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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过去一些普通的职业，如今都把头衔改得好听一点，甚至改头换面了。
从前的园丁，现在叫“景观设计师”；从前开照相馆的，现在叫“影像工作者”。
从前的按摩，现在叫“病理按摩”；从前卖槟榔的，现在叫“专业槟榔”。
从前的“墓仔埔”、坟场，后来叫墓园，现在说成一点也不可怕的“安乐园”。
从前的“总庖”、厨师，后来叫主厨，现在再升级为“厨艺总监”。
还有，明明是小事一桩，也可以说成“工程”。有人把小学教育说成“希望工程”，相当贴切；但是现在连祛除黑斑、青春痘都可以说成“美丽工程”。
一些与美化外表有关的行业，则都变成了“形象”事业。很多美容、减肥业者把他们的工作叫“形象工程”，连帮人吹头发都可以说是“形象设计师”。有一位皮肤科医师开业兼做美容，也取名“形象医学”。
流行风下，只要不是挂羊头卖狗肉，我不反对大家动脑筋更改头衔以提升形象。当然，如果能够改得温馨、可爱，给社会增添几分活泼的气氛，那就更妙了。
因此，我很用力地胡思乱想，脑筋急转了九弯十八拐，结果仅供参考：
老师希望小学生在班上负责做一些事，只要给个头衔，可能就有惊人效果。负责开关电灯的，叫他“照明管制专员”，保证他一定不会忘记；负责扫地的，叫他“扫黑特派员”，保证他扫得干干净净。
计程车司机，叫“运将”是不坏，但总没有叫“全方位立即运输服务业”来得更妙！
灵骨塔，那本是一种“灵魂旅馆”，叫“欢乐灵魂大酒店”岂不更好！
干小偷的，也可以小声地说：“本人在夜间搬家公司做事！”
Number ： 9600
Title ：三多居琐记
作者 ：周翼南
出处《读者》 ： 总第 188期
Provenance ：随笔
Date ：1996。6
Nation ：
Translator ：
对于诽谤的箭，勿用愤怒的盾来挡，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做到却很难。
在动物领域内，不可能见到猫哺育鼠。但在人类社会，这种图景屡见不鲜。
李鸿章说：“天下最容易的事，便是做官，倘若这人连官都不会做，那就太不中用了。”
真乃做官后悟道之言。
有时觉得仍活在阿Q时代，只是“假洋鬼子”成了拿着买来的外国护照赚中国人钱的原中国人。
现在喜欢“炒”，被“炒”的人也沾沾自喜，但常常忘了长久呆在锅里并不是件好事。
拿破仑很关心学者，把学者同珍贵的辎重并列，他在行军时下令：“让驴子和学者走在中间！”我们曾曰：“老九不能走！”
宴席上一人曰：“我发现我们吃的是动物的尸体！”众人停箸默然。可见真话不仅逆耳，而且败胃口。
美国人登上了月球，中国人欣赏“吴刚捧出桂花酒”。外国重视现实，我们有革命的浪漫主义。
有人研讨中国文人为何得不到诺贝尔文学奖，又出了本呼唤“大家”的杂志。不知是否都明白：小花钵里只能培植怕干怕湿的文竹，是不可能长出参天大树的。
有的畅销书犹如不景气公司发行的股票，等你花了钱又耗了时间，才发现自己被“套”了。
别盲目购买源源不绝的新书。不妨拿出那些曾感动过你的旧书来，再读后必有所得。经过风雨的老友总比打扮入时的新朋可靠。
每逢开会选举，宣布被选者名单，立即“鼓掌通过”，便有一种“逼良为娼”感。虽然我没有鼓掌。
中国不存在“人权问题”，只存在“用权问题”。
避免富翁侵扰的办法只有一个——向他借钱。
科技愈发达，则家庭的涵义就愈不确定：有时如避风港，有时如地震源。
有人把自己的家装修得像一座豪华宾馆，结果发现自己成了一位手足失措的客人。
对于某些女士，结婚证书犹如一纸卖身契，她偏偏还要用金链子把自己全身上下给锁起来。
住海南旅店，晚上得一陌生小姐电话，甜蜜地问：“先生需要服务吗？”
地摊或书店中的某些书，亦具此性质，只不过不能发声罢了。
有人总盯着尚不明确的明天而忘了昨天。其实昨天更值得重视，因为它不仅是可见的存在，还孕育着尚未到来的明天。
每当看到德高望重者赞扬品德恶劣者，就像看到走钢丝的杂技演员从高空掉下来。
用文字制作的假货这么多，好像只有讣告是真的。
米兰·昆德拉说：人们一思索，上帝就发笑。
信奉上帝的中国人不多。
那么，中国人一思索，谁在发笑？
不要以为恶人总会上被告席并受到惩处，如果他对某些人有用，你的判断就有误了。
Number ： 9601
Title ：无“名”的作家与无“情”的情人
作者 ：杨起
出处《读者》 ： 总第 188期
Provenance ：环球
Date ：1996。6
Nation ：
Translator ：
杜拉斯是法国文坛上的一支巨烛。1996年3月3日，星期天，蜡尽泪干了。81岁零11个月的酸甜苦辣和喜怒哀乐，一切都终结了。雅恩·安德里，杜拉斯最后的情人，一位比她小了39岁的情人，陪伴着老太太走完了人生最后15年零8个月的旅程。
法国人说，一生的恋情，开篇的初恋与死前的末恋，最是刻骨铭心。此说难以一概而论吧，然而，用在杜拉斯身上，却是十分贴切的。
杜拉斯是个作家，但更是个情种。打字机是她的书写工具，爱情则是她书写的原料和生活的妙谛。她写小说，写剧本，写电影脚本，还导演电影，路子很宽。在她的作品中，最著名的是小说《情人》，1984年获得了龚古尔文学奖，被译成20多种文字，出版了200多万册，一时成为世界级的畅销书。杜拉斯的戏剧代表作是1967年写就的《英国情人》，该剧本1970年获易卜生奖，1983年又获法兰西学院大奖。电影方面，中国观众熟知的《广岛之恋》即出自她的手笔。1976年，她导演的《印度之歌》轰动了电影界。从上述作品的名字就可以看出，杜拉斯确是一位言“情”大师。
杜拉斯言情是因为杜拉斯重情。对她来说，生活不能没有爱情。当亲情失去、无情袭来的时候，她便闭门谢客、隐居独处了。与她为伴的是落寞、空虚、死者的照片与遗物，当然还有写作。她似乎不再心存幻想，然而，恰恰在此时，一个年轻的情人向她走来。
此时，杜拉斯已经66岁了。他，雅恩，27岁，一个住在冈城的刚刚从哲学系毕业不久的大学生。
66岁的杜拉斯是个什么样子？很简单，三个字就够形容的了：矮、丑、怪。
先说矮。杜拉斯身高只有1。5米。为了不显出自己矮，她总是一式的穿着打扮：直筒裙，外罩大背心，冬天的话，就穿一件大卷领的毛衣，从来不提手袋。她把这称为“MD风格”（M：玛格丽特；D：杜拉斯）。她腿细，头大，脖子短，戴着一副厚框眼镜。法新社说她像只猫头鹰。
再说丑。其实，杜拉斯的面孔线条和谐、五官端正，并不难看。可坏就坏在比蛛网还密集的皱纹上，像是干裂的土地，像是被子弹击中的汽车风挡玻璃。她自己说，从20岁起，她的脸就“毁”了。别人对她的说法不太相信。毁其脸面的元凶，不是岁月，而是酒精。
最后说怪。作家本来就与常人有别，而在作家之中，杜拉斯又是一个尤其独来独往之人，任性，怪异。1939年与她结婚的昂泰尔姆在忍无可忍时便破口大骂她是“疯子”。昂泰尔姆曾是她的“绝对的支持者”，可人家娶的是妻子，不是写作呀！既然如此，那就分手吧！杜拉斯并不强留，反而有自己的解释：男人都是老小孩，只关心自己，把妻子的写作当成情敌，不能容忍。过去，怕刺激他，书一出版，我就把手稿付之一炬，以示礼貌，以示歉意。好，你现在走了，我倒省事了。
昂泰尔姆走了。杜拉斯早已做好了孤孤单单度余生的准备，可雅恩偏偏出现了。雅恩来得对路：他看重的是写作，是灵，不是肉。
冈城。放映了一场《印度之歌》之后，杜拉斯与观众座谈，雅恩即在其中。座谈完毕，雅恩追到停车场，问了老太太两个问题。“你有情人吗？”“一个也没有。”“你开车时速多少？”“140。”杜拉斯纯属应付。
答者无心，问者有意。接下来，信就寄到了杜府，源源不断。有时一天一封，有时一天数封。信很短，但精彩。杜拉斯遵照自立的规矩，从不回复。他也给她寄诗，但她要的是信，因为，她从未接到过如此美丽的信。信的美丽，就是情的深挚。1980年1月，面对着这些美丽的信，杜拉斯坐不住了，她决定破例回答。她对雅恩说：我活不下去了。我喝酒太多，为此进了医院，接受治疗。我不知道我怎么到了今天这个地步。
七个月之后，雅恩打来了电话。“我要来。”“干吗？”“认识认识。”“什么时候来？”“明天。大轿车10点半到，11点就能到您家。”
当时，杜拉斯住在海边小城特鲁维尔的一套公寓中。10点45分，她已站在她房间的阳台上向下注视了。她想看看这人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因为停车场那一面实在没有给她留下一丁点儿印象。噢，他来了，高高的个头，是个很帅的小伙子，手里握着一把巨大的中国雨伞。
在杜老太太的心中，有一种说不清、剪不断的中国缘。她生在越南的嘉定，离西贡不远。4岁丧父，家境一落千丈。在湄公河的渡船上，她结识了她的第一位情人，一个中国富商的儿子。这情人就是得奖作品《情人》的主角，但终未结成鸳鸯。当雅恩手执中国雨伞，走上楼梯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