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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达与康生同为中共“大秀才”、“理论家，多年共事而面和心不和，论笔头，陈伯达胜过康生。康生此人，述而不作，好出鬼点子，却不愿写著作。所以号称“理论家”，其“理论著作”寥寥无几，陈伯达则拙于口才，长于笔头，所以从起草共同纲领、宪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人民公社六十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二十五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二十三条”直至《五·一六通知》、“十六条”，都由他执笔或参与执笔。论权术，陈、康各有一套，但是陈伯达毕竟不及康生。
康生对陈伯达，常常嗤之以鼻。当时陈伯达成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时，康生以挖苦的口气说：“陈伯达能当什么院长？他呀，只配当个‘乌龙院’院长！”“乌龙院”，妓院也！
在“中央文革”中，有了这么一位“第一副组长”和“顾问”，使陈伯达颇为棘手。
副组长张春桥乃江青的心腹，姚文元更是江青一手“提携”的，对江青言听计从。
王力、关锋、戚本禹都是《红旗》杂志编辑部成员，原是陈伯达手下3员大将。自从田家英含冤去世之后，戚本禹取代了田家英，成为江青的心腹。王力和关锋也都擅长“见机行事”。
在陈伯达作为“中央文革”组长而名声鼎沸时，“中央文革”的轴心已逐渐向江青转移。危机已经暗伏，只是他正处于政治巅峰时期，暗伏的危机尚未公开显露，他自己已意识到了隐忧……
作为“组长”，陈伯达尽量压住阵脚，带领着“中央文革”冲锋陷阵———因为刘、邓只是在派工作组的问题上受到批评，并未彻底垮台。
第二十九章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经过“中央文革”的“秀才”们献策，毛泽东批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新口号，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战略部署”提出来了。
本来，派不派工作组，充其量不过是个工作方法问题。自从成为“路线”——这“路线”不仅是“资产阶级”的，而且还是“反动”的，一下子便把刘、邓的“错误”升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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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刘、邓发起总攻击的号令，是在1966年10月1日通过林彪之口发出的。
自从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毛泽东一次又一次接见红卫兵。天安门广场成了“红海洋”。每一次接见，毛泽东穿着一身军装，只在天安门城楼上“挥动巨手”，没有发表讲话。他已被封为“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一开口便成了“最高指示”。所以，他在公开场合，只由紧紧站在他的身边的那位弱不经风的“副统帅”林彪，用尖利的嗓音发表一次次的讲话。林彪的讲话，在那时成为全国人民的“学习文件”。
1966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大会，照例由林彪发表主旨演说。
往常，林彪在各种会议上发表讲话，只是事先让秘书“拉条子”———写提纲，准备材料，他喜欢随口而说，甚至把提纲撂在一边。可是，在如此庄重盛大的场合，林彪只能“照本宣科”，按照“秀才”们为他拟好的讲稿照念。
这一回，林彪的讲话稿，是由陈伯达和张春桥一起捉刀的。
在天安门城楼上，当林彪发表讲话时，他站在毛泽东的右边，而毛泽东的左边站着刘少奇。据云，这是周恩来煞费苦心排定的位置。因为刘少奇是国家主席，而十月一日是国庆节，怎能把刘少奇挤到不醒目的地位？可是，把刘少奇安排在毛泽东身边，势必会引起“中央文革”的激烈反对。周恩来把宋庆龄、董必武安排在刘少奇旁边，宋庆龄、董必武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这么一来，“中央文革”挑不出毛病，毛泽东、林彪也同意了。
林彪所念的讲话稿，激烈地攻击着站在毛泽东另一侧的刘少奇。林彪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
“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显然也就是“刘少奇路线”的代名词。
为了提出这么个新的代名词，陈伯达和“中央文革”的“秀才”们煞费苦心。
自从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江青便作了“注释”。她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司令部，一个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司令部”。
关锋又对江青的话，作了“发挥”：“无产阶级的司令部就是毛主席的司令部。资产阶级的司令部是某几个中央领导同志的司令部。”不言而喻，关锋所说的“某几个中央领导同志”，指的便是刘少奇、邓小平。
姚文元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了一张题为《永远跟着毛主席前进》的大字报，提到了路线问题：
“炮打司令部，指的是什么呢？就是用马列主义的炮打，毛泽东思想的炮打，打掉司令部里的一切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反动路线。”
不过，姚文元的大字报，并未说得非常明确。
随着反工作组的斗争逐步深入，一次又一次提到了“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即“无产阶级司令部”与“资产阶级司令部”。
“两条路线斗争”也由“秀才”们提出来了。“两条路线”中的一条，早已见诸于报刊，即“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那么，与之对立的叫什么路线呢？
按照“对偶”的原则，陈伯达拟出了“新名词”，即“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
在为林彪起草国庆讲话稿时，陈伯达把一“新名词”写入了讲话稿，毛泽东、林彪在讲话稿上画了个圈，表示讲话稿可用。
陶铸看了讲话稿，觉得“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用词太凶，容易把执行“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人等同于“反革命”，扩大打击面，向毛泽东建议加一个“对”字，变成“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毛泽东同意了。
经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念了这个“新名词”之后，当天晚上，当毛泽东和他的“司令部”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集合，准备乘敞篷车去看焰火时，张春桥向毛泽东提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在语法上不通，念起来也拗口。”毛泽东答道：“以后就提‘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据关锋对笔者说，是他提议改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得到毛泽东的同意。他是从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一文中，把那句“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加以演绎，理所当然被毛泽东所采用。
据王力回忆，周恩来当时不在场，不知道。周恩来曾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词，向毛泽东提出异议。王力回忆说：
总理是很明确地表示不同意“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他找了主席。事后他对我说，他是向主席这样提出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提法合适吗？党内历来提路线问题都是提左倾、右倾，没有反动路线这个提法，这样提合适吗？”
主席用英语作了回答，说原来用Counter－revolutionaryLine（反革命路线），后来改成Anti－revolutionaryLine（反对革命路线），最后还是用ReactionaryLine（反动路线）好。
总理知道这是主席的主张，就说：“我懂了。”
总理又找了关锋，关锋向他解释了半小时。总理说关锋同他主要讲了民主革命时期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对于路线的提法应当不同。
总理以后就照着主席的口径讲了，实际上总理是保留自己的不同意见的。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总理把主席、关锋驳掉是不可能的。
经过“中央文革”的“秀才”们献策，毛泽东批准，“彻底批判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根据毛泽东十月一日晚的意见，改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新口号，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战略部署”提出来了。
在林彪讲话的第三天———十月三日，《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的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发表了。这篇社论由王力、关锋执笔，“中央文革”讨论，江青、康生、张春桥审稿，陈伯达定稿，标题是陈伯达亲自拟的。据王力回忆，社论初稿中用的是“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此，社论推迟到十月三日晚上才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十月四日见报。这篇社论向全国发出了新的动员令：“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
“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中主义。”
社论刚刚发表，十月六日，以蒯大富为“司令”的“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便召集十万人，举行“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本来，派不派工作组，充其量不过是个工作方法问题。自从成为“路线”———这“路线”不仅是“资产阶级”的，而且还是“反动”的，一下子便把刘、邓的“错误”升级了。
“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号声在全中国响起，刘、邓面临着被彻底打倒的危机。
第三十章 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激烈斗争
林彪在讲话中，指名道姓，猛烈地攻击刘少奇和邓小平。陈伯达的讲话，那激烈的调子不亚于林彪。
刘少奇检讨到这种地步，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并不放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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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新的激烈的斗争，又在党内核心层中展开。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还不到两个月，1966年10月9日至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