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越来越感到父母自身教育的迫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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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孩子得了多动症
苏菁
我的孩子得了多动症
轮到我值班的一个晚上，我接到保定一位母亲的电话，没说几句，她就哭了起来。她断断续续地说，儿子今年10岁，老师告知她孩子在课堂上坐不住，得了多动症，让她带孩子去医院看。他们去了，医生开了药，孩子吃了药也不见好。儿子现在不敢去上学了，急得她不知如何是好，请了假在家陪著他。
我让这位母亲把她儿子叫过来。儿子过来了，怯生生地喊了一声：“老师好！”
我问他喜欢上学吗？他说原来喜欢，现在不想去了。我问为什么？他把刚才母亲的那番话又说了一遍。
我接著问他：“你上课因为什么受到老师的批评呢？”
他说：“有一次是因为铅笔断了，就向前面的同学借，老师叫我上课不要说话；还有一次是因为橡皮掉到前几排位置了，我跑去捡，老师很生气，叫我把家长叫来。”
“你向老师解释了吗？”
“老师不听我的解释，我妈妈也不听。”孩子委屈地说。
表面上看起来是孩子的问题，可我们的老师我们的父母怎么处理问题就这么单一呢？学会和孩子有效沟通是为人父母为人师表的天职，可……
我继续问孩子：“如果你准备好了几支铅笔备用，你还要向同学借吗？”
他说不用了。我再继续：“你的橡皮掉到地上了，你等下课再去捡，行吗？”
“好的！”那头传来孩子轻松的回答。
“这样的话你就不会影响其他同学了，老师也不会怪你了，知道吗？你还怕去上学吗？”
他好像忽然明白似的：“那我今天晚上就准备好铅笔，明天我就去上学了。”
他的母亲接过电话，一个劲地表示感谢。我问母亲：医生开给孩子什么药？她说是什么镇静剂之类的。我的心情很不好受，因为我已亲眼目睹了几个来询者因为吃了太多医院开的药，都变得有些痴傻了，孩子的父母也追悔莫及。
我对这位母亲说：孩子无论做错了什么，我们首先要和孩子交流，找到真正的原因；还要注意和老师协调好关系，因为老师带一个班不容易，她没有那么多的精力注意您的孩子。其实有些事真的很简单，可我们大人往往把问题夸大了。
母亲表示以后要向这方面努力。
过了几天母亲打电话过来。“孩子上课没有多动的现象了。您给我再留一个别的电话好吗？万一孩子又有什么事的话，我可以直接向您请教。您这个电话好难打，我打了两个星期才打进来。要不成立一个父母学习班，好不好？”这位母亲焦虑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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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碰到的永远是第一次
苏菁
母亲碰到的永远是第一次
提出类似要求的母亲已经很多，有的甚至是声泪俱下地乞求：
“我的孩子在家反复开门关门，你们的电话太难打了，您能不能给我打过来？我愿意支付电话费。”
“我的孩子出走了。他的语文老师说，他的作文写得太出格了，我说了他几句，他就走了。现在我都不知道去哪里找他，我该怎么办呢？”
“我的孩子迷恋上网，饭也不吃，觉也不睡，更别说上学了。”
“我的女儿小小年纪就怀孕了，真是造孽啊，她居然说不知道怀的是哪个性伙伴的孩子！”
“我的孩子觉得活著没意思，想自杀。”
……
面对一个个无助的孩子，面对一个个焦虑的母亲，我很是为难，因为就我个人而言，是没法应付这么多社会上的需求的，我理解她们，可却满足不了她们。
母亲们的担忧引起了我的思索：作为孩子的母亲，她没有人指点，甚至没有地方咨询，即使这样，人们仍不会因为她没有经验，因为社会没有提供她这种经验就原谅她的失误。她的责任比老师的责任要重千万倍，但是同老师相比，让人诧异的却是她几乎没有受到任何训练，她碰到的永远是第一次。母亲们就在这黑暗中摸著石头过河，万一不幸走错几步，就会连自己和孩子一起被河水吞没。
母亲也需要培训啊，可是以慧源目前的状况是不可能专门开设父母培训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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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心理咨询的无奈
苏菁
国内心理咨询的无奈
曾经有不少人问我：一个人的心理咨询与治疗的时间应有多长？
这不仅因人而异，也因心理咨询和治疗的不同要求而异。弗洛伊德在最初创立“精神分析”时，平均每个患者要见一年以上，每周会面一个小时。这样长的治疗期，是很少有人能在时间和财力上承受得起的。所以，后来人们便一直想方设法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取得最佳疗效。
目前在美国，5次以下的会面一般就叫短期治疗，15次以上就叫长期治疗。
在我们中国，心理咨询还是一个新生事物：生活中有时间、有知识、有钱的人，当他有了心理问题时，宁愿去跟朋友喝酒，以酒浇愁；或去歌厅，找三陪，用这种方式来麻醉自己；或去赌博，一掷千金，用输赢的紧张来暂时转移现实关系中的紧张。而那些生活在底层的人，以为心理咨询能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困难，其实心理咨询并不能解决他们非常现实的生存问题。
有许多来询者提议能否免费提供心理咨询服务。在一篇《编读往来》中，肖峰老师详细谈了理想和现实中的这些矛盾：
在慧源我们每天收到少则几十封、多则上百封青少年的来信，诉说的全是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我去大学讲课，会场几乎次次爆满，连过道都站满了人；到京城一家有名的大网站现场回答网民有关人际关系的咨询时，还没开始就已有700多条提问。现在的心理问题，有著相当的普遍性和严重性。
作为专门从事心理咨询、训练、测试、研究工作的慧源中心，理应肩负起自己的责任，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充分发挥自己的价值和作用。
这就不得不提及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经济问题。在市场经济的社会里，回避经济问题是不可能的。从慧源中心开展的各项业务来看，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是难以正常运作的：广告宣传，网站建设，资料的印刷与邮寄，办公用房的租用，日常办公设备的购买及维护，还有税务以及其他各种名目繁多的费用，哪一项能离开这个“钱”字？
因此现在常常有人劝我：“你们干嘛老与那些小地方的穷学生纠缠在一起？你们干嘛不把服务对象定位在大城市的大款及白领阶层，去赚有钱人的钱呢？”这个问题我也曾不时地考虑过，问自己是不是要改变服务的对象，然而想到真诚需要、热心支持我们的广大学员及青少年、中老年朋友，我决心还是要把这项事业坚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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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能丧失斗志
苏菁
你不能丧失斗志
“慧源暂时发展不起来。”我愧疚地打电话给丈夫。
“慧源发展缓慢没关系，但你不能丧失斗志。”丈夫初衷不改。
我只觉得一股热流涌遍全身，鼻子酸酸的。
连著几天丈夫都给我发来短信息：
“辛苦你啦，目前慧源发展缓慢没关系，最要紧的是你不能失去信心和斗志。不管时间多长，我相信你会成功的，因为你与常人不同，你有韧性。”
“我相信你能发展自己的事业，因为你具有优秀的品质和执著的精神，虽然在创业期间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我坚信经过努力你一定会成功的。”
“谢谢你把我放在重要位置，现在陈楠很独立，你放心，我希望你好好干，工作稳定后再接陈楠过去，好吗？”
“是的，陈楠很可爱，我们为有这样一个儿子感到自豪，你说呢？”
“我和楠楠都支持你，也相信你会成功的，你放心干吧。”
“不管创业有多困难，我都始终如一地支持你，你有什么难处尽管对我说，好吗？因为这是我们共同的事业。”
我深知丈夫的鼓励和支持对于此时的我有著多大的分量。
我选择离开慧源
晚上我再一次陷入了沉思：我是走，还是留？孰重孰轻，对于我来说远不是简单的一个选择问题。
如果走的话，那将意味著在北京我要重新开始；如果留下来的话，那我只能接受这里的现状。按这里的步伐，两三年内都不一定有大起色，我们家人的团聚将变得遥遥无期，我上课也不会有激情，对学员辅导效果也不会好，这绝对不是我所要的生活。
《16星期从绝望到希望》一书告诉我：坚持是种好品性，但你必须随时启动常识和智慧，当发现自己的选择有偏差时，要合理调整目标，放弃无谓的固执。
我要离开慧源了！作此决定后我给平日要好的志愿者们发了短信。他们纷纷赶来，中午吃了一顿饭，算是给我送行。
我们快结束午餐的时候，肖郁和黄月凝回来了，她们走到我的跟前，说：
“苏菁姐，我们想送点东西给你！”
我这才注意到，她们每人手里拿著一本笔记本。我接过笔记本，打开封面，娟秀清晰的字迹印入眼帘：
苏菁姐：您的真诚、善良深深刻在我的心里，您不在中心工作对我们是一个损失。祝您在新的地方创造新的奇迹。
月凝
苏菁姐：我祝愿您和您的家人平平安安、快快乐乐。
小郁
泪水霎时间模糊了我的双眼。
离开慧源，是我内心的一个隐痛，我何尝不知道肖峰老师想把这里发展起来？可现实却不是我们所想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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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菁
第十六章 感受北京大钊课程
沟通很重要
沟通很简单
无论是陌生的还是熟悉的人
只要用你的一份真心去交谈就可以了
可我们在这短短的一生中
竟把这么稀有的缘分耗在无谓的争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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