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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里四壁涂了蓝色颜料；地板上铺着蓝色油布。天花板上墙壁杂乱无章地贴着银色和金色的鱼形花纸；五六个小伙子一边饮酒，一边赌着“吃角子老虎”；一个衣冠整洁，但显得酗酒过度的上了岁数的人看样子像是主事的；水果胶姆糖出售机那儿围着几个人在叽叽喳喳地说笑着；这时那群青年中有一个人到我们跟前说：“你的这位朋友愿意跳伦巴舞吗？”
“不跳，汤姆，他不愿跳，我也不愿给你酒喝了；无论如何，现在还不给。这是个不要脸的家伙，一个十足的骗人钱财的小白脸，亲爱的。”
“喂，”我说道，并且装出一副轻松自如的样子，其实在这个贼窝里我是绝对不感到轻松的，“这些年来你干了些什么？”
“亲爱的，我们到这儿来要谈的是你干了些什么。我一直注意着你呢，亲爱的。我可是个讲义气的老伙计，一直密切注意看你呢。”在他讲话的时候，那个柜台，那个酒吧间的招待员，那种蓝色的柳条家具，那架赌博机器，那架留声机，那在漆布上跳舞的一对青年，那些围着自动售货机器叽叽喳喳的年轻人，那个坐在我们对面角落里穿着紫纹笔挺衣服喝着酒的老头，总之整个这个死气沉沉鬼影憧憧的下流地方，似乎都已经隐去，我仿佛回到了牛津，从罗斯金的哥特式建筑的一扇窗户眺望着基督教会学院的草地。“我看过你的第一次画展，”安东尼说，“我觉得这个画展——很迷人。有张画是马奇梅因公馆的内部，英国味很足，非常准确，可是十分美妙。‘查尔斯已经干出点事来了，’我说，‘不是他要做的一切也不是他能做的一切，但是做了一些成绩。’
“亲爱的，即使在当时我还有点不解。我觉得你的绘画中多少有点绅士派头。谅必你会说我并不是英国人，我真不能理解这种想受‘良好教养’的热衷。对我来说，英国人的势利眼甚至比英国人的道德观更可怕。但是我还是说了，‘查尔斯已经搞了些美的东西。下回他会干些什么呢？’
“我看到的你的下一件东西是漂亮极了的一巨册——《乡村和外省建筑》，是这么个名字吧？的确是一巨册，亲爱的，我在里面发现什么呢？又是魅力。‘不十分对我的胃口，’我想，‘这些也太富于英国风味了。’我喜欢有味儿的东西，你知道，我可不喜欢什么雪松和树阴啦，什么黄瓜三明治啦，银质奶油杯啦，也不喜欢穿着英格兰姑娘打网球时穿的那种服装的英国姑娘——我喜欢的不是这些，也不喜欢简·奥斯汀，米——米——米特福德小姐。跟你坦白地说了吧，亲爱的查尔斯，我对你感到失望。‘我是一个血统不纯的老德——德——德戈，’我说，‘而查尔斯呢——我指的是你的艺术，亲爱的——却是一位穿着绣花细纱衣服的教长的女儿。’
“想想今天我午餐时的惊讶吧。所有的人都在谈论你。我的女主人是我母亲的一位朋友，一位施托伊弗桑特·奥格兰德夫人；也是你的一位朋友，亲爱的。那么一个老顽固！完全不是我想象的和你来往的人。但是，他们全都看过你的展览，他们谈论的也全是你，说你是怎么逃掉啦，亲爱的，逃到热带地区去，又是怎么成了一位高更，一位兰波，如此等等。你可以想象我这颗衰老的心是怎么怦怦乱跳的吧。
“‘可怜的西莉娅，’他们说，‘她毕竟为赖德做了事。’‘他的一切都归功于她，这太糟了。’‘竟然和朱莉娅在一起，’他们说，‘在她在美国表现得那样之后。’‘正当她要回到雷克斯那里去的时候。’
“‘可是绘画怎么样呢，’我说，‘还是跟我谈谈那些画吧。’
“‘噢，那些画啊，’他们说，‘这些画可是不同凡响。’什么‘跟他以往的画完全两样’啦，什么‘很有力量’啦，‘十分野蛮’啦，‘我简直认为这些画完全不健康，’施托伊弗桑特·奥格兰德这么说。
“亲爱的，我在椅子上几乎都坐不住啦。我真想冲出屋子，跳上一辆出租汽车，说：‘把我拉到查尔斯的不健康的画展去。’我到了那儿，可是午饭后的画廊挤满了一大堆荒唐的女人，戴着鬼知道是什么样的帽子。我先歇息了一下——我就在这儿休息，和西里尔，汤姆，还有一些漂亮的小家伙们一起在这儿休息。后来我在不合时宜的五点钟又回转去，那个轰动劲儿，亲爱的；可是我发现了什么呢？我发现，亲爱的，一场调皮透顶、十分成功的恶作剧。我一下子就想到了亲爱的塞巴斯蒂安，当时他非常喜欢戴假颊须。又是一种魅力，我亲爱的，是那种简单的、奶油般的、英国式的魅力，装得神气活现。”
“你说得太对了。”我说。
“亲爱的，当然我是对的。多少年以前我就说对了——说起来我很高兴，比我们俩显出的年纪都要久——当时我警告过你。我那次带你出去吃晚餐，我警告你要提防魅力。我明确而详尽地警告过你要提防弗莱特家的人。魅力是一种损害伟大英格兰的疾病。这种疾病在潮湿的英伦三岛之外是不存在的。凡是让它碰上的，都得被玷污扼杀。它扼杀爱情；扼杀艺术；我很担心，亲爱的查尔斯，它也把你扼杀了。”
那个叫做汤姆的青年又走近我们。“别戏弄人，托尼，给我买杯酒吧。”我想起来我还要上火车，就丢下安东尼和他纠缠去了。
当我站在靠着餐车的月台上的时候，我看到我的行李和朱莉娅的行李正从眼前经过，朱莉娅那个一脸愠怒的女仆大摇大摆地在搬运工旁边走着。朱莉娅在快要关上车厢门的时候才到，她不慌不忙地在我前边就了座。我的这张桌子是两个人用的。这趟列车十分方便；晚餐前半小时开车，晚餐后半小时到达；后来，我们没有照当年马奇梅因夫人在世时的规矩换乘支线火车，而是在联轨车站我们会合到一起。火车开出帕丁顿站的时候天已经黑了，灯火辉煌的城市先让位于灯火零落的郊区，以后又让位于黑沉沉的田野。
“我们好像好多天没见了。”我说。
“才六个小时；昨天一整天我们都在一起。你看起来疲倦得很。”
“这是一天的噩梦——观众啦，批评家啦，克拉伦斯公爵夫妇啦，又是马戈特家的午餐会，最后以在一家搞同性恋的酒吧间里让我的画受了半小时合理的责骂才算完事……我觉得西莉娅知道咱们的事了。”
“噢，她总有一天得知道的。”
“而且好像大家都知道了。我那位搞同性恋的朋友到伦敦还不到二十四小时就已经听说了。”
“他们都该死。”
“雷克斯怎么样？”
“雷克斯根本就不算什么，”朱莉娅说，“他简直就不存在。”
火车加快速度，冲过黑暗，这时桌子上的刀叉发出丁丁当当的响声，玻璃杯里杜松子酒和苦艾酒形成的小圆圈，拉长成椭圆，又缩成圆形，随着车厢的晃动，酒凑到唇边，又流回去，没有洒溅出来。我把这一天抛到脑后。朱莉娅把帽子摘下来，丢到了她头顶上的架子上，然后又抖了抖她那黑夜般漆黑的头发，轻松地叹了口气——这叹息适合在枕边，在将熄灭的炉火旁，在可以看到星星的和光秃秃的树林发出飒飒声的卧室的敞开的窗边听到。
“查尔斯，要你回来可真妙极了；就像往日一样了。”
“就像往日一样？”我想。
雷克斯刚刚四十出头，就已经变得笨重讨厌了；他的加拿大口音已经没有了，反而有了他所有的朋友共有的沙哑的大嗓门，好像为了让观众听到他们的声音而不停地大声嘶叫，好像青春一去不复返，没有时间等待说话的机会，也没有时间去倾听，没有时间去回答；只有哈哈一笑的时间——笑声沙哑而沉闷，表达出卑鄙的好意来。
挂毯大厅里有五六个朋友：政客们；都是四十刚出头的年轻的保守党人，头发稀疏，患高血压病；一位从煤矿来的社会主义者，他已经掌握住他们那种发音清晰的语言，他嘴唇上的雪茄烟都嚼成碎末，在往酒杯里倒酒的时候他的手发抖；一位比其余人岁数都大的金融家，从人家对待他的态度来看，可以猜出他比别人有钱；一位害着相思病的专栏作家，他一个人默默无言，阴沉地死死盯住在座的唯一的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大家管她叫“格里泽尔”，这是个老练的放荡女人，大家在心里都有点怕她。
他们，包括格里泽尔在内，都怕朱莉娅。她冲他们打了声招呼，道歉说她没有在这儿欢迎他们，彬彬有礼的样子使他们一时都说不出话来；然后她过来和我坐在壁炉旁边，轰轰的谈话声又一次爆发，在我们耳边轰鸣。
“当然啦，他可以娶她，第二天就使她成为王后。”
“我们在十月会有机会。我们为什么不把意大利舰队打发到属于一国或多国的海底去呢？我们为什么不把斯培西亚炸成一片火海呢？我们为什么不在潘特莱里亚岛登陆呢？”
“佛朗哥不过是个德国间谍，他们试图让他上台，好准备建立轰炸法国的空军基地。不管怎样，已经摊牌了。”
“这将使英国的君主制比都铎王朝以来的任何时期都更强大。人民是拥护它的。”
“新闻界是拥护它的。”
“我是拥护它的。”
“除了几个没结婚的老处女，无论如何，谁还会操心离婚不离婚呢？”
“如果他还要和那帮老家伙摊牌的话，那他们就会消失得像……像……”
“我们为什么不封锁运河呢？我们为什么不轰炸罗马呢？”
“可没有那个必要。只消一次强硬的照会……”
“只消一次强硬的演说。”
“一次摊牌。”
“无论如何，佛朗哥会很快回到摩洛哥的。我今天看到查普刚从巴塞罗那回来……”
“查普是刚从贝尔维迪尔堡回来的……”
“查普刚从威尼斯宫回来……”
“我们的全部要求就是摊牌。”
“和鲍德温摊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