椋�1916年1月，胡适偶患小恙，躺在床上，倍受着清冷的凄苦，忽然邮差送来了江冬秀的信，尽管全部“不满八行字，全无要紧话”，却也叫胡适感动得打跌了。这一晚，胡适认真地整理了自己感情的线索，扪心自问：“我不认识她，她不认识我，我总常念她，这是为什么？”是情爱？为什么苦思中没有亲昵，庄重中没有爱抚？后来，随着阅历的增长，胡适终于越来越明显地感到：自己对江冬秀的感情，实质上是抱着对母亲尽孝的一种观念来施行的，它既是崇高，也是无偿的。
胡适5岁上死了父亲，一直和母亲相依为命，孤儿寡母的生涯使他对母亲的养育之恩从心底里感戴。再加上封建的以孝道为核心的伦理观念的熏陶，使他从情感和理念的两个方面都自觉地把母亲的意志看成是至高的。有一次，母亲听说胡适在美国另讨了老婆，写信给儿子，表达了不安的心情，胡适马上回信安慰母亲说：“儿对于儿之婚事并无一毫怨望之意……儿若犹存怨望之心，则真成不识事势，不明人情，不分好歹之妄人矣。”
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尽孝之心的虔诚，在胡适西化至深的脑子里，始终有一小块未被开垦的封建处女地，他常常在这块以孝道为特征的领地里，帮着母亲与自己的洋观念打架。由是，在百般批评中国样样不如西方的同时，他竟然破天荒地赞美起中国古老的旧式婚姻来。他说中国女子所处的地位，实在是高于西方女子，因为中国女子的婚姻大事都由父母操心，就用不着再出入社交场合去嘤嘤求偶，人格便有了保证。反之，西方的姑娘为了取悦于男子，从小学习音乐舞蹈，长成后周旋于男性之间，或自献其身而得偶，或不甘自辱以媚人而成了老处女，人格也就堕落了。由此，西方婚姻自由实在是一种罪恶。
但是，在实际问题上，他还是做出了一些反传统的举止。例如过去新人成亲之前是不许见面的，胡适从美国回安徽老家探亲时，就提出要见江冬秀一面。江家拗不过他，总算勉强答应了。那天胡适来到江村，待酒席散后，由江冬秀的哥哥江耘圃陪同前往闺房。江耘圃请胡适稍坐一下自己先入内禀告。胡适坐在外间，佯装翻书，眼光稍稍四下一扫，只觉楼上楼下，明里暗中，像看戏瞧热闹一样的挤满了人，胡适心里有点不安，他不担心自己的心理承受力，唯恐女人家脸皮薄，于这种事上舒展不开，反而把好事搅尴尬了。过了好半天，江耘圃出来，脸上果然有难色，转请舅母再去劝劝。不一会儿，老太太招手请胡适进房。胡适跨进绣阁，只见江冬秀已掩进床帐内，张目望去，隐隐约约，只有隔帘花影之感。舅母一步抢上，伸手要去撩床帐，胡适这时已开始感到歉疚，忙拦住，然后就退了出来。这一场原先是男人想看看女人的安排，最后竟弄成是未婚娘子见郎官的结局。这一边胡适遗憾不已，那一边冬秀愈加欢喜，男人果真是一表人才啊！
按照男女平等的观念来说，这次会见显然是女方失了礼，但胡适心里却觉得愈计较，似乎愈对不住娘亲。妻子是母亲看定的，我不在家时，她也按名分服侍过母亲，难道我还信不过吗？想到这里，胡适觉得心里安稳不少，躺倒也睡着了。第二天起身，他从旁处借来纸笔，给江冬秀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本不应该强迫你见我，是我一时错了，你的不见我，是我意中的事，劝你千万不可因为不肯见我的缘故而心里不安，我决不介意。回到家里，大家问他见了新人没有，胡适笑着说：“见了，很好。”
翌年寒假，在冯太夫人的催促下，胡适奉命回乡完婚，一对守约13年的男女总算要结合了。可是面对喜事，胡适心里却犯了难，因为此前，胡适正在北京倡导新文化运动，浑身还散发着向旧文化、旧道德、旧风俗冲杀的热气，眼下要他马上浸入陈礼旧俗之中，这不是搬起石头自砸脚吗？于是他又做出了一个反传统的举止要求改良旧俗，举行“文明结婚”。这在绩溪可是开天辟地头一遭，一下子轰动了四方。结婚的那天，胡适自己动手写了两副对联，一幅上联是“旧约十三年”，下联是“环游七万里”，表示自己留洋深造的历程。另一幅上联是“三十夜大月亮”，表示成亲的时日。下联一时想不出，请乡里的老夫子们代为筹划，一位本家哥哥随口说了句大水词“念七岁老新郎”（念是方言二十的谐音）。胡适一听觉得很合自己白话诗的风格，照着就写下了。胡适的婚礼届时举行。说是文明，其实也就是在旧仪式的基础上稍微掺和一点新内容。规格是有主婚人、证婚人；服饰上新郎戴黑呢礼帽，足登黑色皮鞋，身穿西装礼服，全是新装扮；礼仪上破除夫妻对拜礼节，改为三鞠躬。乡里人通常守旧，但遇上胡博士这般见过大世面的人，也觉得他出的新招挺有气派，贫嘴的当然难免，可谦恭的仍然居多。最高兴的还是冯太夫人，话说不上来，只喜得眼里淌泪。胡适见母亲难得有这般好心情，当下也投其所好，做出了种种称老人家心意的举止来，对江冬秀既温和又多情，羞得28岁的老娘子羞怯怯地满脸开出了春花。然则密月未满，胡适就留下媳妇照顾老母，自己独个儿返回了北京。旁人以为他这是忍痛割爱，孝顺娘亲，可胡适心里明白：孝顺不假，割爱却未必，因为，这场婚姻本来就是遂母意而为之，现在既成熟饭，吾只是“力求迁就，以博吾母欢心”，甚至和江冬秀的种种“闺房之爱”，也是出于“欲令吾母欢喜”的动机。至于别人问及，胡适又不能直宣，只好敷衍地说：“我已经过了几十年的独居生活，难道还不能再耐几个月的岑寂？”说完淡淡一笑，把心里泛着的苦味压得丝毫不露。结果歪打正着，强勉的婚姻反而换来了尽善尽孝的好名声，这和他以后被颂为“圣人”或许也是直接有关的。
当然，婚姻的结果并不全只限于名声的方面。譬如江冬秀在胡适返京后不久，便确信有了后嗣，她忙写信给胡适报喜。接信后，胡博士先是一惊，慢慢地心中生出了一种亵渎感，这倒不是对自然规律有什么不满，只是觉得没有爱情的结果实在令人难堪。荒唐之至！荒唐之至！胡适禁不住自我揶揄地吟唱起来：“我实在不要儿子，儿子自己来了，’无后主义‘的招牌，于今挂不起来了！譬如树上开花，花落偶然结果，那果便是你。那树便是我。树本无心结子，我也无思于你，但是你既来了，我不能不养你教你，那是我对人道的义务，并不是待你的恩谊。”吟到这里，胡适感到自己好像已被责任的套子网住，从今而后与冬秀，与未出世的儿子血肉相系地连在一块儿，再也难分难解了。什么爱的自由、爱的欢唱与我有何缘分？不知怎的，他突地又想起了两年前作的一首小诗：“岂不爱自由？？此意无人晓，情愿不自由，也是自由了。”多么旷达的哲理啊！想到这里，胡适笑了，笑得流泪。是乐，是悲？天不知，地不知，只有心知道；是怨天，是怨地？只有自己晓。但是，他不希望即将来世的儿子仿效自己的想法，他说：“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这是希望儿子不再蹈自己的婚姻悲剧，还是对封建的礼教发出控诉之声？
然而，胡博士心里毕竟还是比别人多了一个答案，这个答案几乎是寄存了他一生的懊恨。事情起因于举行文明婚礼的那天，胡适无意中瞥见陪伴江冬秀的女傧相中，有一对似曾相识的眼睛老盯着自己，他情不自禁地回视了片刻，女傧相朝他嫣然一笑，红着脸转过了身子。啊！天呀！望着这一笑，胡适痴了。记得十几年前，一个人也曾是这样地一笑，使胡适至今难以忘怀，并“觉得她越久越可爱”。胡适“借她做了许多情诗，替她想出种种境地。有的人读了伤心，有的人读了欢喜。欢喜也罢，伤心也罢，其实只是那一笑”，令胡适念着，寻着，十几年来他就像陷入精神恋爱中一般。今天我寻着了吗？不会，如果是她不该这样年轻，不是啊？这一笑明明和当初一样。胡适越想越痴，眼光也越来越多地绕过江冬秀，朝她身后的那位女傧相瞄去，这时除了他们自己以外，大家还都误以为老新郎对老新娘的多情呢！
后来从江冬秀的口中得知，那位女傧相叫曹诚英，表字声，年方17，天资聪颖，更兼相貌出众，是村里出了名的美人，要说瓜葛，转弯抹角地还能和胡适拉上点亲戚关系。她有个同父异母的姐姐是胡适同父异母的哥哥的妻子。按规矩来算，胡适该叫她声“表妹”。也许是情之所钟，胡适直接以表字称呼她“声表妹”，想不到曹姑娘喊得更甜，一声“縻哥哥”叫得胡适眼睛都潮了。胡适的原名叫胡嗣縻，所以，比他年长的人，尊于他的名声，很少称他的原名；比他年幼的人，有的根本就不知他的原名。至于“縻哥哥”这一类的爱称，岂是一般陌生人能随意喊喊的。可是曹姑娘的喊，胡适高兴，曹姑娘也不为难。因为曹声久仰胡适大名，一打照面瞧表哥又是如此俊秀潇洒，一颗芳心不由自主地为“縻哥哥”所“迷”了。但可惜的是“还君明珠两行泪，恨不相逢未嫁时。”曹声也自小由父母包办，许配给了胡冠英，从名分上讲，两人都是有了家室，偶而接触，又能装得像是没有任何非分之想的样子，其实心里都难分难舍。就这般心心相印地交往了一段时间，情种深深地埋下了。
1923年夏天，胡适只身南下，来到杭州疗养，与正在那里读书的声表妹重逢了。其时，曹声已和胡冠英完婚，婚后，胡冠英考入了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曹声也跟着入了杭州女子师范学校学习。恰巧，有一些在浙的安徽同乡想请名人为《安徽旅浙学会报》写个序，曹声抓住这个机会，以写序的名义和她朝思暮想的“縻哥哥”接上了音讯。由此又重新牵出了博士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