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元补贴，他就靠这成家立业，养家糊口，供孩子上学。他一定要把自己的孩子都培养出来。“文革”那些年，教育是重灾区，学生们的学业被荒废。但是他坚信那种不尊重知识不尊重文化的现象是不会长久的，因为要长久下去中国就会衰亡。他对孩子们说：“不要管别人学不学，你们一定要学好。不考大学也没什么，只要有知识，无论你干什么都会有用，就是种地你们也能种得最好。”
供孩子读书需要钱，需要引导、鼓励和关怀。然而，正当孩子们最需要他培育的时候，他倒下了，他要离开他们而去了。他把正在读小学三年级的老大和老二叫到炕边说：“我要完了，以后你们要……”他希望孩子为此而恸哭，认为只要哭了，就证明他们懂事了。
妻子张希玲可急了，她走到跟前对丈夫说：“你这么整，我们还活不活？孩子上学够走心的了，你还让他们学不学？”
张希玲，瘦弱单薄的身体，性子却十分刚强。乡里乡亲谁也没见她哭过。她说：“我不能哭，我一哭，5个孩子怎么办？这个家咋办？”
她8岁那年只上过一天学，每当她跟爸爸在地里干活看见别的孩子去上学时，她就眼热难过。幸好她爸还是个治疗红伤很有名的中医，她就暗下决心把爹的手艺学到手，时间长了，她真的学会了治疗红伤。就像什么跌打损伤，黄疮丹毒之类，她都能做到手到病除。结婚后，又把这一套医术传给了丈夫。
她嫁给聂国祥是看上了聂国祥的那些文化，她跟着丈夫学认字，又跟着孩子学拼音，遇着生字查字典，一有空就看医书。儿子们都惊讶：“咱妈认那么多繁体字！”更使他们佩服的是妈能看懂爸爸的医书。
聂国祥倒下了，她怎么办呢？她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把5个孩子养大成人。她拼命劳作成了全屯起得最早、睡得最晚的人，山坳里日照时间短，母亲多半时候要摸黑干活。
早起头件事，就是走1里多地挑满家里这两大缸水；然后做饭，打发孩子们去上学；接着喂猪、喂鸡、喂鹅；还得给丈夫熬药，再单独给他弄点好一些的饭食。
每年她都养3头猪，十几只鸡和鹅。为了弄到猪食，她每天都要拿着麻袋上山去采谷莠籽、草籽和椴树叶，一天两麻袋要往返4次，风雨无阻。有时天下雨，路太滑，她就拽着小树向山上爬去，下山时麻袋和人不知滚下来多少回。
她还种了近1亩的烟地。种烟是农村最累的地里活。可她从畦苗到收烟叶，像侍弄孩子一样精心，中期还要 一遍、备两遍、打四遍烟杈子。打烟杈子要等到阳光最充足的时候。烈日下母亲跪在烟地里，汗珠渗在烟苗上。暑假里，大儿子文海从学校回来，看见汗水把妈妈的头发梳成一缕一缕贴在黑瘦的脸上，忙跑过去，哽咽着说：“妈，我回来了，让我干吧！”
山坳里的夜，静得有些让人害怕，只有老聂家那盏油灯还在亮着。孩子们挤在一个炕上，围在油灯下做功课，家里没有书桌，他们就一人脖子上挎一只小木箱写字读书。母亲靠在炕角，缝补着孩子们破烂的衣服，有空她还翻翻丈夫的医书。油灯橘红色的火苗跳跃着，劳累了一天的母亲一下一下点着头，最后头垂落在膝盖上，孩子们抬起头，发现母亲已经睡着了。天长日久，母亲竟养成一个坐着睡觉的习惯。当孩子们都睡下了，她又一个人开始忙起家务来。夜夜地洗、缝、补、浆。尽管打了补丁，但兄妹的衣服总是干干净净的，可她自己四季只有一件衬衣，洗完拿到太阳下晒上，干了马上再穿。
母亲总是最后一个吃饭，而且从来没和他们父子几个一起在桌上吃过饭。孩子们在一天天长大，胃口也越来越大，真是“半大小子吃死老子、娘”。总觉得肚里是空的，孩子们闹不明白妈怎么就从来没说过饿，是不是大人不会饿？
一个秋日的清晨，孩子们像往常一样带着母亲做的玉米饼子上学去了。大儿子文海走到半路，想起忘带了一本书，就转回身往家跑，一跨进家门他就愣住了，母亲正用舌头添着他们刚用过的饭碗，旁边放着一碗米汤。“妈”儿子哇地一声哭起来，急忙掏出书包里的大饼子，一定要看着母亲吃下去。
母亲怔了片刻还是那句话：“妈不饿，听话，快上学去，别迟到了。”
连她自己也说不清为了这个家，为了儿女们，她付出了多少辛劳愁苦。其实，她再难、再苦、再累、再愁，都是为了圆她一生的梦想：让儿女们有文化、有知识。她说：“那时候让他们好好学习，并没想到要他们考大学，那时候也不兴考大学。有了文化干什么不借劲呀！家有千垧地，不如身带艺，知识学到手，胡子（土匪）抢不去，贼也偷不走。”
山坳里飞出的金凤凰
聂文海 他是老大，对于弟弟妹妹无疑具有榜样的力量。在一次学校运动会上，他跑得飞快，但他穿的是一件破背心，引起不少同学哄笑。他没在乎。老师说：“你们笑什么？他穿着破背心，精神却这么振奋，学习成绩也好，他们聂家的人有一种奋斗的豪情。你们不行，文海一定会有出息。”这话被在场观看的小弟文涛听见，受到了莫大的鼓舞。
但在学习的道路上，他也有过动摇和彷徨。1976年冬天，寒冷而漫长，土炕烧不着，满屋子烟，兄妹几个瑟瑟地挤在土炕上，冻得睡不着觉。患重病的父亲躺在那儿不时地呻吟。父亲每呻吟一声，文海的心就颤抖一下。他终于忍不住，从炕上爬起来对父亲说：“我已经长大了，该帮爹妈帮这个家挣工分了，爸，我不读书了……”父亲一听就急了：“谁叫你想这事了？我还没死，轮到你当家了吗？告诉你，只要我活一天，你们就得给我好好读书。要是你自己觉得你脑子笨，不想不学了，那是你的事，你不能把责任推到老人身上，不能推到家庭条件上。”
母亲蹲在地上，用那双关节突出的手抖抖地卷起旱烟叶猛吸起来，一声不吭。直到把自己抽得咳嗽不止。多年来，这是她排遣愁苦和郁闷、气愤和悲痛的唯一方式。她在人前是绝不流泪的。
“我错了！”文海终于低了头。
直到这时，母亲才送他一句话：“好汉子怪自己，赖汉子怨别人。”
这一年，文海考了全校第一名。
聂文江 他小时候长得很瘦弱，但是却很聪明，上完小学一年级，老师就让他直接升入三年级。这样他就和哥成了同年级同学。可是他的成绩从原来的第一名落后到七八名了。父亲暗中发现这小子正在对玩着迷，一有空就琢磨怎么让小冰车滑得最快。有一天，他正在往冰车底下钉铁条。父亲看见了，照他屁股上就是一脚，一下子把他踢坐在地上，后来说起这事，还说是爹那一脚又把他踢回到正道上来了。上到初中，他就又赶上来了。他和哥哥在一个年级争起第一来。
1980年暑假，文江从中国科大回来，一下汽车就看见满脸灰尘的母亲蹲在路边卖烟苗。一担烟苗连泥带土有六七十斤重，还得走十多里山路。文江的心一阵剧疼，泪如泉涌，他哭着说：“妈，我背你回家吧！不卖了，咱回家，妈妈……”妈不让背，儿就一路哭着跟着妈身后回了家。他说妈那在风中飘动着的灰白头发在他的心里永远抹不去了。
文江在中国科技大学毕业后，飞出国门，先是在法国里昂大学提前一年获得博士学位，又被导师推荐到美国洛杉矶大学攻读博士后学位。现在在柯达公司欧洲分公司工作，去年一年里他提出的7项建议均被采用，其中一项获得世界级科技领先奖。他很快被提升为部门负责人。
聂文江的导师是这样评价他的：聂这样刻苦，是为了他尊敬的父母，聂的父母是伟大的！聂的中国一家人也了不起。
聂文波 他是老三。他读小学时有一度很贪玩，有一次玩得正起劲，爹把他领回家来，一下也没打他。只是问：“你长大想干什么？愿意放猪？明天我摆一桌酒席，3天后让你当上猪倌。”他低下头说：“我念书。”父亲严肃地说：“念书，就在家好好念，像你大哥二哥那样，好好学功课。”从那以后，他的学习在班上也常拿第一。
聂文波的妻子刘红对记者说：“我和他是长春建工学院的同班同学。他给我的最初印象是朴素、内向、老实、憨厚。他和别的男孩儿不一样。大学女孩少，别的男孩愿意围着女孩儿转，他不。他学习好，总是前五名。他体育好，我体育也好。他在班里年龄最小，却特懂事。那几年他总是穿一身灰布衫。当时他二哥也在长春物理研究所读研究生，他每月还从自己的奖学金里挤出一部分给他二哥，特善良。男女同学都很喜欢他。1986年7月12日他向我提恋爱的事，我挺吃惊，没思想准备，没想到他这么腼腆的一个人怎么会主动提这事。当时我没同意，他不气馁，说：“别人追你都是假的，只有我是真的，你不同意，以后会后悔的。”他说这话可让我动心了。毕业考试他成绩比我好，可以分到好地方好单位。可他给学校写信，坚持要求和我分到一起去，1987年毕业后，我们结婚了，一直到现在对我特好，他不吸烟，不喝酒，不打麻将牌，就是爱看书、爱书法、爱体育。”
聂文涛 老聂家的四儿子。他从小学到高中，几乎全考第一。1983年他代表长春地区参加全国中学数学、物理学竞赛，结果都得一等奖。按照有关规定，他是可以免试进吉林大学的。但是他却一定要考清华，差几分，最后进了天津纺织工学院。入学那天，他穿的是哥哥的衣服，袖子和下摆都接了一截儿。可是他主动要求：“让我当班长吧，我在中学就当班长。”他认为当班长可以培养自己多方面的能力。他不是教育专家，但对教育却有不少发人醒悟的见地：
“我认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