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他都反对，说不符合历史。”
邱会作在西北组，同样来了个“不点名的点名”：“对毛主席思想态度问题，林副主席说‘毛主席是天才，思想是全面继承、捍卫……’这次说仍然坚持这样观点，为什么在文化革命胜利、（九届）二中全会上还讲这问题，一定有人反对这种说法，有人说天才、创造性发展……是一种讽刺，就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由于“副统帅”事先统一过口径，所以“相”和“将”们步调是那么的整齐，全线出击。
不过，比起几员武将来，陈伯达终究是“宣传老手”。他迅速地改定自己的发言记录稿，作为华北组的二号简报付印（总号为六号）。这样他在华北组上的一席话，化为铅字，马上会使所有出席会议的中共中央委员看到。这期简报由华北组组长李雪峰在24日晚10时多签发付印，25日晨向与会者分发。
24日晚，陈伯达还干了一件重要的事：林彪23日下午在开幕式上的讲话，已由工作人员根据录音整理出来。
林彪的讲话记录稿共24页，上万字，陈伯达作了精心修改。陈伯达把林彪原话中“因为他那个中央不同”之类太刺眼的词句删去了，把“最高的一声号令”改为“上层一些同志的一声号令”等等。
24日这一天，是陈伯达最为忙碌、兴奋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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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把毛泽东推拥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他的“最高指示”意味着“终审判决”。
毛泽东严肃地作出三项指示。
毛泽东的话，使陈伯达丢魂丧胆，使林彪极为难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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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个黎明到来了。
25日清早，散发着油墨气味的华北组二号简报在庐山上分发，庐山震动了！
简报称赞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非常重要，非常好，语重心长”，代表了全党的心愿，代表了全军的心愿，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心愿。
简报强烈要求：毛泽东同志当国家主席，林彪同志当国家副主席（注：这是用特殊的语言和方式坚持设国家主席）。
简报对陈伯达在讲话中提到的所谓“妄图否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的人，表示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表示对这种人，应该“揪出来”，“应该斗倒斗臭，应该千刀万剐”！
这份简报，一下子使庐山的政治气温骤然上升。
林彪听了秘书念简报，笑了。林彪说：“听了那么多简报，数这份有分量，讲到了实质问题。比较起来，陈伯达讲得更好些。”
吴法宪一看简报，后悔让陈伯达抢了头功。他急令西南组也出简报，吴法宪在自己的发言记录里补加了许多“尖端性”的词语，诸如“篡党夺权的野心家、阴谋家”、“定时炸弹”、“罪该万死”、“全国共讨之，全党共诛之”。
李作鹏一看简报，也着急了。他对邱会作说：“你看人家登出来了，你们西北组温度不够。”邱会作赞同道：“要加温，要加温！”
林彪的头脑热了。林彪的“相”和’将”们忙于加温。可是，毛泽东却说自己的手凉了！
那是毛泽东把南京军区司令许世友上将找去，毛泽东把自己的手放在许世友的手上，对他说：“你摸摸，我手是凉的。我只能当导演，不能当演员。你回去做做工作，不要选我做国家主席！”
庐山的气候瞬息万变，25日上午，叶群获知重要情报：“十一楼”带着张春桥、姚文元去找毛泽东告状了！
据云，江青一见到毛泽东，就尖声大叫：“主席，不得了哇！他们要揪人！”又据云，毛泽东让江青回去，只见张、姚……
毛泽东跟张、姚说些什么呢？叶群不得而知。不过，她猜得出来，张春桥是被“揪”的人，显然向毛泽东求救！
毛泽东如何“裁决”，将决定庐山会议的斗争方向：只要毛泽东说一声“张春桥该揪”，那么庐山会议将是批判张春桥的会议，林彪和陈伯达将大获全胜；倘若毛泽东支持张春桥，那……
下午，按原定日程，仍是分组讨论。不过，毛泽东临时通知，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及各组组长会议。各组照旧讨论。
毛、林、周、陈、康又重新聚集在一起。笑容从毛泽东脸上消失，预示着会议的气氛是沉重的。“文革”把毛泽东推拥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他的“最高指示”意味着“终审判决”。
毛泽东严肃地作出三项指示：第一，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第二，收回华北组二号简报；第三，不要揪人，要按“九大”精神团结起来，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是违背“九大”方针的。
毛泽东的目光射向陈伯达，十分严肃地说：“你们继续这样，我就下山，让你们闹。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
毛泽东的话，使陈伯达丢魂丧胆，使林彪极为难堪。大约为了给林彪留点面子，毛泽东对林彪说：“我劝你也别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去当！”
毛泽东的一席话，使庐山的政治气温骤降。林彪和陈伯达都意识到，这一回他们输了！
倘若从23日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发动突然袭击，到25日下午毛泽东下令收回华北组二号简报，连头带尾，不过两天半时间，一下子便兵败庐山。
林彪集团丢盔卸甲，一蹶不振：
林彪———闷闷不乐回到住所，一声不吭，脸色刷白。
叶群———吩咐秘书道：“要降温了！我的书面发言不要整理了，你把草稿给我。”林立果———“翻车了，倒大霉了！”
陈伯达———如今回忆道：“‘揪’到我头上，始料不及！”
吴法宪———后来回忆道：“我听了之后，情绪一落千丈，心情十分紧张，心冷了半截，后悔莫及了，知道犯了错误了！”
李作鹏———懊恼地说：“这下子麻烦了！”邱会作———从会议记录中撕下自己的发言记录。
刚刚还气壮如牛，转眼间溃不成军，一败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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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只是“一点意见”，却“一句顶一万句”，从政治上宣布了陈伯达的死刑。陈伯达的政治生命，从此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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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档案所载，25日之后的日程大致如下：
2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今天不开分组会，各省自己谈，也可以参观庐山。晚上看电影。”
26、27日，周恩来、康生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话，追查他们在会上的发言情况，并要求吴法宪作检讨。
28日晚，林彪对吴法宪说：“我们这些人搞不过他们。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
“你没有错，不要作检讨。”
叶群打电话安慰吴法宪说：“你犯错误不要紧张，还有林副主席、黄永胜在嘛！只要不牵涉到他们二人就好办，‘大锅里有饭，小锅里好办’。”陈伯达自从25日之后，从未去过毛泽东那里，变得消息闭塞。他不知道毛泽东那里的动向。毛泽东这几日“沉寂”着。其实，毛泽东找了许多人个别谈话，在了解陈伯达的幕后活动，在考虑着如何“分割”林彪和陈伯达。林彪毕竟是“副统帅”、“接班人”、“第二号人物”，他的名字是写入党章的。
倘若在庐山发动一场批林运动，震动太大了，全党、全国都一下子转不过弯子来。虽然毛泽东明白陈依附林，林利用陈，林是头子，陈是军师，而林、陈不能一锅端，只可分而击之。
8月31日，毛泽东终于对陈伯达来了个总清算、总攻击。毛泽东针对陈伯达所编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写下那篇著名的《我的一点意见》。虽说只是“一点意见”，却“一句顶一万句”，从政治上宣布了陈伯达的死刑。陈伯达的政治生命，从此终结。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改变了议程，转入批判陈伯达。只是因为毛泽东在《我的一点意见》中加了“我们两人一致认为”，保护了林彪，使林彪依然保持“副统帅”的地位。
后来，事隔一年，在1971年8月中旬至9月12日，即“九·一三事件”爆发前夕，毛泽东曾多次谈及庐山的九届二中全会，谈得就更加明朗化了，批了林彪，也批了陈伯达。
面对毛泽东的严厉、尖锐的批评，陈伯达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
陈伯达把最后的一点希望，寄托在毛泽东身上。
陈伯达求见毛泽东，渴望毛泽东能够宽恕他。在庐山，唯一能够拯救陈伯达的是毛泽东。陈伯达的回忆，透露了1970年9月5日上午他平生与毛泽东最后一次见面的情景——
—这是迄今从未披露过的：
我请求见毛主席。等了一会，毛主席那里来电话要我去。我很高兴去了。这是最后得见毛主席。
见面握手以后，他说：“这两年你都不见我看我了。”
的确，这两年除了开会外，我很少单独去见毛主席，这是违反以前多年的习惯的。
毛主席说我官做大了，架子大了，不来见了。还说我文章也不写了，总是动动嘴巴，叫别人去写……
毛主席批评我参加“军事俱乐部”。我说，我愿做自我检讨。毛主席说，这样很好，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我感激毛主席这个宽大的盛意，但是一下子，说不了很多话。毛主席谈话很简短。告别时，毛主席同我亲切地握手，说：“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随后，组织上通知我，由周恩来同志、康生帮助我写反省。
9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