生们来到床边进行治疗时，处于弥留之际的周恩来从昏迷中醒来，微微睁开双眼，凝视了一下，认出了其中的吴阶平医生，声音微弱地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这是周恩来生前所说的最后几句话。
1976年1月8日上午九时五十七分，周恩来在与病魔的搏斗中耗尽了生命的最后一丝精力之后，怀着许许多多造福于人民的美好设想，怀着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深深的关切，怀着对共产主义事业必胜的信念，离开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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