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半是中国造的，他非得了解中国不可。
“姜先生的自尊、坦诚和幽默，是对中国最好的宣传”
在美国，我看了一场话剧《毛泽东夫人的自传》。写江青的，在美国演了两年，上座情况不错。戏写得很糟，但美国人看着鼓掌，连谢了几次幕。看后那位香港编剧非要我谈意见。推托不过，我说了这么几句话：“看后我觉得世界实在很可怜，在地球的这一端是个白痴，在地球的那一端却是个天才。”不知这位香港人是否听懂了我的意思。我对陪我看戏的几位美国朋友说：“你们美国人如果老看这个，会越看越笨。江青如果完全像戏里所写的那样，是一个无能的、完全靠出卖色相达到私欲的女人，不可能占据那么高的统治地位。这使人想起了五十年代我们怎么描写‘美帝野心狼’一条长着大酒糟鼻子武装到牙齿的豺狼，那时我们就是这样认识美国的。你们看了会觉得愚蠢可笑，可九十年代了，你们还这么认识中国，不能不说是一种艺术上的愚民政策。”
后来我的陪同对我说：“你总是说一些美国人不懂的事，总是逗我们笑，你的自尊、坦诚和幽默，是对中国最好的宣传。”
我在国外见到的许多中国人，实际上都很土，对自己祖国的历史文化一无所知，在国外又过着很低层的生活，不敢去豪华场所，也不敢乱花钱，干什么事都小心翼翼、缩手缩脚。他们津津乐道地向你炫耀的东西，在你看来一文不值。我在西班牙碰见一个中国人，他对我大夸西班牙的海湾如何美。我问：“你在国内都去过什么地方？”他说：“去过太阳岛。”我说：“那不叫海湾，你去看看海南岛、看看青岛、北戴河、大连，都有很漂亮的海湾。”这些人在中国人面前把自己当外国人，指手划脚，而在外国人面前，则自觉地把自己当孙子，总想靠着巴结外国人得到点什么。这种人在心态和人格上没有一点儿自尊，让外国人怎么能看得起！
“在对生活和艺术的感悟上，我们一点儿不比洋人差。”
我与美国著名导演奥立弗·斯通交谈时，他对我说：“毛泽东是位世界伟人。”我说：“毛泽东不但是伟大的政治家，更是个极有魅力的艺术家，他把整个中国当成他的作品。从他的诗词里，可以看出他人生的气魄和浪漫主义情怀。”斯通很赞赏我的看法，他发现我能讲英语，就问我可有兴趣在他导演的《毛泽东传》里饰演毛泽东。我说：“我了解毛泽东的历史，理解他的内心，要演的话没有第二个人能够演过我，只是我长得不够伟大。你也许无法理解一个中国人对毛泽东怀有的特殊感情。你的剧本里的一些描写，中国人民是不能接受的。另外，你如果要在中国以外的地方拍，出来的影片感觉上显然不对。因为毛泽东不可能出现在越南或者其他亚洲国家，他只能出现在中国。好多外国人以为亚洲就是中国，这种观念是错误的。”
在与美国电影艺术家的交谈中，我发现彼此在对生活和艺术的感受上特相通。霍夫曼是犹太人，他同我谈到德国，谈到自己如何来到美国，谈到政治与艺术的关系。这最后一个问题头天我刚和斯通谈过，陪同还没把他的话给我翻译过来，就笑了：“姜文，你昨天和斯通说的话，今天从霍夫曼嘴里说出来了。”在和斯科西斯交谈时，我能听懂一点他的英语，他却一点不懂中文。但双方不用翻译，凭着表情和语言感觉，就能猜出彼此的意思。
通过交谈，我感到我们这批在中国生中国长的电影工作者，对生活和艺术的感悟一点不比美国人差，甚至有比他们高出一筹的地方。我们对此应充满自信。
我并不否认外国经济的发达和文化的进步，但你无论到哪儿，都洗不掉这张中国人的脸，改变不了自己的黄皮肤黑眼睛。当你把自己当成美国人时，他们会很明白地告诉你：“你是中国人。”当你腆着脸享用美国人创造出的财富时，你却没有主人的自尊感。
有些中国女孩宁肯随便嫁给一个黄毛，说是“中国没有好男人”。其实那洋人可能就是一笨蛋，在外国人堆里混不出样儿来，到中国混江湖来了。我们有关部门不加慎重考察，轻易地把这些人冠之以“外国专家”、“国际友人”。我认识一些外国朋友，在国外时平平常常，一到中国周围环境宠得他忘乎所以，觉得自己高中国人一等，还有好多妙龄女郎追求着。一个外国人就跟我谈过他的真实感受：“我在国内屁也不是，而在中国我有妞泡，而且是名妞。”这些在中国能娶名演员的外国人，在他们的国家连演员的毛也见不着。
对于外国高层人物，我们给他们的脸也太多了。有些人在美国不过是商业片明星，可在中国却被誉为“有学者风度”，甚至电影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辈都去接见他，大家突然之间都成了普通影迷了。你越这样做，你家越不尊重你。说句老实话，哪一个影星会真心尊重他的影迷，他觉得彼此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
中国人产生崇洋媚外心理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没出过国导致的孤陋寡闻。假如政府让大伙儿每人效一笔钱，然后发护照发签证放手让大家出去，最后绝大多数中国人还得回来。爱国心最容易产生在国外，当你看到外国人的能力不如你，而你却由于民族和肤色的限制得不到他所拥有的财富和地位时，一种民族自尊自强便油然而生。
“一个崇拜别人的人，不可能被人所尊重”
马丁·斯科西斯是美国影坛最受尊重的导演之一，拍电影既认真又轻松。他拍了那么多出色的影片，获得了那么高的荣誉，却对我说：“我现在依然很不自信。”他拿出拍《愤怒的公牛》等影片时亲手画的一些场景图给我看，后来还把这些影片的台本从美国寄给我。他对中国电影非常关注和尊重，也比较懂，对于1984年的中国之行，印象很深。他请我去他最喜欢的意大利菜馆吃饭时，对我说：“1984年我去中国参加国际电影研讨会，被迫喝了许多烈酒，现在想起来仍然害怕。我想那时我是醉了。从中国回来后的几年间，中国电影好像发生了改变，突然出现了那么多好影片，简直令人吃惊。我家有一些中国电影的带子，拍《海角惊魂》时，我给德尼罗和摄影师他们看，我认为这部影片中的人物状态、表演和色彩是很优秀的，《海角惊魂》从中借鉴了不少。这次拍《无罪的时代》，摄影师迈克（德国人，以前是法斯宾德的摄影师）带给我们《本命年》录像带看，我们还看过《盗马贼》，都非常喜欢。”我说：“很巧，拍《李连英》时，我们也看了您的《愤怒的公牛》。”他开心地笑了：“电影就是这样，互相吸引。虽然我拍的都是些纽约的美国人和意大利人的故事，却最能从东方艺术中得到灵感。”我看了他的《海角惊魂》之后，感到无论画面的山光水色，还是人物的荒蛮味道，影片的确受到了《红高梁》的影响。这说明，不光咱们看外国“资料片”，人家也看中国“资料片，也有向我们学习借鉴的时候。
在美国，我触到一些从大陆和港台去的华人记者。由于他们在美国没机会进入高层的社交生活，也很难见到比较知名的艺术家，于是完全用一种仰视美国人轻看自己同胞的卑微心理来猜度我。那次我和斯科西斯单独谈了一天，这些华人记者见到我之后问：“你对斯科西斯是否很崇拜？”我说：“你们得把‘崇拜’二字去掉。”他们很奇怪：“你才29岁，斯科西斯快50岁了，他是你的长辈呀！”我说：“艺术上没有什么长辈晚辈，我代表中国的艺术家到美国来，对美国导演或演员产生崇拜是不可能的。我和斯科西斯在探讨一些问题时谈得很投机，我可以尊重甚至佩服他，但崇拜谈不到。”我内心是这样认为的，一个崇拜别人的人，不可能被别人所尊重。
“拍最真实最地道的中国电影而不能投洋人所好”
美国的国力和它在世界的明星地位，使得这个国家发生的许多事都成了世界性的。实际上，奥斯卡奖绝非我们国内宣传的那样神圣和神秘。它只是美国电影的一个奖，无法与世界性的电影节相提并论。外语片的参赛，只是为了给这个奖助兴，壮门面，美国人实际上对它并不重视。我在美期间，正值第64届奥斯卡奖揭晓前后，据一位奥斯卡奖负责人告诉我，在五千多评委中，这一届只有一千多人参加投票，而且很少有人认真看参赛的外语片。奥斯卡奖颁奖仪式电视实况转播中没有一个张艺谋的镜头，倒不是有意贬低，而是他们根本没有想到。
我们太重视这个奖了，美国人却没有把这个奖看得多么了不起。美国电影更注重市场和观众。我参观了乔治·卢卡斯的电影制作所之后，对这一点感触更深。这个制片所位于旧金山附近的一座山里，外观像一座漂亮的别墅，里面有各式各样设备先进的摄影棚、录音棚，装修得十分考究。当我在一个录音棚里按动一个按钮时，出现了模仿空调的声音。他们告诉我：“一般影院，都有空调的声音，而我们这儿声音环境非常干净，录制出的声音拿到影院去观众会听不清。所以，我们研制出一种模仿空调噪音的设备，在这种声音环境中录制出的声音，到影院放映时效果会更好。”表面上，他们可能迁就了一种落后（环境噪音），但从中我体会到美国电影更多地想到如何更容易被观众所接受。这正是我们与他们的差距。
由于美国电影工作者观众意识比较强，因此他们不把奥斯卡奖看得多么神圣，而是更相信自己的感觉和判断。中国人正相反，这部片子得奖了，尽管自己不喜欢，却不敢说生怕透着自己“没文化”。就像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中所写的，明明看着皇帝光屁股，却夸皇帝的衣服多好看。最后这真话让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