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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五十年代末，荆街完全散发了，成了一片荒地，连水井也塌了，蚊虫子了丛生。
那里倒成了一片好地，据说很正，特别肯长棉花和红薯，出产的一种香瓜也十分甜美，很快就有名气。县城里的小贩有时为了招揽顾客，就特别强调地吆喝：“买呵买呵，荆界围子的荆界瓜呵——”有人把这种瓜写成“金界瓜”，写在瓜果摊的招牌上。
公家
马桥的水田形状各别，大牙交错，躺在两岭之间的一条谷地，一梯一梯缓缓地落向张家坊那边，落向那边浮游的炊烟或夜间的月光。这里叫大滂冲，外人一听就知道滂田多。所谓滂田，是山区一种水田，浸水多于流水，因此泥性冷，又有很多暗藏着的深深滂眼，人一跌进去几可没见傍眼在表面上不大看得出来，只有经常下田的人，才会熟悉它们—一的位置。
马桥的牛也知道滂眼在哪里，走到什么地方突然不动了，掌犁的人就得十分注意。
这些日都有各自的名字，或是以形状命名：团鱼丘，蛇丘，丝瓜丘，鲢鱼丘，板凳丘，斗笠丘等等；或是以所需禾种的重量命名；三斗丘，八斗丘等等；还有的以政治口号命名：团结丘，跃进丘，四清红旗丘等等、这样一下来，名字还是不够用，不足应付那些太零碎的也就数目太多的田块，于是只好借用某些人名，或者在某些田名前面再加人名以示区分，比如“本义家的三斗丘”和“志煌家的三斗丘”，就是分指两块田。
不难知道，这些田以前都是属于私人的，或是在土改时分给了私人，它们与田主的名字相联系是很自然的事情。
算起来，集体化已经十多年了，我奇怪他们对曾经是自家的田还是记得很牢。
连稍微大一点的娃崽，也都知道原先自家的田在什么地方，那里背不肯长禾。下肥料的时候，要是到了那里就愿意多下。憋了一泡尿，也愿意到那里在解裤头。一次，一个娃崽在田里踩到一块瓷片，差一点划破脚，恼怒地把它抠出来向另外一块田从去。旁边的一位女子立即怒目：“往哪里甩往哪里甩？讨打可？我两筷子插死你！”
那丘田原来是她家的——在很久很久以前。
这位女子惦记着她家的私田，证明土地公有化在马桥直到七十年代初还只是一种体制的存在，尚未浸润成一种情感，至少还不是人们全部的情感。体制与情感当然不是一回事，与体制之下涌动着的全部事实更不是一回事。婚姻的体制下，可能有夫妻双方的同床异梦移情别恋（还能不能叫“婚姻”？）。皇权的体制下，可能有大权旁落后党会帘（还能不能叫“皇权”？）。同样的道理，当很多马桥人憋上一泡尿也要拉到自己以前的私田里的时候，他们的公有化，他们的“公家”概念，也许不能不打上一些折扣。
当然也不能说他们一心向往私有。事实上，马桥从来没有过够格的私有制。村里人告诉我，即使是在民国以前，他们的私权只能管住田里表面上的三寸“淖泥”，也就是三寸浮泥。三寸以下，从来都是皇帝的、国家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士，官家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田主没有权利阻拦。了解了这一点，外人也许可以明白，马桥后来实现推行合作社，虽然难免一些人私下抱怨，只要政府一声令下，众人倒也顺顺当当地入了公家，没有什么特别的想不通。
在另一方面，他们谈“公”谈“私”，后面都带一个“家”字，这一点与西方语言不一样。西方的私，是指私人。夫妻之间，父子之间，一说到财产也有明确的私权界限。马桥人的私家，则是私中有公。一家之内，从来不分彼此和你我。西方的；公，是指公共社会，所谓英语中的public，平等私有体的横向组合，通常只具有政治和经济的意义，与隐私之类的私事无涉。马桥人的公家，则是公中有私，夫妻吵架，青年恋爱，老人人土，娃崽读书，女人穿衣，男人吹牛，母鸡下蛋，老鼠钻墙，所有的私事都由公家管着，也由公家承担着全部责任。公家成了一个大私。
正因为这种集体的家族感，人们一般都把干部叫作“父母官”。马桥的马本义，还只有三十来岁的时候，还刚刚娶回婆娘，凭着他当书记的身分，很多人就尊称他为“本义爹爹”或者“本义公”。
这倒接近了汉语“公”字的原义。中国最初的“公”字并不是指public，而是指部落首领或国家帝王，是“君”的同义词。用“公”字来翻译西方人的public，严格地说来，并不会适。把“私有制”、“公有制”一类西方名词简单地搬用于马桥，似乎也伏下一种名实相离的危险。
本义是马桥的“公（在古汉语的意义上）”，同时代表着马桥的“公（在英语以及西方一些语言的意义上）”。
台湾
大滂冲有一块田叫台湾丘，我以前不大注意。车水抗旱的时节，我与复查合为一班，走进月光深处，哈欠喧天地爬上龙骨水车，吱吱呀呀踩起来。缓缓旋转的木头踏锤，已经被无数赤脚踏得油光发亮，极为光滑，我稍不留神，就一脚踩溜，两手紧急扣住手架，哇哇大叫，狗一样地被吊起来。在这个时候，脚下复杂翻转着的水车令人胆寒，一个个路锤旋上来防不胜防，砸得腿上不是见青就是皮破血流。复查嘱我不要看脚，说这样反而容易踏空，但我不相信他的话，也没法照他的话去做。
他一次次引诱我说话，说闲话，意在使我放松。
他尤其愿意听我讲一点城里的事情，讲一点科学如火星或天王星的事情。他是初中毕业生，有科学头脑，比方说明白石（磁）铁石的原理，说以后要是又有敌人的飞机来丢炸弹，我们也许可以做一块大嬲铁石，把敌人的飞机嬲下来，那样不比高射炮和导弹什么更管用么？
他对我的异议总是冷静地思索，对我吹嘘的各种科学见闻也很少表示惊讶，正像他平日里大悲不悲，大喜不喜，一张娃娃脸上永远是老成持重。他的各种感情在这张脸上滤成了单一的温和，单一的腼腆，还有永远清澈的目光，从人们不大注意的某个角落潜游出来。一碰到这种目光，你就感到它无所不在，自己任何举动都被它网输和渗透。他的限时后面有眼睛，目光后面有目光，你不可能在他面前掩藏什么。
他不见了，不知何时又冒出来，手里抱着一个莱瓜，要我吃，大概是从附近哪一家的园子里偷来的。待我们吃完，他手挖一个土坑细心地把瓜皮瓜籽埋起来，“三更了，我们睡一觉吧。”
蚊子多，我叭叭地拍打着双脚。
他不知从何处找来一些叶子，在我腿上、手上和额上搽了搽，居然很见效，蚊虫的嗡嗡声明显减少。
我看着刚刚冒出山岭的月亮，听着冲里此起彼伏的蛙鸣，有点担心，“我们就这样……睡？”
“做要做的，歇也是要歇的。”
“本义公说今天晚上要车满这一丘水。”
“管他哩。”
“他会来看么？”
“他不会来。”
“你怎么晓得？”
“用不着晓得，他肯定不会来！”
我有些奇怪。
他知道我接下去会问为什么。“迷信，乡下人的迷信，你们莫听。”然后在我身边倒下，背对着我，夹紧双腿准备睡觉了。
我不能像他那样，想睡就睡，想不睡就不睡，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按部就地。
真要我睡，反而眼睛光光地来了精神，便要他再讲点白话，讲迷信也好。他拗不过我，只好说，他也是听来的——他每次说及重大的事情，都先交待说法的来源，把自己开脱。他说，他听某某说，这一丘田的主人叫茂公，与本义结过冤家对头。还是办初级社的那年，茂公犟着不入社，周围的田都入社了，只有这么田还是单干田。
本义是社长，不准茂公从上面的几丘田过水。茂公还是犟，宁可自己到江里去挑水，硬着头皮不来讨水。到最后，本义带着一伙人，趁着茂公发了哮喘的时机，抬着扮桶一个枢喝到这么田打禾，说是“解放台湾”。
茂公以前当过维持会长，又有很多田地，是个地主汉奸。他的田当然就是“台湾”。说起来，他的汉奸帽子戴得有点冤枉。以前这里是日伪政权下的十四区，有一个维持会，管辖马桥以及周围十八弓，由各弓的有钱人或者体面的人轮流当会长，三个月一轮，轮到谁了，一面锣就送到谁家。当这种会长的没有什么薪金，但凭着一面锣吆喝点公事，无论走到哪里可以收“草鞋钱”，也就是借公差的机会刮点油水。茂公排在十八弓的最后面，轮到他的时候，日伪军早投降了，他本来可以不当差了，只是这里的人还不知道外面的形势，一面锣还在轮着。
茂公是个好出风头的人，锣一到手，立刻穿上白绸的长衫，摇着文明棍，无论走到谁家的地一里，咳嗽咳得特别响。他的草鞋钱收得太狠，至少比前几任要多收一倍，处处吃个夹份。他的办法无奇不有。有一次到万玉家吃饭，把万玉他爹丢在灶下的一个鸡食袋子偷偷捡起来，藏人袖口，上桌时乘主人没注意，放入鸡肉碗里。
他举起筷子“发现”鸡食袋子，硬说主人戏弄他，要罚五块光洋。闹得主人苦苦求他，借了两块光洋给他才算完事。另一次，他在张家访一户人家小坐，先去外面屙了一泡屎在自己的斗笠上，逗得狗来从他坐好了，估计狗构已经把斗笠啃烂，再出门来大惊小怪，硬说主人故意与他这个会长和皇军作对，连他的斗笠也不放过，背着他放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