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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出声，都不要出声，我们用颤抖的目光互相提醒。当心血翻呀翻，翻上壅塞的喉咙，我们只能让泪水在眼圈里悄悄地、悄悄地旋转。
可是，周恩来双肩一震，眼皮忽地掀起，便听到“哎呀”一声轻唤，周恩来已经抹抹脸朝外急走，一边抬手看腕上的表，一边喃喃：“糟糕，我睡着了呢，迟到了，迟到了，这次怪我……”
“总理！”我们小声叫着追上去，又不敢追到他面前，尾巴一样跟在他身后。因为我们在流泪。
来到新六所，韩念龙等同志已经等候在那里，迎上总理便汇报情况。这时，周恩来那灰黄的脸便奇迹般地出现了恢复片刻的青春的红晕和光彩。我早就发现了这个秘密：只有工作能够使总理显出年轻。
李维信轻轻走到周恩来身边：“总理，吃碗面条吧？已经给您准备好了。”
“不吃了。”周恩来这一声又显出疲倦。他那威武的眉毛耸了耸，小声说：“你帮我想想法子，看能不能买两块咖啡糖？”李维信很快便取来两声咖啡糖。周恩来剥糖纸时，手指微微颤抖。他从来不曾吃什么糖块，这次连吃两块。大家都明白，咖啡可以提神。
会谈开始了，是与越南总理范文同。越方不停地提条件，不时又在出尔反尔，好像我们援助他们只能是无条件无限制地满足一切。
会谈十分艰难。周恩来不停地喝茶，但他越来越掩饰不住耗尽血汗之后的极度波惫。借李维信上水的机会，他小声吩咐：“给我送条湿毛巾。”
女服务员很快就用托盘送来了凉毛巾。周恩来拿过毛巾，在额头和眼窝的部位反复擦拭按摩，然后放回托盘上，哑声说：“谢谢。”
女服务员的目光从周恩来的脸上一掠而过，她不敢多看啊！周恩来刚刚擦试过的脸又恢复了光彩，但那湿漉漉的光彩有多少是水，又有多少是汗？当他用力按摩额头时，他是怎样艰难地从全身每一个细胞里挤压搜索聚集残剩的最后一些血液和热力啊！女服务员嘴角一抿，迅速垂下眼帘退出了。她是在强忍住自己的泪水。
不到10分钟，周恩来又用眼色讨毛巾。女服务员上毛巾时，他小声请求：“要热的，热一点。”
第三次上来了热毛巾。周恩来一边倾听范文同的喋喋不休，一边将热毛巾用力按在额头上，片刻，迅速而有力地在脸上搓几下，将毛巾还给服务员，小声嘱咐：“再热些，要烫的。”女服务员退下不远，便听到了周恩来的声音。他与范文同会谈的声音始终那么清朗流利。句句反应敏捷，字字切中问题实质。
服务室里，两名女服务员用滚开的水为周恩来涮毛巾，腾腾的蒸汽凝聚在睫毛上，眼圈里又有泪珠，端了毛巾望会议室，灯光下便显得五彩斑斓。周恩来在倾听范文同讲话时，将热气逼人的毛巾抖开，灼自己的额头、眼窝、脸颊、脖颈……放下毛巾后，便又开始回答问题，阐明道理。
会谈从夜里两点，一直进行到旭日东升。其间，每隔10分钟服务员便送上一次开水涮过的毛巾。总理要走了，两位女服务员没有像往常那样丢下手里的活儿，追出去送周恩来。他们俩丢下毛巾，放下开水瓶，面对面垂了头站立，各自捧了手怔怔地出神。
“什么毛病，你们这是……”李维信走近两步，突然住了嘴。两位年轻姑娘笋一般嫩的手，如今红得像他家乡出产的那种小水萝卜，手指和掌缘烫起一串晶明透亮的小水泡，并且闪闪地泛出光泽。
“哎呀，烫这么多泡，”李维信皱一皱眉，他不善于跟女孩子讲什么体贴话，有些结巴：“你、你们辛苦了，也，也是为工作么……”
两位女服务员仍是一动不动地捧着手，心在颤抖……
“总理……”
一声哀哀的轻唤，两名女服务员压抑已久的哭声便挣脱喉咙的束缚，一下子灌满了服务室，传入空荡荡的会议室，久久不息地回荡着。于是，这位山东大汉李维信也低下了头。他哭了。
周恩来患了膀胱癌，发现早，听医生讲，这个病重要的是必须治疗及时。可是周恩平外事活动太多，又要总理天下大事，总是一拖再拖。这一拖，本来很好做的手术，非得动刀不可了。动刀子可就要伤身伤元气了！
那天，周恩来处理完桌上堆积的一叠叠文件，立起身，摘下了和某些工人做工时戴的毫无两样的袖套，小心翼翼叠整齐，目光在上边停留几秒，胸脯忽然一下大起伏，脸孔便转向一边。接着他又在屋中立住脚，环顾一圈，默默地向这里的一切告别。当他的目光在墙壁上的图表和办公用具之间留恋往返时，我的心突然战栗着抽缩起来。
二
位于文津街的解放军305医院，病房大楼底层有两套宽敞的病房。一套是为毛泽东准备的，他没有住。另一套住进了人，就是我跟随已久的周恩来。
那是1975年年初的一天，专家们又为周恩来做了一次手术。包扎伤口时，躺在手术床上的周转来缓缓睁开了眼。他黯淡的目光透出若有所求的神色，嘴角微微抽动着，发出微弱的讷讷声：“叫，叫李冰同志来。”
“嗯，李冰轻轻应着，侧耳俯身，贴近周恩来的唇际。于是，周恩来呼出的热气和艰难吐字的声波，便直触她的肌肤耳膜，从她心房唤来了春雷一般的隆隆回响。
“云南，云南锡矿工人，肺癌发病情况，你，知道不知道？”
“知道。”
“你们，要去解决，这个问题，马上就去。”周恩来断断续续，讲完这句话，鼻凹处已经沁出汗。李冰用力抿紧嘴唇、点头，防止泪水盈眶。她翕动着鼻翼，哑声说：“我就去，请总理别说话了，千万要好好休息。”她不敢久留，把头一扭，匆匆退出手术室。
一进走廊，李冰猛地张开嘴，压抑已久的泪水便如决堤的小河一样流泄下来。
这次手术后，周恩来的身体更虚弱了。
他刚能下地，便又开始了夜以继日的工作。1975年5月的一天，周恩来在散步时，曾问身边的医护人员：“你们说实话，我还能坚持多久？”
医护人员一怔，马上竭力绽出笑，想用几句轻松的安慰话搪塞过去。
周恩来抬眼望天空，仿佛在正视那冥冥之中的死神，又像是在寻找马克思在天之灵，忽然坦然地笑了。
他长长吁口气，渐渐收去笑容，换上一种严肃神情，重新望着医护人员：“你们一定要把我的病情随时随刻如实地告诉我，因为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个交待。”
即便是名演员，面对周恩来这样严肃而又坦诚的目光，也是无法做戏了。医生眼里陡地涌起一层泪花，声音哽咽、颤抖：“怎么讲呢？总理，你叫我们怎么说……”
周恩来脸上恢复一丝不易辨清的浅笑，缓缓点头；极轻极轻地说出一声：“不用说了。”
6月间的一天，周恩来坚决拒绝了所有医生的劝告，理发修面，拖着沉重的病体，同夫人邓颖超一起来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参加为贺龙元帅举行的骨灰安放仪式。
当我们打开车门，扶周恩来下车后，他便缓步走向摆着签到簿的桌子。若是换了其他一些人，那是一定要被搀扶着走了。周恩来是不会要的，他以极大的毅力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形象，周恩来就是周恩来！和往常一样，他的衣服笔挺，容不得一丝皱褶和污垢。他的头发一丝不乱；威武的浓眉下，两眼依然是熠熠放光，像火一样温暖着人，鼓舞着人。
但是，他毕竟是耗尽心血，被病魔折磨得衰老多了，瘦弱惟悴，再不能像往日那样神采奕奕，走路风一般轻快，举止洋溢出潇洒和矫健。他竭力让步子迈稳，以保持好身体平衡；一步一步，走得很缓慢，又要保证连续性。他为此付出了怎样的努力？当他用笔签到时，手剧烈地颤抖着，以致于任何一位在场人都一眼就看出来。当笔尖跳动着向纸面贴近时，每个人都提起了一颗心，屏住了一口气。
这是场特殊的较量。是周恩来的顽强意志，对战友的思念哀悼之情与病魔与癌症的一场较量。究竟谁更强些？
他终于将精灵一样颤抖跳跃的笔尖按在纸面上，吃力地又是坚持不懈地移动着：周恩来！
他无数次用笔改变了山河，写出了历史。
现在，他终于又写出了他光辉的名字。
签过到，周恩来便朝休息室走去，在门口就大声呼唤：“薛明，薛明同志！”
周恩来近半年来，还不曾有这样响亮的声音。贺龙的遗孀薛明，闻声抬头，叫一声：“总理！”立刻奔过来，满脸是泪，周恩来张开双臂，一下子拥抱住她；身体由于悲恸而颤抖着。
“薛明啊，”周恩来哀声哽噎，“我没有把他保护好啊……”说着，泪如泉涌，四周围哭声立刻响成一片。
贺龙的女儿紧握住周恩来的手说：“周伯伯，您要保重身体，要保重身体啊。”
周恩来无言地看着她，片刻，声音颤抖地说：“我的时间也不长了。”
这令人心碎的叹息，又一次引来悲声四起。他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面对生命的终结无所畏惧，但也不无忧伤。他忧的是国家和人民，伤感的是不能多为人民服务了。
到了下半年，周恩来的病情不断恶化。剧烈的癌痛折磨着他。有时痛得牙关紧咬，冷汗淋漓；有时痛得浑身战栗，眉头紧锁。但他始终不肯哼出一声。
“总理，打一针吧？”我们眼含泪水劝说。
周恩来嘴角一翘，勉力做出微笑，他是怕我们看到他的样子而难受。他的声音细微地说：“放，放段‘洪湖水，浪打浪’……”
我们有“洪湖水，浪打浪”的磁带，忙放起录音。“洪湖水，浪打浪”的曲调便柔和地盈满一室。
周恩来淡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