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才5岁……
她家的古式住宅坐落在城镇的边上，她吃力地爬上高高的门槛，朝马路另一头眺望——他通常是打那个方向走来的。
他，个头高高的，总皱着眉头，身穿一件长长的警服，头戴帽檐闪闪的警帽，在她的眼里煞是威武。
有一回，他径直朝她走来——她的心口怦然跳动了。
“你怎么自己上街了，大人呢？”他一本正经地问。随即他微微笑一笑，轻轻抻抻她大衣上那顶尖尖的风帽说：“跟个橡皮奶嘴似的。”
她并没有感到委屈，只是脸一红，垂下了头。而他自己又笑了一会儿，走开了。
晚秋的一天，妈妈给她穿得暖乎乎的，拉她去散步。阳光明媚，周围一片寂静。到处在烧落叶，她望着马路和城区公园里燃起的簇簇火堆，心里乐滋滋的。
她突然看见他了。他站在十字路口，跟另外两个民警一起站在冒烟的火堆旁边，边谈着什么，边笑。后来那两位陌生的民警忽然开始哈哈大笑，拍他的肩膀，拽皮带，将帽子往他眼睛上拉。
她觉得又委屈又心疼，于是哭开了。
“丫头，你这是怎么啦？”母亲慌忙俯下身来问。
她抹了一脸泪水，嘤嘤哭泣：
“烟熏的……”
说罢，哭得就更起劲了。
痛苦的心思
我们的邻居弗罗尔·雷先科夫是一个性情阴郁的孤身老人。他不喜欢小孩。当他看到我们玩丢铜币的游戏时，就大声骂起来，骂得整条街都能听到：
“是啊，这样的孩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不走正道……”
他养的狗也是村里最凶的一条狗。有一回，我想讨老人家的欢心，和气地问道；
“爷爷，您这条狗叫啥名字呀？”
可我听到的却是硬梆梆的回答：
“叫狗。”
我们长成少年时，有一次我同哥哥见到他正拎着满满一桶水，忽地打个趔趄，便去帮他把水送到家。他没请我们进家门，在门口把水桶接过去，还用我们不大懂的话恶狠狠地说：“唉，小家伙，等你们也有了痛苦的心思——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那天，我问奶奶：
“奶奶，人怎么会有痛苦的心思呢？”
她吃惊地望望我，沉默半响，随后叹了口气说：
“因为痛苦的生活呗，还能因为什么呢？”
“那痛苦的生活呢？”
“上帝给的。谁不叫上帝发火，谁就会有好日子过的。”
“怎样才能不叫上帝发火呢？”
“要像人那样地生活。”
“那样一来，就不会有痛苦的心思喽？”
奶奶不乐意地将脸一沉：
“小小年纪往小脑袋里装这么些东西干嘛，今后还有你装的呢……”
光阴荏苒，可答案我始终没能得到……
Number ： 9017
Title ：我同洋警察
作者 ：杨晖
出处《读者》 ： 总第 112期
Provenance ：《海外文摘》
Date ：1990年第8期
Nation ：中国
Translator ：
南斯拉夫人说：“美国人，你给他安一双木头手，他能打篮球；英国人，你给他安一双木头腿，他能踢足球；南斯拉夫人，你给他安一个木头脑袋，他就能当警察。”为了证明警察脑袋木，他们还“举例说明”。
一天早上，在贝尔格莱德市中心，一个交通警察在指挥交通，他一只脚穿了黑皮鞋，另一只脚却穿白皮鞋，上班路过此地的警察司令发现了那两只黑白皮鞋。司令很生气，把警察叫过来训斥：“你像什么样子，身为值勤警察却不遵守着装规定，太荒唐！还不给我滚回家去换鞋！”值班警察十分委屈：“报告司令，回了家也没法换，因为家里剩下的也是一只黑的和一只白的……”
这则笑话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我对南斯拉夫的警察有了先入为主的印象。在以后的几年中我没少和南斯拉夫警察打交道，但却得出了另一番结论。这里我也试着“举例说明”。
“没正经”的警察
也许是斯拉夫民族的天性，南斯拉夫的警察个个幽默诙谐，很少看见他们有“正经”的时候。他们非常喜欢开玩笑，而且常常在正式场合开“荤的”玩笑。
1986年，我陪一个武警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南方全程陪同的是联邦警察旅旅长。此人性格开朗，走到哪儿就把笑声带到哪儿。
一天下午，我们代表团与新贝尔格莱德区的一个警察站的官兵座谈。警察站长比较年轻，一看来了这么多上司，还有“洋人”，小伙子有些紧张，致报告辞时竟几次出错。大家坐下后，警察站的一位女警察端上了咖啡。旅长问有没有白咖啡（南斯拉夫人把加牛奶的咖啡叫白咖啡）。警察站长起立：“报告旅长，没准备牛奶。”旅长晃了晃头：“你呀，真木！没有牛奶就做不成白咖啡了？我给你讲一个故事：有一次我去非洲访问。途经一个部落，我们3人进了一家咖啡馆。女服务员很漂亮。我怕她忌讳‘黑’字，于是特意要了3杯白咖啡。一会儿她把咖啡端了上来。我一看，全是黑的。‘小姐，我要的是白咖啡。’那位女服务有些不耐烦：‘您急什么？’说罢解开上衣，吱、吱、吱挤出三股人奶，距我们杯子1米多远，却都准确地射了进去……”在场的人哄堂大笑。年轻的警察站长却又一次站起来“报告”；“旅长，我们刚才的那位女警察还没结婚呢，下次我一定换一个能‘自制’白咖啡的女警察……”于是又是一阵笑声。会谈前的拘谨气氛一扫而光。
第二天，旅长陪我们去参观他的特警部队。部队表演时，有一个射击项目：当罪犯躲在人质身后，用手枪顶住人质向前移动时，特等射手在200米远的距离上向罪犯露出的那半边脸射击。这个项目难度很大，必须万无一失。两副靶标，两个警察射击，一人两枪。首先射击的是一个大胡子警察，他一枪打在“罪犯靶”的左眼框上，一枪打在左眼上。两枪两中。另一个年轻一点的警察一枪打在“罪犯靶”的左脸上，而另一枪却把“人质”的脑袋给开了花。当时的场面很尴尬。警察旅长把那个年轻的警察叫到身边：“你小子胆儿真大，俩全都给放下了。将来我那讨厌的老婆一旦被抓了人质，我一定请你来‘解救’她。”那年轻的警察嘿嘿地乐了。旅长却一板面孔：“今天中午罚你瞄准，不许午休！”
回国前，我有机会再次见到那位打中“人质”的年轻警察。我把稿子口译成塞文给他听，问他文中的警察们与事实是否相符。他听后，向我表示感谢，感谢我为他们的“木头脑袋”警察“平反昭雪”。只是临了，他忽然想起了什么似地问我：“哎，我说老兄，你这篇稿子是在南斯拉夫发吗？”我说：“在中国。”他划了一个十字：“阿门，吓我一跳，你要是在南斯拉夫发表，我可要抗议了，因为我常对我女朋友吹：我是百发百中的神枪手……”
1987年7月的一个傍晚，我开车去我们使馆的一位参赞家为他送行。他住的那条街很窄，两边都塞满了车，很难再找到停车的地方。刚好临街的一个院子里有块空地，我便把车子开了进去。晚上9点多，我忽然听到楼下警车笛声。顺窗望下去，糟糕，一辆大吊车正在吊我的车，旁边还停着警车。我忙跑下楼去。一位老警官正在指挥吊我的车呢。见到我后，他问：“车是你的？”“是的。”
警官指了指院门，这时我才发现这不是住宅院，而是一家工厂。我开车进去时大门是敞开的，所以没发现。警官阴阳怪气地对我说：“小伙子，你急着与女人幽会，应该先给你的车找个好地方，总不能让工厂给你看车吧？”我忙赔不是：“实在对不起，今晚上我们一个参赞要回国，我是来送行的，急匆匆的，也没发现这是家工厂……”我这一解释反倒糟了，那警官本来已经放松的脸又重新绷了起来：“哈，闹了半天你不是来找女人的，那你急什么？其它理由一概不能原谅！”警官一挥手：“继续吊！”我一看，嗬，那吊车还真呼隆呼隆地往起吊。我忙对老警官说：“慢着、慢着，我‘坦白交待’，我是来找女人的。”我抬头看了看参赞住的楼，顺手指一个趴窗看热闹的女人说：“呶，那位就是我的情人！”警官抬头一
看，竟是一位白发老太太。他立刻大笑起来。
“小伙子，玩笑归玩笑，你以后停车可要注意，你看人家工厂8点就下班了，为了你这辆车工厂关不了大门……”我一再向他表示下不为例。警官冲吊车一挥手：“放下来！”为了感谢他的“宽容”，我从车里拿出一盒中华烟送他。
“谢谢。我不会抽烟，你最好给我弄几盒清凉油，我听说那玩意儿能壮阳……”
“不会拐弯”的警察
南斯拉夫警察在一些小事情上都很通人情，能宽则宽，能忍则忍，十分灵活。但在大是大非面前却绝不妥协。有人形容他们是撞倒了墙，把土担起来接着往前闯，但就不知道拐了弯绕过去……
去年10月的一天下午，在新贝尔格莱德区发生了一起车祸。警察赶到现场后，封锁了出车祸的那条路。其余车辆一律绕行。忽然，有一辆奔驰牌小车沿着被禁行的那条路强行闯了过来。警察将该车拦住。车里坐的是南共中央的一位高级领导。他在电视里经常抛头露面，警察是应该认识他的，而且奔驰车的牌号也是党中央的专用号。但那位警察却仍公事公办地说：“先生，您为什么强行穿过被禁止通行的路段？请出示您的证件。”
“我是党中央的，有急事，请你不要妨碍我，闪开！”来者的口气很大。“如果您确有急事，我可以放行，但您必须出示证件证明您是党中央的。”那警察毫不妥协。
“用不用我打电话让你们部长来证明我的身份？”
“请您出示证件，否则我们将按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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