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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红果庄引发开去，作者接着在读者面前展示出一大群邻村的、县城里的、省会里的、首都莫斯科的地主贵族、高官卑吏的典型形象。这里有凶神恶煞、如狼似虎的萨维里采夫夫妇；有敲骨吸髓、锱铢必较的“模范主人”普斯托捷洛夫；有骄奢淫逸、尔虞我诈的“商业贵族”巴维尔外祖父一家；有腐化堕落、伤风败俗的“公职贵族”斯特利任雷少校；有颟顸无能、尸位素餐的贵族长斯特隆尼柯夫，等等。他们各各具有自己的鲜明个性特点，但又无不受着专制农奴制思想意识和生活力式的支配。
在这个画廊中，初看上去，除了估恶不俊的地主群像，还有几幅颇带几分“田园色彩”的肖像画。“美食家姑母”拉伊莎是其中的一个，她表面上不象其他地主那么残暴，然而，即使是这样一个“好”地主，归根到底，也是靠她为官的丈夫鱼肉百姓的“余泽”，坐享其寡居的优渥生活，她的人生目的仅限于吃得更好，住得更舒适，她的存在于社会毫无裨益。贵族青年知识分子布尔马金是其中的另一个，他心地善良，为人正派，他嫉恶如仇而又孤高自赏，他怀抱理想却又远离人民。面对冷酷而复杂的现实，他束手无策，终其一生，一无所成，只能归入俄罗斯文学中“多余人”的行列。
通过这些广泛的描写，谢德林坚定不移地表明了整个贵族地主阶级的必然灭亡。“模范主人”临终时说：“该死了”，这也是作者对地主阶级的最后判决词。贵族长的结局，更无异是作者对贵族阶级未来命运的预言；这个预言在十月革命后逃往国外由寓公而仆役而葬身异域的白俄身上，得到了验证。
在“奴隶画廊”中，谢德林塑造出两种类型的奴隶群像。一种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奴，一种是供主人家庭驱使的家奴。前者受六日劳役制的残酷剥削，披沉重的劳动折磨得精疲力竭，生计维艰。但由于他们是主人养尊处优生活的物质提供者，因而多少还能得到主人的一点“爱惜”：毕竟还有利用夜间和节假日料理自己可怜的一点“家业”的“自由”，得以苟延残喘。而后者，整日价处在主人的淫威下，被视为无足轻重的“草芥”，生杀于夺，全凭主人的好恶，他们是农奴中最底层的奴隶，被蹂躏得“失去了人类的形象”。在“奴隶画廊”中，谢德林浓墨重笔，把自己的深切同情和悲愤大部分倾注在这些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的家奴群身上，通过对人物的言行举止、性格特征和内心世界的具体描写，塑造出各有特点的栩栩如生的形象。同是安贫守命的家权，逆来顺受的柯隆，沉默得象一个幽灵，贫乏得连夜里做梦也只会重复白日的劳作：捅炉子、扫地、侍候主人用餐，等等。而农奴制的消极揭发者安努什卡则喋喋不休，一遇机会就要宣传她那“勿抗恶”的“奴隶法典”，以求得到“天国的花冠”。同是反抗压迫和渴望自由的家奴，苦行的萨季尔用云游募化的方式，逃避主人的苦役，求得精神上的解脱；而由于丈夫的奴籍而失去自由的马芙露莎，却能面对权力无边的主人，采取软顶硬抗的行动，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至死也“决不出卖自己的自由”，最后用自杀控诉了农奴制的罪恶。
谢德林说，他爱人民“爱得心疼”。但这并不妨碍他对人民中的消极情绪，俯首听命的弱点进行严厉而沉痛的批评。与此同时，他又深刻地揭示农奴大众对压迫、无权、黑暗和暴虐的顺从，是专制农奴制及其帮凶——宗教迷信长期期害的结果。他对人民中的消极面的批评，用他的话说，是为了“在读者心中唤起痛苦的感觉”，起来“用自己的力量开辟一条光明大道”。在描绘敢于反抗压迫的家奴，如马芙露莎、万卡—该隐、谢廖日卡、马特廖恩卡等时，字里行间，谢德林倾注了深厚的由衷之情。马芙露莎们的抗争，虽然离开对黑暗社会进行有组织的斗争还很遥远，但毕竟说明了人民反抗力量的存在和他们对自由的渴望。谢德林是熟知农奴同农奴主斗争的形式和规模的，但是在八十年代极端反动的政治条件下，他不可能具体地描写这种斗争。因此，在写到女奴们处死残暴的女地主安菲莎的情节，以及农民有组织地起来惩办地主的“奥龙余事件”的时候，他不得不采取简略陈述和侧面反映的手法，几笔带过。
《波谢洪尼耶遗风》还通过叶尔拉莫夫一类“拥有资本农民——富农形象，写出了在日益解体的农奴制经济内部，怎样“暗暗地产生”本国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牟取暴利、贪得无厌、自私自利、市侩作风、精神空虚，所有这些不仅是“改革”前的农奴主的阶级特点。也是资产阶级掠夺者在其成熟和堕落时期的特点。
《波谢洪尼耶遗风》不仅教育人民憎恨封建农奴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还唤醒人民为追求美好的未来而斗争。谢德林深信人民一定能从“世代奴役”中解放出来，第六章里阐述关于“现在的斗争”与“未来的命运”之间的联系，说明了这一点。他说：“生活在这样的时代是很痛苦的，但是已经踏上自觉生活的舞台的人们，至少有一个优越之处，那就是他们保存着自己的为斗争而赴死的权利。……现在的斗争必将反映在人类未来的命运赖以藏身的处所，并且在那里播下丰收的种子。不是所有的光芒都会在斗争的波折中泯灭，其中一部分，必将突破黑暗，为以后重整旗鼓提供出发点：这个思想使真理的捍卫者们的心跳得更坚定，它巩固着建树功绩所必需的力量。”这种对“未来的命运”的深信不疑，是与作者坚信人民创造历史的观点分不开的。因此，《遗风》里在提到一八一二年卫国战争时，谢德林说：“那是一个伟大的考验时代，只有全体俄国人民的努力，才能挽救而且也挽救了国家的危亡”。是这种信仰的力量，在他在文学事业和政治上处于逆境的时候支持了他。是这种信仰的力量使他的作品中虽有痛苦和悲伤，却没有失望和沉沦。
象他的其他许多作品一样，《遗风》也受到了反动评论界的攻击。但这是徒劳的。举两个例子就足以说明。俄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之一费多谢也夫在他的一部农奴制经济史的手稿里，大量引用了《遗风》中地主剥削农奴的材料（列宁于一八九三年读到费多谢也夫的这部手稿时，对它作了很高的评价）。费多谢也夫说：“我们要千方百计地把农民吸引到俄国无产阶级的政治运动中来；我们要向农民说明他们的阶级利益所在，说明他们的阶级利益与统治阶级的利益是势不两立的；我们要向农民介绍他们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历史。……我们自己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田波夫和谢德林这些作家的作品学习，我们还把它们介绍给请我们推荐书目的所有的人们去阅读。”马克思主义文艺评论界也充分地肯定《遗风》的价值。研究谢德林的学者、老布尔什维克奥尔明斯基说：“……假如你们想要知道那个时代①的真实生活，那么，在读各种历史著作之前，先看看《波谢洪尼耶遗风》吧。”又说：“每一个想知道自己阶级的历史生活的工人，都应当特别着重读读《波谢洪尼耶遗风》中描写未来的无产者——家奴们的那些章节……”这些事实不但说明了马克思主义者对《遗风》的真实性和巨大认识意义的肯定，驳倒了反动派的谰言，而且也说明了马克思主义者怎样把谢德林的作品（包括《遗风》在内）当作对革命人民进行教育的有力武器，从而加以充分利用。
①指专制农奴制时代。
作为讽刺作家，谢德林是果戈理的直接继承者。果戈理刻划地主官僚，充满嘲弄、鄙夷、愤怒和“含泪的笑”。这种笑辛酸而发人深省。谢德林刻划地主官僚，充满憎恶、蔑视、愤慨和“仇恨的笑”。这种笑深沉而撼人心弦。屠格涅夫说得好：“我看到有人朗诵萨尔蒂科夫的某些特写的时候，听众怎样发笑以至痉挛。这笑声里有一种近乎可怕的东西，因为听众在发笑的同时，还感到有一根鞭子在抽打自己”。这正是谢德林的讽刺力量所在。
谢德林的讽刺作品大体上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类型带有极度夸张和幻想的成份。为了绕过沙皇检查机关的暗礁，他还不得不运用大量的隐喻、暗示、类比乃至显得怪诞的手法。尽管如此，这种貌似荒诞不经的描写，仍是取材于真实的生活，决非向壁虚构。这类作品，因为过于具体地配合当时的形势和事件，加上表达的方式又很迂回奇特，对于后世的读者尤其是外国的读者来说，必须借助于大量的注释才能理解它的深义所在。另一种类型的作品，虽然也采用某些夸张的手法（往往用在人物的心理表述方面），但幻想和隐喻的成份少得多，对生活的描写直接得多，因而也更易为今天的读者所理解。在已有的谢德林作品的中译本中，《一个城市的历史》和《寓言集》属于前一类型，《戈罗夫略夫一家》和《波谢洪尼耶遗风》则属于后一类型。
一九七九年六月于北京
①的贵族，尼卡诺尔·扎特拉别兹雷的传记②
①的贵族，尼卡诺尔·扎特拉别兹雷的传记②〃
①的贵族，尼卡诺尔·扎特拉别兹雷的传记②〃
波谢洪尼耶①的贵族，尼卡诺尔·扎特拉别兹雷的传记②
①“波谢洪尼耶”本是俄罗斯北部一个偏僻的县城，但谢德林使用这个名称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