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位，岂是国家、社会之福？我想改革的方法，不论他们是什么学校毕业或者根本就没有进过学校，都给他们相同的竞争机会，在观念上也不应有厚此薄彼的看法。”
抛弃无谓体面，才能认识人生
晚上10点左右，我正打算上床睡觉的时候，突然有人在敲门，原来是凯尔博士来了，他一进门便说：
“我刚才在小摊子上吃了一碗枸杞汤，就是你上次介绍我吃的那一家。”
我打了一个呵欠，不耐烦地说：“这有什么值得讲的呢？”
富凯尔博士显然没有留意到我的疲倦，自管自地说：“我告诉你一个有趣的发现，刚才去吃枸杞汤的人只有我一个，我便和摊主聊起天来，他向我透露一件惊人的事情，他说他原来在大学是专攻化学了，毕业后曾在某公司任化学技师……”
“真的？”我讶异地问，“那么他为什么不去做化学技师，而要摆小摊子呢？”
“是呀，我也觉得奇怪，他说他有一天在公司工作的时候，突然想到自己不过是像机器中的一个螺丝钉一样任人摆布，觉得毫无趣味，便提出辞职，自由自在地摆起小摊子来了。”
“他这样做，不是让他太太和子女们在朋友面前感到不体面吗？”
“我今天晚上这么晚跑来，目的就是要改变你们东方人体面的旧观点。中国有句谷语：‘打肿脸充胖子’这句话深刻地表露了东方人是非常注重体面的。不少人为了体面，吃了许多苦头，却不知反悟。
“那位卖枸杞汤的人，起先在公司任化学技师，可以说相当够体面的，但是一个月薪水才10万日元，生活非常拮据，自从他辞职摆小摊子以后，每月平均可挣到30万日元，生活已大见改善，你说他太太和子女们在朋友面前怎么会感到不体面呢？
“中国人说‘富贵’，而不说‘贵富’，确实是很富有人生哲理的：人必须先富，然后才会得到一般人的尊敬。
“处今之世，如不勇敢地面对现实，却一味顾虑体面问题，弄得很多正当赚钱的小生意都不敢去做，害得妻子儿女都挨饿，演变到如此困境的时候，还有什么体面可言？所以我说，真正懂得顾全体面的人，要能先不顾体面，无论什么事，只要是正当的，能够赚较多钱的，就不顾体面去做，等成为小富，或中富，甚至于大富之后，大家都来向往你了，到时不是很体面吗？
“这位摆摊子的人，他的思想已挣脱出了东方传统思想的束缚，已经和我们犹太人的看法一致了，我觉得非常难得。
务必注重思考
上星期日东京神田区所有卖旧书的书店举行联合大书展，富凯尔博士和我约好一齐去看看，当天乘车计划直驱目的地，但是离展览会场还有五、六百米的时候，人已挤得水泄不通。我们只好下车步行，好不容易挤进书展会，已是全身大汗。所幸的是，大家都在挤着找心爱的书，因此嘈杂的声音不太大。富凯尔博士突然发牢骚起来了：
“唉！日本的人口怎么这样多？他们每天慌慌张张地在街上挤来挤去，不知道做些什么？哼！三个日本人一天所做的事情，我一个人一天就可以做完。”
他这番话，等于是侮辱了我们日本人，我也就毫不客气地讥讽他道：“你每天下午二、三点的时候，都要到我家来聊天，日本人哪个有像你这样懒怠的家伙！”
“不必生气，你听我分析一下就明白了，真正有办法的人，也可以说是聪明人，他们生活都过得比较清闲，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肯花脑筋，做1小时的工作所得的报酬超过一般人做10小时所得的报酬，因此他们自然就显得清闲，而且物质生活上又过得很富裕。你想想，成天在街上奔走，或成天在忙于做某一种事情，累了就睡，睡醒了又开始紧张地工作，如此没有一点清闲的时间可供他去思索，怎么会有新的创见？也没有时间来思考目前的职业是否适当，或者变换一个行业，收入是否会增加，做起来是否更有趣，或更有成就。
“你再想想，神赐给我们的时间，每个人的一天都是24小时，为什么有的人运用这有限的24小时，便成为大科学家、大企业家、大政治家？而有的人默默无闻直至老死？甚至于有些人连自己的温饱都成问题！人的智慧固然有高低之分，但是否善于运用时间，可说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原因。
“我以为，每天除了必须的工作时间外，务必要抽出一定时间来专供思考用。不要以安于现状为满足，要常常想出改善目前状况的计策来。如果每个人注重思考，并且一有具体的方法就立刻试着去做，我相信任何人都不会平淡无奇地度过一生的！”
Number：1571
Title：家中的亲情
作者：陈丹燕
出处《读者》：总第90期
Provenance：人民日报
Date：1988。8。8
Nation：中国
Translator：
我公公婆婆年轻的时候恋爱、结婚，后来有了我的丈夫。听说他小时候是个很胖很乖的小男孩，小时候上全托，托儿所就在普希金铜像附近，他每每看到普希金像，就意识到要进托儿所了，就哭。这实在令人吃惊。
有次发还抄家的东西，丈夫趁阖家回忆“文革”的时候，偷了几封信带回家，在回家的灯光昏暗的电车里，我们肩膀撞着肩膀读信，那是年轻的婆婆写给年轻的公公的信。信纸虽然黄了，我们却闻到在信纸上隐隐飘荡着永不会消失的年轻的芬芳。信上说到了我那还是小男孩的丈夫和刚会走路的小叔，那时我和小姑都远远没有出生。公公婆婆的树抽着枝条含着苞。
后来枝条长大了，花开了，花又落了，树干的颜色一天一天地黯淡下去，这几年3个孩子演化成了6个，小姑也有了自己的孩子，每星期天晚上在一起吃饭，一张长方桌坐得满满的，老了的公公婆婆反而不起眼了，满桌尽是孩子的说笑。
后来，小叔的新婚妻子去美国读博士，星期天团圆，桌上空了一角，我每天盛饭取碗，总一对夫妇一对夫妇地算，把小叔和小山山算在一起。小叔仍旧每星期六骑着他的旧自行车回家，星期日晚再去学校读他的硕士。一样的读书，一样的考试，只是少了星期天的一种特别的等待，那种在自己家等妻子来的那种急又不好意思急、怨又不敢实在去怨的等待。但小叔的笑容和调侃以及一动不动顶着后脑勺看电视的背影里，都有深深的寥落。
有一天晚上，丈夫掏出坠在钥匙圈上的折剪用，用完了就扔在桌上。我们吃完饭，告辞回家。走在春深的夜马路上，突然使我们想起了恋爱的日子，那是些心情何其温暖的日子！我们挑一些恋爱到将明未明时的事来互相取笑，说到羞处，你搡我一把，我拉你一下。这时在叶影婆娑的街上听到小叔的声音，远远地招呼着，送我们忘在桌上的钥匙。他的眼镜闪闪烁烁的，送完钥匙，就转过车头走了。看着他摇摇晃晃的肩，我紧拉丈夫的袖子，说：我可不要你出去读书。丈夫怕弟弟看见我们的亲热引起感触，推开我，站得远远的。
小叔终于也要去美国读博士了，过了不知多少关，斩了不知多少将，最后签证来了，机票来了，就等着走了，公公却大病动手术。公公穿着病员服，躺在8月如火的病床上，那时床头还挂着红布条。他发下话来：不管怎样，小叔必须快走，新婚之别，对小叔夫妻的身心都有极大的损伤。婆婆在那个无比炎热的夏天，忙了公公又忙小叔，还忙搬家。那些日子，每个星期的家庭团圆都改在医院公公的病床前。去婆婆家，看到山山忘在那儿的玩具，脏兮兮地横着，小叔的皮箱在屋里平添不少动乱的感觉，眼里总有一棵老树，树大了，树老了，树叶要落了，落到极远的地方。
小叔如期去了，公公病愈了，搬新家了。小姑一家搬来和公公婆婆住。新家到处有种重新生活的新鲜劲，像大树又到了一年春天。
一张方桌空出了一边，像树落下叶的地方，留下一个疤。桌上吃到甜食和鸡，大家都想起小叔对它的爱，对它的憎。
小叔从美国带来了磁带，我们拿来插上，机器轻轻发出沙沙声的时候，发现已经听过一遍的公公婆婆并肩坐着，拳拳地看着录音机，公公把耳朵罩上，小姑轻声警告小山山安静下来，屋里突然响彻小叔和小婶的声音，使我猛地一惊，他的声音骤然低了些，快了些，紧张了些，欢快了些，好像站在塔顶领受八面来风。
他们喝着年糕汤，不过那是南朝鲜的年糕，说着工资、学习、房子，奶制品、纸、电动打字机、纽约州生活贫困线、华莱士访问邓小平、冬天的雪路骑上自我感觉良好的跑车。小叔显然是有满肚子对家的温情，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只好翻来覆去地说，要买一个有电脑的洗衣机回家，一边很响地喝年糕汤。
不管美国有多么富足多少享乐，那天晚上，每个人心里都还装着一份对他们的牵挂。那里再好也是美国，他们能享受一切，也享受不到一份家人呵护的亲情，远远地想着，他们真缺了一点，竟把他们种种可能的享受全看淡了。
这样地过着日子，突然公公的癌症转移，而且病一天天加重起来，家里的电视也突然在一天晚上没了绿色，满眼全是紫。丈夫悲哀地说：你知道绿色是什么？你知道缺了绿色是缺了什么？这是一个凶兆。
多少次吃完晚饭，围着满桌空碗剩菜，大家？？地围着婆婆谈公公的病情。给小叔的信一天一天一封一封地暖昧含糊，说给他们有什么用？他们来的信仍旧叮嘱公公做气功，保持好心情，肠癌是最最轻的癌，若干人生了切了都不要紧，看得我们惊心。
到了风云突变的一天，来了寒潮的冬天，公公病危，小叔半夜打电话来，一听急了，出口就是：“我要回家。”丈夫是长子，此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