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传- 第10部分

　　陈伯达这位“理论家”在批判“现代修正主义”中，“跟准”毛泽东，在1960年初他就“明确地指出”：“毛泽东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后来，这句话加上三个副词，被写入以林彪名义发表的《毛主席语录》的《再版前言》：“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第十三章　毛泽东口授“二十三条”
　　细细探索起来，“文革”的前奏早已开始：批判“现代修正主义”是其前奏，“四清”

　　运动也是其前奏。毛泽东对外“批修”，对内搞“四清”。“四清”运动，1962年底在中国农村逐步推开。那“四清”最初是“清工分，清账目，清财物，清仓库”，叫“小四清”。后来扩大为“大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

　　“四清”运动在农村开展。城市里则进行“五反”运动，即“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

　　后来，“四清”与“五反”运动合称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运动”。

　　毛泽东以为，资本主义已在苏联，在南斯拉夫复辟，为了防止中国“变修”、“变色”，要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在1963年5月9日发出了警告：如不警惕，“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毛泽东在思索着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防止中国出现“赫鲁晓夫式人物”。他早在庐山会议上便已说过：“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在斗垮彭德怀之后，毛泽东已在寻找新的斗争对象。他的极左思想不断膨胀，他的斗争矛头指向了多年来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刘少奇。

　　陈伯达第一次得悉毛泽东要整刘少奇这一惊人消息，是在1965年1月。

　　夜深了，陈伯达服了安眠药，迷迷糊糊躺在床上。电话铃声急促地响起。那是一只机要电话，势必有要紧的事要告知他。他赶紧驱走睡意，接了电话。果真，事关重大：毛泽东要他马上去一趟！陈伯达岂敢怠慢。对于毛泽东的召见，他总是召之即来。毛泽东习惯于夤夜工作，苦了陈伯达。

　　匆匆赶到毛泽东那里。原来，毛泽东要起草一份关于社教运动的文件，由他口授，陈伯达笔录。

　　从毛泽东的话里，陈伯达这才轧出重要的“苗头”———毛泽东要整刘少奇！

　　原来，毛泽东与刘少奇在社教运动中的分歧由来已久，直到这时终于表面化了……

　　毛泽东搞社教运动，像搞“文革”一样，事先并没有什么“伟大战略部署”，而是干着看，边干边摸索。

　　毛泽东是在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在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时，提出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最初，刘少奇对社教运动是投赞成票的。

　　1963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在杭州召开工作会议，在毛泽东的主持下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对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一次提出十条政策，人称“前十条”。

　　毛泽东为“前十条”的前言，亲笔加了一大段话：“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毛泽东所加的这一大段话，后来被作为毛泽东的一篇著作发表，题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前十条”披露了毛泽东的“最新名言”：“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前十条”的核心，便是“抓”中国农村的“阶级斗争”。“前十条”指出，社教运动的任务是“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斗争”。

　　对“前十条”，刘少奇是支持的，这年9月，中共中央又下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也是十条，称“后十条”。“后十条”提出运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刘少奇也是支持的。刘少奇对于社教运动所作的几次讲话，有些观点也相当“左”。

　　但是，后来刘少奇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产生了与毛泽东不同的看法。比如，对于社教运动的性质，刘少奇主张是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不一定什么都“以阶级斗争为纲”，都要从“两条路线”、“两个阶级”的高度去上线上纲。再如，毛泽东提出社教运动的主要对象，是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则不同意。

　　毛、刘之间的分歧，到了1964年底逐渐激化。

　　1964年12月15日至12月底，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社教运动的工作会议，由刘少奇主持。考虑到毛泽东当时身体不大好，没有请他出席会议。12月底，在刘少奇的主持下，会议制定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共17条，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印发全国。

　　从1965年元旦之后，至1月14日，会议进入第二阶段，改由邓小平主持。邓小平以为，这是一般性的工作会议，况且第一阶段会议毛泽东也未参加，也就劝毛泽东不必参加第二阶段会议。不料，毛泽东心中不悦，径往会场，出席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不指名地批评刘少奇在社教运动中搞“人海战术”、“繁琐哲学”、“倾盆大雨”、“神秘化”、“打击面过宽”等等。

　　毛泽东说到社教运动的矛盾时，刘少奇插了一段话：“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有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有党内外矛盾的交叉，矛盾很复杂，还是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为好。”

　　毛泽东一听，面露愠色。他猛吸着烟，沉默不言，顿时会场陷入了僵局……

　　就在这天夜里，毛泽东急召陈伯达，口授指示，毛泽东说一句，陈伯达记一句。毛泽东说一条，陈伯达记一条。

　　记着，记着，安眠药的药力发作了。陈伯达尽力提起精神，却只是机械地记下毛泽东的一条条意见，自己的思维变得非常迟钝。

　　总算记完了，毛泽东让他回去整理，陈伯达这才松了一口气。

　　陈伯达回到家中，囫囵而睡。安眠药的药力总算退去。他在大清早起床，比往日早了两个多小时，赶紧翻看记录，心不由得收紧了。

　　他，固然早就“跟准”毛泽东。可是，在他的心目中，刘少奇是第二号人物，也必须“紧跟”的，早在中共北方局工作时，那位不曾露面的中央代表刘少奇，使他肃然起敬。在中共七大，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提到毛泽东的名字达105次之多。此后陈伯达写文章，也言必称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之后，刘少奇的地位更加显得重要。陈伯达看风使舵，与康生一起，重新发表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不仅在《红旗》杂志上刊登，而且印了1500万册单行本。在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陈伯达原本是两边讨好，左右逢源。眼下，毛泽东与刘少奇产生严重分裂，陈伯达必须在两者之中择一而从。理所当然，他倒向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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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着急地要整理笔记。无奈，昨夜在迷迷糊糊状态下所记的笔记，连他自己也理不出个头绪来。他打电话急召王力，王力还在睡梦之中呢。王力一听“大秀才”找他，连忙赶去。

　　王力到底比陈伯达小17岁，此时只有44岁，头脑比陈伯达灵活。他帮助陈伯达从那混乱的记录中理出头绪，分了一条又一条。

　　就在这天，会场上再度出现紧张的气氛：毛泽东手中拿了两本小册子，来到会场，毛泽东在讲话之前，亮出了手中那两本小册子———一本是宪法，一本是党章。今天开的会议，既不讨论宪法，又不讨论党章，毛泽东带那两本小册子来干什么呢？大家都觉得诧异。

　　直到毛泽东开始讲话，大家才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毛泽东说：“我这里有两本书，一本是宪法，规定我有公民权；一本是党章，规定我有党员权利。现在，有个人不让我来开党的会议违反党章；有个人不让我讲话，违反宪法！”

　　毛泽东所说的一个人是指主持会议的邓小平，显然，他误会了邓小平的好意，以为不让他来开会；另一个人，当然是指刘少奇。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言词尖锐地批评了刘少奇。毛泽东动了感情，把刘少奇昨天的插话，当作压制他的发言。作为党的主席毛泽东如此盛怒抨击国家主席刘少奇，是几十年来头一回。两位主席的对立，此后在“文革”中被说成是两个司令部———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和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间的斗争。

　　会后，经彭真、陶铸等的劝说，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生活会上作了检讨。刘少奇说，他不该插话，插话是对毛泽东不尊重的表现。毛泽东则不满意于刘少奇的检讨，说问题不是对他尊不尊重，而是彼此之间的原则分歧———修正主义与反修正主义的重大分歧！

　　陈伯达意识到一场新的“路线斗争”开始了。唯一的抉择，便是继续“跟准”毛泽东。

　　他唯毛泽东之命而从，着手起草新的关于社教运动的文件。

　　中南海迎春堂陈寓，几位“秀才”聚集在那里，陈伯达在执笔。

　　门前，一辆小轿车随时准备出发。

　　“秀才”们讨论了一阵子，陈伯达写出几页，马上送给通讯员。小轿车出发了，驶出中南海西门，来到约一公里左右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刷厂，立即付排。

　　小轿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