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自认为骨子里充满了男子气的家伙，却见花能落泪，见景能伤情；
一个貌似精神产品的创造者，自己的精神世界却是一片寸草不生的荒山秃岭……
这是我吗？
我不认得自己了。
（Ｂ）……北去的列车上，红卫兵挤满了车头车身。一个扎着朝天小辫、揣着五块钱就想走遍天下的小女孩，由于挤不上去，眼泪汪汪地站在一旁抽泣……一个年轻的、戴着袖章的解放军战士过来了，把小女孩高高擎起，像塞一个行李卷一样，把小女孩从车窗塞进了车厢。
……一望无际的公社大田里，社员们正大汗淋淋地在砍玉米，一个小姑娘却悄悄溜到一个不易被人发现的拐旮旯，偷偷地、贪婪地大啃玉米秸，那副馋相，真恨不能啃光公社地里所有的玉米秸。
……轰隆隆的麻纺车间里，一个少女由于不堪忍受繁重的劳动，独自跑到外面去捉蝴蝶，不料被车间头头看见，大骂了一通不算，还要被罚从灵魂深处作检查。
……火热的工地上，一个头戴安全帽，不爱红装爱工装的“假小子”，厮混在一群建筑工人之中，跟他们一块儿吹大牛，聊大天，甩扑克，拔河当然有时也跟他们一块干活，但多半是添麻烦、捅漏子……
这一切，都是多么遥远的往事了呵都像是上辈子的事了。
是的，那就是我。
那就是昨天的那个少女天性没有遭到破坏的我那个极不安分，绝不守规矩，仗着一副傻大胆，在生活中瞎拼硬闯的我。
（C）我曾羡慕那些勇敢的外国老太太。那么一大把岁数了竟然敢把那种火一样燃烧、血一样艳红的衣服，大模大样地穿到街上来。
我就不行了。
我曾多么渴望一件玫瑰红色的上衣，可是直到今天，我也没有勇气去买一件穿在身上。
我曾多么喜欢那些美丽的项链，可是我买了一条又一条，就是不敢将其中的一条戴在脖子上。
我曾多么酷爱音乐舞蹈，但是说来惭愧，我竟从来不敢问津堂皇的舞厅，时髦的迪斯科……
我曾有过多少爱好和欲望，可是都被扼杀了，都被岁月不留痕迹地带走了……
（D）我早已忘记了自己的性别，早已习惯于自己是个“雄化”的女人了。
男人们认为我缺乏“东方女性”的温柔，女人们则认为我是得了“性心理变化”的不治之症。
也难怪他们这样认为。
因为，我和任何人谈话，都绝不允许自己带有丝毫的温柔和小女儿态。我的目光，百分之百都是刚毅的、坚韧不拔的，甚至不带一丁点儿的顾盼游移的。我的穿着，也竭力往老气、往男人那边靠拢，头发剪的极短、衣服颜色极深，从不关心自己的风度和举止是否优雅可人；从不注意自己的“三围”是否够上标准和突出……
（Ｅ）我常感到心里像荷上了千斤重担常感到活着是太沉重了！
每当我被那种超级孤独和苦闷的日子弄得快要发疯的时候，便不由大声责问：这是我吗？我怎么会活得这么苦，这么窝囊憋气？
我究竟是怎样一步步沦到这种可悲的田地的呢？
究竟是谁，无情地将我那原来少女的自然气质，全都破坏殆尽了呢？
哦，那个扎着朝天小辫、揣着五块钱就想走遍天下的小女孩，哪儿去了？
那个在公社的大田里，不好生接受再教育，却偷啃玉米秸的小姑娘，哪儿去了？……
（Ｆ）我不能不怀疑，我选择了文学之路，是误入歧途了。
伴随着我的每一篇作品的发表，差不多总有一些红红绿绿的传闻袭来，差不多总有一些致女人以死地的明枪暗箭射来。我感到可怕，感到无力抵挡。
我不明白，像我这样一个成天价摆弄寸管之笔以为伴侣的人，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带颜色”的奇闻轶事……
于是我变了。变得胆小了，沉默了，神经质了；变得不得不将自己的女儿面目，紧紧地裹在紧硬的男性外表的里面。
哦，谁能想到，在一个女性作家的背后，包藏着怎样的心酸，怎样的痛苦，怎样的“水深火热”……
（Ｇ）我多么想超越自己。
可是我做不到我太怯懦了。
我只有在作品中找发泄，寻解脱。
一般的小花小草，小桥流水，已经不能寄托我那太深的积郁，太久的激情。我只有去写那些相对来说更能抒发情怀的古遗址、古废墟，去写那些雄风大漠、阳关古道……
人们总是需要自我平衡一下的。
当内应力太集中的时候，需要释放一下否则人会变成狼的。
这正像女人们的哭，不仅是一种生理现象，也是一种平衡心理的需要一样。
（Ｈ）在人类所有的遗失中，遗失了个性，失去了自我，才是最沉痛的遗失。
我不幸正是这种最痛苦的人。
失去了个性的人，是没有灵魂的人。没有灵魂的人，还算人吗？
那只是一个活着的动物。
作品也一样。
缺乏个性的作品，那不叫作品，那只是一堆令人望而生厌的文字。
富有个性的作品，是与作者本人的个性分不开的。没有人的个性，哪里会有文的个性？
我为自己感到悲哀。
在作品里，绞尽脑汁地塑造人物个性，在生活中，却千方百计地抹杀自己的个性。
这是一种怎样荒谬的现象，一种怎样无法解释的逆反行为？
这是一种深刻的悲剧！
（Ｉ）我终于彻悟了。
人毕竟是社会性的动物，毕竟要受到一定社会环境的制约的即使是最伟大的天才，他的个性也不可能发挥到极至。
于是，生活中的强者和弱者便应运而生了。
真正的强者，应当是敢于直面人生，在尊重客观环境的同时，又巧妙地保留自己的个性的。而弱者，一遇到残酷的现实，个性便被支解，生活便走向绝望。
说到底，这个世界并不是为迎合哪一个人的味口而诞生的。
适者生存这就是不移的真理。
（Ｊ）我还能找回自己吗？
我还能变成那个揣着五块钱就想走遍天下的小女孩吗？
我还能变成那个恨不能啃光公社地里玉米秸的小姑娘吗？
我深深地知道
要想找回那失去的一切，我必须有足够的信心和勇气包括战胜自己。
那么，就从自我战胜，自我超越开始吧！
明天我就要上街去买一件玫瑰红色的衣服穿在身上。
Number：2063
Title：我的第一本书
作者：张洁
出处《读者》：总第69期
Provenance：中外妇女
Date：
Nation：中国
Translator：
我本以为，这一辈子再无出路了。永远生活在社会的底层，被世人歧视，遭受不公正的待遇，为贫困所苦，到死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聪明才智，因为连发现它、测试它、实现它的机会都没有。
在成千上万受苦受难的知识分子当中，在无法超越外界或自身的障碍而为数不多的、摆脱了虚伪的婚姻关系的妇女当中，我的遭遇，本属平常而又平常。
我本应接受这个现实，在给我限定的社会地位上，了此一生。
偏偏我生来不甘屈服，何况我自觉比那些伪善的、不容我也有常人应有的一席之地的“正人君子”光明得多，也比那些靠裙带关系混饭吃的人高明得多。
我始终在为从各种力量的压抑下挣扎出来而苦斗不已。但是，在一种强大的政治力量面前，任何个人的力量都是渺小的。如果不是后来开放，使中国在政治形势上得到一个全面的突破和进展，无论是我，或是别的什么人，怎样拼搏也是无用的。
这给了所有的人一个机会。
那时我已年近四十，心力、体力都不允许我再做片刻的迟疑，但是除了痛苦的人生经验，我几乎是赤手空拳。
大学毕业后二十几年单调的、不让人有独立思考的、等因奉此的小公务员生活，可以把任何人的想象力磨得溜光。唯有那怎样也不肯死去的对文学的爱好，给我一线希望。
但是爱好并不等于“能够”。
“文革”中成长的一代人，以为他们是最不幸的，白白耽误了十年青春。然而我们这一代人，被耽误的，何止是十年？
在文学这一块前有古人，后有来者的土地上，我开始了为时过晚的耕耘。
第一篇小说《从森林里来的孩子》，我写得很苦，前前后后修改了五遍。投稿《人民文学》杂志，又被退了稿。我又将退稿投向《北京文学》。也是一位女编辑，诗人张志民的妻子付雅雯。却得到意外的关注，一字未动的发了头条。引起了社会的注意，并且在1978年获得了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在成为职业作家之前，我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写作。我只有一间房子，晚上为了不影响母亲、女儿的休息，我在厨房的切菜板上写。在洗衣服时，或是上班的路上进行构思，就这样慢慢地集成了我的第一本书。
当我第一次把稿费交给母亲的时候，我对他说：“妈，我们终于有钱了，您可以不必再去卖冰棍、卖牛奶了。”
母亲哭了。
我要说明的是，我从不歧视卖冰棍、卖牛奶的工作。相反，我认为凭自己的劳动挣饭吃，比不劳而获的寄生生活或剥削生活光彩得多。
我自己因为入不敷出，白天忙完办公室里的工作，晚上还要给工厂缝手套，给工程师抄讲义，以补偿工资收入之不足，母亲正是因为年迈，才从小学教师的位子上退休下来，但是为了帮我支撑这个家，不得不替奶厂卖牛奶，替冷饮厂卖冰棍。她一生坎坷，自幼丧母，倍受后母的虐待。结婚不久，又被我父亲遗弃，一个人拉扯着我，吃糠咽菜，千辛万苦才把我抚养大，又供我读了大学。我本应侍奉母亲安度晚年，且不说享什么清福。但是我却没有这个能力，使她在将近七十岁的高龄，还要在风吹、日晒、雨打之下辛苦地劳作。
当我摩挲着我第一本装帧粗糙、纸张低劣的书的时候，我又悟到，我的痛苦，其实就是我的财富。
我永远不会忘记生活在我周围的普通人。当我写作的时候，我心里想着的不仅仅是中国的老百姓，也想着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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