啻�47个。如此一说，你对北京的毁城也不会那么无动于衷了吧？
1924年，瑞典学者喜仁龙在其所著的《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中为我们留下了关于北京城墙城门唯一详实的记录。下面只是其中的两个“镜头”：
“无论从哪个方向观看，西直门都显得气象不凡。沿通往城门的宽阔街道接近城门时，远远就可以看到耸立于一片样式相同的低矮建筑之上的巍峨门楼……从城外接近此门时，但见方形瓮城和箭楼在四周赤裸的地面上拔地而起，颇具城堡气概，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乘着飞驰的汽车经由此门前往颐和园和西山参观的游人，到了这里会不由自主地降低车速，慢慢驶过这个脆弱易逝的古老门面，因为，这些城门比起颐和园和卧佛寺来，毕竟能够提供关于古老中国日常生活更为真切的印象。
“从西侧，全部建筑一览无余，使你可以看到永定门最美丽、最完整的形象。宽阔的护城河边，芦苇挺立，垂柳婆娑。城楼和弧形瓮城带有雉堞的墙，突兀高耸，在晴空的映衬下显出黑色的轮廓。城墙和瓮城的轮廓线一直延续到门楼，在雄厚的城墙和城台之上，门楼那如翼的宽大飞檐，似乎使它直插云霄，凌空欲飞。这些建筑在水中的侧影也像实物一样清晰。每当清风从柔软的柳枝中梳过时，城楼的飞檐等开始颤动，垛墙就开始晃动并破碎……”
多美的北京旧城！新中国成立初期，当梁思成知道旧城作为一个整体，无论如何保护不成的时候，仍然发出最后的呐喊。他退而求其次，希望保住旧城的城墙和城楼。在他的文集中，我们可以看到如此动情的文字：
“城墙上面，平均宽度约十米以上，可以砌花池，栽植丁香、蔷薇一类的灌木，或铺些草地，种植草花，再安放些园椅。夏季黄昏，可供数十万人的纳凉游息。秋高气爽的时节，登高远眺，俯视全城，西北苍苍的西山，东南无际的平原，居住于城市的人民可以这样接近大自然，胸襟壮阔。还有城楼角楼等可以辟为陈列馆，阅览室，茶点铺。这样一带环城的文娱圈，环城立体公园，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古老的城墙正在等候着负起新的任务，它很方便地在城的四周，等候着为人民服务，休息他们的疲劳筋骨，培养他们的优美情绪，以民族文物及自然景色来丰富他们的生活。
“它将是世界上最特殊的公园之一——一个全长达39。75公里的立体环城公园！
“是这样的北京城门，是这样的北京城墙，为什么要拆？”
在北京《新建设》中，梁思成为北京城墙做了他最后的徒劳辩护，可以使我们后人洞悉当年的情景（“○”为毁城者的言论；“△”为梁思成的辩护）：
○城墙是古代防御工事，是封建帝王统治的遗迹，其历史任务已经完成，理应拆除。
△那么，故宫不是帝王的宫殿吗？天安门不是皇宫的大门吗？这一切建筑遗物虽然曾为帝王服务，被统治者专用，但都是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杰作，今天已属于人民大众，成为民族的纪念文物了。
○但是，城墙限制和妨碍城市发展。
△现代城市为防止过度密集和拥挤，采取大城市用园林地带分隔为小区域的办法。城墙正可负起新的任务，承当现代大都市的区间隔离物。而当国防上需要时，城墙上还可利用为良好的高射炮阵地，古代的防御工事在现代还能再尽历史任务。重要的是打破心理上的城墙。人民政府所规划的大北京市界已21倍于旧城区，政策方向早已确定，旧时代政治、经济上的阻碍早已消除，我们不应再被心理上的一道城墙所限制、所迷惑。
○城墙阻碍交通。
△只要选择适当地点，多开城门即可解决。同时在城市道路系统设计上，控制车流，引导其汇集在几条主干道上，正可利用适当的城门位置导向。
○拆除城墙，可取得许多砖，可取得地皮，利用为公路。拆之无害，且有薄利可图。
△城墙除1米厚的砖皮外，内皆灰土，总数约1100万吨，以20节18吨车皮组成的列车日运一次，需83年才能运完。这一列车，83年之中可运多少有用之物？废物体积如十一二个景山，安放何处？北京城外并不缺少土地，四周都是广阔的平原，何苦要费巨大的人力取得这一带之地？拆除城墙的庞大劳动力又可积极生产许多有利于人民的成果。如此浪费人力，同时毁掉一件国宝文物，不但是庸人自扰，简直是罪过的行动。
但这样的争辩很快就结束了。急速前进的历史和匆忙的决策，彻底淹没了梁先生的建议和童话般的憧憬。有一天，梁先生从城内开完会回到清华园，谈到了北京市负责人的话：“谁要是再反对拆城墙，是党员就开除他的党籍！”从此，反对的意见，美好的建议，都沉默了。
这一次，是科学和理性的败退。
于是，对梁思成的批判开始了。
温柔的批判，沉默的雕像
于光远（50年代曾任中宣部
理论教育处副处长）先生回忆说：
“对梁思成的批判，上面是彭真负责管，我做具体事……我按彭真的意见，在颐和园的畅观堂组织人写批判文章，不久30多篇批判文章就写出来了。彭真拿到这批文章后，并没有让发表，而是交给梁思成看。彭真说，梁思成原来认为自己是这方面的权威，没有人能批评他。一下看到这么多篇文章批评他，觉得自己错了。彭真对他说，如果你不放弃你的意见，我们就一篇一篇地发表这些批判文章。梁思成这时就承认自己有不对的地方。其实我想也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些文章若都公开发表了，他当然也受不了。结果梁思成不阻挡天安门的改建，大批判的文章一篇也没有发表，只有何祚庥自己送到《学习》杂志的一篇漏网了……我记得这是唯一发表出来的批判梁的文章。这件事虽然好像是浪费了人力，但彭真这样处理是恰当的，问题解决了，也没有批判人。”
1994年6月8日，何祚庥院士（1956年前任中宣部科学卫生处干事）对于光远先生的这段回忆补充说：
“1955年，在某次政治局会议上，部长陆定一给彭真同志写了一个条子，请彭真同志领导这一批判工作（指批判梁思成的建筑思想）。彭真同志点点头，同意了。于是，于光远同志便带了我去见彭真同志。彭真同志除召集了有关同志开了一次动员会并做了讲话以外，最重要的一个措施便是下令在颐和园的畅观堂里组织了一个班子，大大小小共写出约十余篇的批判文章。其中写得最好、最有说服力的是查汝强同志所撰写的《评梁思成的建筑理论的若干问题》的文章。我也写了一篇《论梁思成对建筑问题的若干错误见解》。当时决定先发我写的那篇文章，便刊登在《学习》杂志上。梁思成教授见了刊在《学习》杂志上这一文章后，立即在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做了比较认真的自我批评，刊登在次日的《人民日报》上。彭真同志见了这一自我批评以后，立即把我们这批文章的作者都找了去，说：‘人家都承认错误、做了自我批评了，怎么还能批评人家！’于是下令把所有已写了的文章都送梁思成教授参阅，但一切报刊不得再刊登有关批梁的文章！于是一场批梁的运动就此中断……”
“批梁”幸运地中断了。北京城墙不幸地被拆毁了。“幸运的”梁思成没有保住不幸的北京城墙。
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成群结队的职工、干部、学生、家庭妇女摆开战场，你追我赶，将取下的城砖运回本单位筑防空洞，用铁镐铁锹，彻底毁灭了这几百年来雄镇四方的巍巍长城。
梁思成的第二位夫人林洙回忆：（文化大革命中）“一天我下班回来，发现一箱林先生（指梁思成的第一位夫人林徽因——作者注）生前与思成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的花圈纹饰草图，被扯得乱七八糟，还踏上很多脚印。我正准备整理，思成说，算了吧！于是让我把这些图抱到院子里去，他点燃火柴默默地把它们烧了。最后的一张他拿在手中凝视了良久，还是扔进了火堆。结婚几年，我没有见过他哭，但是这时，在火光中我看到了他眼中的泪花。”
很快，梁思成先生便像沉默且沉重的墓碑一样倒下了。
他逝世于文化大革命中的1972年，寿71岁。
后继有人，古风重辉
梁思成先生逝世20年后的一天，他的女弟子，已经成为中国院士的张锦秋，走进五台山佛光寺，走进一个遥远的回忆里。
“我踏着月光循声走去，但见空荡荡、黑沉沉的文殊殿中闪耀着微弱的烛光，湛瑞法师独自一人正在诵经。我深深感佩法师是个有虔诚信仰的人。一个人有高尚的精神情操，有明确、坚定的目标而又能为之奋斗就是幸福的。当年梁思成夫妇二人从大洋彼岸回来，为发掘和总结祖国的传统遗产而奔走于荒山野林，不是很神圣、很幸福吗？”
逝者如斯，新人辈出。张锦秋院士，这位东方才女，梁思成先生的最后一名古代建筑史研究生，她的散文《佛光寺》，勾连起生者与死者的永恒联系。
她回忆说，师从梁公12载，这位艺术泰斗的建筑思想，日出日落一般照耀着她。12年里，关于对梁公的记忆，本身就是留在她心灵上的一座巨大建筑，随便取一木一瓦，都会三春难忘。
难道是这记忆使她创造了辉煌的“三唐工程”——唐风仿古建筑么？
不错，是记忆使然。唐朝，唐风，那是强国之风。那时，中国科学家数量和科技成果数量，都占世界的一半以上。那时，不是中国梦想赶超世界，而是整个世界都梦想着赶上中国。张锦秋，把唐风凝固在建筑上，是激励，还是缅怀？历史，难道真的还能再现吗？张锦秋，你那史诗般的建筑，是对梁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