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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读后，法庭又播放了陈伯达当时讲话的录音。
播放后，陈伯达说：“这些讲话是到了那里以后，东听西听，总是经过有什么汇报，我信任了”，“事情发生这么大，这些胡说八道的话，发生了这么大的案子，八万人呢，两千多人的命呀！八万多人的冤（陈伯达流泪），我完全不知道，我完全无所动心，完全没有表示，没有对组织上说什么，对我自己也没说什么，因为我不知道嘛……有人说我，我当时当了那么一个名义，说话是惊天动地……我听了也惊天动地”，“说错话，看什么错话，一种是很严重的，一种是轻微的，我的话是很严重、很严重的……对于这件事情，我的的确确不记得，的的确确忘了，这忘了，当然是大罪了。是罪很大的，我并不想减轻我的罪。”
检察员曲文达讯问被告人：“你在唐山讲冀东地区这个党是很复杂的，是国共合作的党，是国民党、叛徒在这里起作用，你有什么根据没有？”答：“我已经说过了，这些话，我一点根据都没有，我是凭空，那天晚上凭空听来的话……”
问：“你这是给冀东党定性，是不是？冀东地区的党，是革命的党，说成是反革命的党，是不是这么一个问题呢？”
答：“我没有说是反革命的党。”
问：“那你说是国民党、叛徒在这里起作用，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呢？”
答：“起作用这是有可能的呀！起作用，是有的组织起作用，有的地方组织起作用。”
问：“冀东党在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当中，作了那么大的贡献，抗日战争坚持下来了，哪一个国民党、叛徒在那里起作用的党，能作这样的事情呢？”答：“你说的很对，很对。”
接着，法庭宣读了刑安民、李致和、苏维民、赵连辅1980年8月1日的证言。其中谈到：“1967年12月26日陈伯达来后，在唐山搞了一个杨白反党集团，杨远，白芸，张达同志被定成敌我矛盾。送到农场劳动改造，吴良俊同志被判刑20年，方正同志被公安机关长期拘留，并株连了大批的党员和干部。在搞杨、白专案的同时，认为杨、白的班底是从老冀东发展演变而来的，一方面上追杨白的根子，大搞‘冀东党’，一方面下挖杨白的社会基础，大搞‘肃反动流派’运动……被列入‘冀东专案名册’受审查的干部1604人，涉及到中央29个部门和24个省市，被定为和列为叛徒、特务、国民党、走资派等问题的737人……唐山地、市遭受迫害的干部、群众84000余人，其中被迫害致死的2955人，致残的763人。”
法庭还宣读了中共唐山市委第一书记杨远1980年9月29日证言（节录），他陈述了1967年12月26日陈伯达在唐山讲话后，自己遭受残酷迫害和亲属受到株连的情况。宣读后，审判员李明贵问：“被告人陈伯达，你听到了吗？”
陈答：“听到了。”
审判长曾汉周说：“冀东这件事，造成了这么严重的后果，是你讲话起了作用造成的。”
被告人陈伯达说：“这个没有问题。”
冀东大冤案不仅使84000多人受诬陷、遭迫害，而且使已经长眠于冀东烈士陵园的238名烈士竟然也无一例外地受到清查！
第五十七章 戚本禹垮台
毛泽东在决定打倒王力、关锋时，已对戚本禹十分不满。终于，在1968年1月14日，戚本禹也“请假检讨”了！1968年1月26日，春节前夕，王力、关锋被押入秦城监狱。戚本禹、林杰也先后被投入秦城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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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12月，当凛冽的朔风吹过北京街头，一大批新贴出的大字标语，已经在对准“戚大帅”猛轰了！
王力、关锋、戚本禹，人称“中央文革”的“小三”（陈伯达、江青、康生被称为“中央文革”的“大三”）。如今，“小三”中倒了两个，只剩下“小三子”了。唇亡齿寒，随着对王力、关锋的批判的深入，许多事涉及戚本禹，“小三子”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
在“小三”之中，戚本禹年龄最小，他生于1932年，当时不过35岁，林彪称之为“小将”。王力生于1922年，比他大11岁。在“文革”开始之际，戚本禹不过是一个科长。
戚本禹虽是“中央文革”的一名“小将”，可是“能量”却不小。有时就连陈伯达也得让他三分。
笔者在1988年夏访问戚本禹时，他也是一件汗背心，大大咧咧，仍是当年模样。戚本禹此人在“文革”中蹿得甚快，从《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跃为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出入中南海，掌握核心机要。
1983年，北京市人民检察分院“京检字第42号”起诉书，曾列举了戚本禹在“文革”中的主要罪行：
1966年6月16日，由戚本禹起草，和关锋共同联名签署了给江青、康生、陈伯达的信：“彭德怀到三线后还在积极进行不正当的活动”，“直到现在还是一面黑旗”，“要彻底消除这个隐患”。同年12月26日，即彭德怀被戚本禹指使的学生从四川挟持回到北京的前一天，戚本禹写信给江青：“彭德怀现在已经被红卫兵抓住，一、二日内即要押送回京。
北京的学生，已经做好了斗争的准备。”
1967年1月12日，在钓鱼台16楼，戚本禹召集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一些人开会。戚本禹说：“中南海冷冷清清，外面轰轰烈烈”，“刘、邓、陶在中南海很舒服，你们为什么不去斗他们”。还说：“你们可以贴大字报揭发朱德，可以去妇联点火揭发康克清。”在戚本禹的煽动下，当晚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七八十人闯进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家，对他们进行围斗。也有人闯进朱德家，围斗了康克清，并在中南海西门等处，张贴了诬陷朱德的大标语、大字报。
1967年7月中旬，江青、康生、陈伯达等擅自决定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夫妇进行批斗。7月18日凌晨，戚本禹贯彻执行他们的批示，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中南海机关的一些人开会说：“前几天中南海围斗了刘少奇，规模小，有人围斗他总是好，但是火力不强”。
“对刘、邓、陶要面对面斗争”，“这是你们相当时期头等重要的任务”。“要使他们威风扫地，要杀气腾腾，可以低头弯腰”。戚本禹作了具体布置：“搞几个战斗组织，有的搞刘少奇，有的搞邓小平，有的搞陶铸。王光美、卓琳也要搞。”在戚本禹的组织、煽动下，当天中南海三百余人批斗了刘少奇、王光美，强迫低头弯腰。此后又多次批斗了刘少奇和王光美，邓小平和卓琳，陶铸和曾志，进行人身迫害，并先后抄了他们的家……
毛泽东在决定打倒王力、关锋时，已对戚本禹十分不满。在上海，毛泽东说：“先抓王力、关锋，把他们分割一下，看戚本禹有无转变。”
在打倒王力、关锋之后，戚本禹的根基也不稳了。
戚本禹处于内外交困之中，“打倒戚本禹”之声越来越高。陈伯达在《红旗》杂志编辑部里透露风声：“在《红旗》杂志，除了我之外，在揭发王力、关锋的问题时，所有的人都可以揭！”陈伯达的话，意味着戚本禹的问题也可以揭发。
终于，在1968年1月14日，戚本禹也“请假检讨”了！
这么一来，“中央文革”只剩下组长陈伯达、第一副组长江青、副组长张春桥、顾问康生和唯一的组员姚文元，总共五人！
在戚本禹被打倒之后，“打倒王、关、林”的口号改成了“打倒王、关、戚、林”。
王、关、戚、林都是陈伯达手下的“大将”，他们的垮台，大大削弱了陈伯达在“中央文革”中的势力，他感到形单影只了！不过，说实在的，在这几员“大将”得意之日，也并不买陈伯达的帐。
王力和关锋被打倒后，最初在钓鱼台二号楼软禁。1967年10月16日，陈伯达、张春桥找王力谈话，说把他交给北京卫戍区。于是，王力、关锋被押送到北京西山一座别墅软禁，由北京卫戍区部队看管。1968年1月26日，春节前夕，王力、关锋被押入秦城监狱。
戚本禹、林杰也先后被投入秦城狱中。这几位“大秀才”，在“文革”闹剧中演出了一幕又一幕“大戏”之后，终于来到了一个最“安静”的所在。
第五十八章 “大树特树”风波
1967年11月3日，《人民日报》第二版以整版篇幅登出醒目的重要文章，标题便非同凡响：《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这文章根本不是杨成武写的，而是借杨成武的大名发表！决定借用杨成武大名的，不是别人，正是陈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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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多事。就在打倒了王、关、戚之后不久，又发生了轰动一时的“杨、余、傅事件”。
“杨、余、傅”之“杨”，即当时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的杨成武上将。
杨成武是福建长汀县人，生于1914年，15岁那年，他便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6岁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参加过长征，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中，战功卓著。杨成武忽然被推入“打倒”之列，内中有错综复杂的原因，主要是林彪和江青要打倒他。其中原因之一，跟陈伯达转嫁祸水有关……
那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