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嘛，”桑格拉斯先生说，声音里带着胜利的意味，好像这个问题已在他意料之中，并且早已准备好怎么回答，“他拿着照相机呢。一当他知道不要把手挡在镜头上，他就成了一个很像样子的摄影师了，是吧，塞巴斯蒂安？”
阴影里没有回答的声音，桑格拉斯先生就去掏他那个猪皮小提包了。
“看这些，”他说，“这组照片是在贝鲁特的圣乔治旅馆的台阶上一个街头摄影师拍的。这不就是塞巴斯蒂安吗？”
“喂，”我说，“那个人大概是安东尼·布兰奇吧？”
“是他，我们常常见到他；我们在君士坦丁堡凑巧碰到他。那是个让人开心的伙伴。我真是和他相见恨晚啦。他跟我们一路去贝鲁特。”
这时茶点已经收拾掉了，窗帘也拉上了。这正是圣诞节已经过去两天后，我到这儿来的第一个晚上；也是塞巴斯蒂安和桑格拉斯先生回来的第一个晚上，我下火车在月台上发现他们，真使我感到十分惊讶。
三个星期以前马奇梅因夫人来过一封信说：“我刚刚收到桑格拉斯先生的信，说他和塞巴斯蒂安将像我们希望的回家过圣诞节。我很久没有听到他们的消息了，以至我担心他们遭了难，我得知道他们的消息后，才做出安排。塞巴斯蒂安将会渴望见到你。如果你能安排好，就来我家过圣诞节吧，要不然就在节后尽快来。”
圣诞节要去我伯父那里，这是事先的约定，不能爽约，探望了伯父，我就坐火车横穿全国，中途又换上支线火车，在希望看到塞巴斯蒂安的时候，他已经在家里住定了，哪知他就在紧挨着我的那节车厢里。当我问起他在干什么的时候，桑格拉斯先生却油嘴滑舌、事无巨细地告诉我说行李如何被错放了，家庭厨师的行李在整个假期又取不到，我立刻就察觉出还有别的事瞒着我没说出来。
桑格拉斯先生并不怎么自在；他在外表仍然保持着自信的样子，可是内疚就像凝滞的雪茄烟雾一样围住他经久不散，在马奇梅因夫人向他问好的时候，我就预感到了他在耍很不高明的手腕。吃茶点的时候，他一直活灵活现地讲着旅行的事情，后来马奇梅因夫人把他引开，到了楼上，和她“作一次小小的谈话”。我怀着某种近乎怜悯的心情看着他走开。就是再麻木不仁的人，也会清楚地看出桑格拉斯的做法漏洞百出，在喝茶时我注意他，我开始怀疑他不但是在做假，而且是在欺骗，肯定有些事情他应该说出来，可他又不想说，而且不大知道该怎么跟马奇梅因夫人讲他自己在圣诞节都干了些什么，而且，更重要的是，我猜测关于整个地中海东部国家的旅行，他一定有很多应该讲而他又根本不打算讲出来的事情。
“跟我来看看保姆吧。”塞巴斯蒂安说。
“请问，我也去行吗？”科迪莉娅说。
“来吧。”
我们爬上在圆屋顶里的育婴室。科迪莉娅边走边问：“你在家一点也不高兴吗？”
“我当然高兴啦。”塞巴斯蒂安说。
“嗯，那你就应该露出一点儿高兴的样子来呀。我一直盼望你回来。”
保姆并不是特别希望有人跟她说话；她最喜欢人家来探望她的时候不注意她，而让她在一边做着毛线活，一边看着他们的脸，回想她记得的他们孩子时候的样子；除了他们幼年时生的病啦，做的错事啦，他们眼下的举动都没有多大意义。
“噢，”她说，“你现在显得瘦了。我看就是那些外国饮食不合你的胃口。现在你回来了得养胖些啦。你那样子好像熬了几个夜晚，还有，看你眼睛的样子——跳了舞吧，我就知道。”（霍金斯保姆一直认为上等阶级大都是在舞厅里打发掉无所事事的夜晚的。）“这件衬衫可该补补啦。送去洗以前先给我拿来。”
塞巴斯蒂安确实是有病的样子；五个月在他身上起了要几年时间才会起的变化。他更苍白了，更瘦了，眼睛下边有了眼袋，嘴角耷拉下来，下巴上显出疖子的疤痕来。他的声音显得更平淡乏味，他的动作一会儿懒散，一会儿又痉挛；他显得邋遢，衣服和头发以前随随便便，但还算过得去，现在却是邋里邋遢的了。更坏的是，他的眼睛里有一种警惕的神情，这种神情在复活节的时候就使我感到奇怪，这时对于他来说似乎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了。
我受到了这种警惕神情的限制，关于他自己的事，我一句也没有问，而只跟他讲了我秋天和冬天怎么过的。我对他讲了我在圣路易岛大街的寓所，还有美术学校，还告诉他老教师如何好，学生们如何坏。
“他们根本不走近卢浮宫，”我说，“他们即使去，那只是因为他们的一份荒谬的评论刊物，突然‘发现’了某一位大师的作品正好符合这个月的美学理论。有一半学生像皮卡皮亚那样，有意要一举成名；而另外一半学生只是想靠给《时髦》杂志画广告和给夜总会装潢布置来养家餬口。而教师们却一直想使他们画出像德拉克洛瓦那样的画来。”
“查尔斯，”科迪莉娅说，“现代艺术全都是瞎胡闹吧。”
“太瞎胡闹了。”
“噢，我真高兴。我和一个修女发生过一场争执，她说我们不该批评我们不懂的东西。这回我可要告诉她，我的话可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跟我说的，我可要奚落她一顿。”
过了一会儿，科迪莉娅该去吃晚饭了，我和塞巴斯蒂安也该下楼到客厅喝鸡尾酒了。布赖兹赫德独自一个人在那儿，这时威尔科克斯紧跟着我们进来，对他说道：“夫人请你去楼上有话说，少爷。”
“这哪像妈妈干的呢，派人来叫人。她常常是亲自把人引诱到楼上去。”
根本就不见鸡尾酒托盘的影子。过了几分钟塞巴斯蒂安就按起铃来。一位男用人来答话。“威尔科克斯先生正在楼上夫人那里呢。”
“嗯，甭理那一套，把鸡尾酒给端来。”
“威尔科克斯管着钥匙呢，少爷。”
“呃，好了，他一下楼就叫他把酒端来。”
这时我们稍微聊了一下安东尼·布兰奇——“他在伊斯坦布尔的时候留着胡子，可是我叫他剃掉了”——过了十分钟塞巴斯蒂安又说，“呃，我反正不想喝鸡尾酒了，我要去洗澡。”说完就离开了客厅。
这时是七点半钟；我估计别的人都换礼服去了，可是正当我也要去换衣服的时候，碰到布赖兹赫德下楼来。
“请稍等片刻。查尔斯，有些事情我不得不解释一下。我母亲已经吩咐过了，任何房间里都不准留下酒。你会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做。如果你想喝的话，可以打铃向威尔科克斯要——最好等到只有你一个人的时候。我很抱歉，情况就是这样。”
“有必要这样做吗？”
“我猜想非常必要。你也许听说过，也许没有，塞巴斯蒂安一回到英国就又大发作了。整个圣诞节都没有看到他。昨天晚上桑格拉斯先生才找到他。”
“我就猜到发生了这种事情。你确信这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吗？”
“这是我母亲的方法。既然他已经上楼去了，你不喝点鸡尾酒吗？”
“会把我噎住的。”
给我住的总是我最初来访时住的房间；这间屋子就在塞巴斯蒂安房间隔壁，我们合用那间曾经一度是化妆室、二十年前改成了所谓的洗澡间，把一张床换成了一个深槽的铜质桃花心木框架的浴盆，只要拉拉那支重得像个轮机的铜把手，浴盆就会注满水；房间里其他东西还保持原样；冬天还生煤火炉。我常常想起这个洗澡间——一幅幅水彩画面被蒸汽熏得朦胧不清，搭在印花布面扶手椅靠背上的大毛巾热气腾腾——和与此相对照的，闪耀着镀铬盘子和镜子的光辉——在现代社会被公认为奢侈品的——千篇一律像诊所一样的小房间。
我在浴盆里泡了一阵后，就在火炉边慢慢地烘干，一直想着我的朋友这次回家的低落情绪。随后我穿上晨衣，去塞巴斯蒂安的房间，像往常那样，没有敲门就进去了。他坐在壁炉旁边，衣服没有穿好，当他听见我进来的脚步声，就愤怒地跳将起来，把一只表面很粗糙的玻璃杯放下。
“噢，原来是你呀，吓了我一跳。”
“看来你已经喝了酒了。”我说。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
“看在基督的面上，”我说，“你不必跟我装蒜吧！你也应该给我喝一点。”
“不过是长颈瓶里剩的一点。我已经都喝光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没有事。事也多了。有朝一日再告诉你。”
我换好礼服，又去找塞巴斯蒂安，可是发现他还像我离开他时一样，衣服也没有穿好，坐在壁炉旁。
客厅里只有朱莉娅一个人。
“喂，”我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呀？”
“嗨，还不是一件令人讨厌的家庭纠纷。塞巴斯蒂安又喝得大醉，我们大家只得留心看着他。这真够烦人。”
“对他来说也是相当烦人的。”
“嗯，那得怪他自己呀。为什么他表现得不像别人一样？说起看管人来，桑格拉斯先生怎么样？查尔斯，你是不是注意到这个人有点靠不住？”
“十分靠不住。你觉得你母亲看出来了？”
“妈妈只看到她中意的东西。她不能把全家的人都置于监视之下。我也正在引起她的焦虑，你知道。”
“我不知道，”我说，还谦虚地补充一句，“我刚刚从巴黎来。”这样我就避免造成这样一个印象，即她可能遇到的任何麻烦并不是恶名流传，尽人皆知的。
这是一个情绪特别低沉的晚上。我们在彩绘客厅吃的晚餐。塞巴斯蒂安来晚了，当时我们心里都痛苦不安，我认为大家心里都以为他准会来一个滑稽戏里的亮相，比如晃下身子，打个呃。他进来时，当然，表现得十分得体，道了歉，坐在一个空位上，就让桑格拉斯重新滔滔不绝讲下去，他没有打断他，也好像没有听。德鲁兹人，东正教的高级主教，圣像，臭虫，罗马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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