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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鹌鹑蛋放进锅里放好水，对她说：“水开了，煮三四分钟就可以了。然后放在水龙头下冲冷再剥蛋壳。”
我把猪肚洗净放进锅里，对她说：“先煮一次水不要，再切成小块去炖，不要用高压锅，因为用高压锅掌握不好火候，炖烂了就不好吃。只要炖到用牙嚼得动为最好，这样吃起来才有滋有味。”
我把萝卜洗净切成牙签一样的丝放盆中，撒上一把盐拌好，对她说：“先用盐腌一下，这样吃起来才脆。”
我又把带鱼洗好切好，这时鹌鹑蛋煮好了，我把它端到客厅对妻说：“你和大哥聊天，也做点事情。”我回到厨房对晓霞说：“现在老师开始给学生上示范课。”
我把油倒在锅里烧热，把带鱼少量少量地放进锅里炸，我说：“这油炸东西的时候不要怕，火要大。炸嫩了不好吃，炸老了也不好吃，要专心，要炸得像油条一样焦黄焦黄。”带鱼炸好了，我把锅洗净，放人一点水，放入糖、醋、味精、酱油、生粉汁，我又对她说：“要想甜，还要放点糖。”待锅里煮成糊状后，倒入炸好的带鱼，轻拌几下，这份菜就做好了。她说：“满意哥哥，我一闻到这味道，就想流口水。”我说：“你先吃一块，你这馋嘴婆。”说完我用筷子夹一块给她。她接过去，努起嘴巴吹着那块带鱼说：“我这哥哥，痛我也是你。骂我也是你。喂，你吃点吗？味道好极了。”我看着她吃得津津有味，我没吃心里也津津有味。
我又把锅洗净并对她说：“炒每一个菜，都要洗锅，这样炒出来的菜才漂亮。”这时大哥和妻已经把鹌鹑蛋剥好了，我把油倒入锅中烧热，把鹌鹑蛋放进锅中像炸带鱼一样炸得焦黄焦黄，先放一点水后再放切成米粒样的红辣椒、葱花、五香粉等佐料，淋上香油，勾芡起锅。她又把颈根伸得老长，我问她： “想吃吗？”她摇摇头说：“我怕骂。”我说：“猪肚炖好了，萝卜丝也炒好了，你先把菜端上桌，我再煮饭。”菜上齐了，大哥把酒也斟好了，我们四人分东西南北坐好，开始给我的手艺打分。大家正吃得兴头上，听得敲门声，晓霞说：“是方儿回来了。”连忙起身开门。我扭头一望，嗬！进来好酷的一个小伙子，像他的父亲一样也有着高高的身材。一双机灵的眼睛，一个俊美的鼻子，一口雪白的牙齿，一脸灿烂的笑，一见我们便叫叔叔好！阿姨好！
“哟！这小子还用普通话叫我们呢。来，快坐在我身边吃饭。”我风趣地对他说并问他。“你在哪所大学读书呀？”华方说：“我在艺术学校学舞蹈。”我说：“好小子！发狠学。未来中国的舞蹈界又将冉冉升起一颗新星。像贾作光、白淑湘、陈爱莲、赵青、杨丽萍、王豆豆一样。”华方吃惊地说：“谢谢叔叔的鼓励，我一定会记住您说的话。”我给他夹些菜后又对他说：“曲不离口，拳不离手，学舞最苦。现在处处讲竞争，六十分万岁行不通了，一定要练好基本功。李连杰当时在北京武术学校学习的时候，他家里很穷，他在一种最朴素的感情支配下，每天熄灯后，为了母亲，我一定要比别人多练一小时的拳。结果他的基本功比别人扎实，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华方，你的路还很长，要相信自己，要战胜自己，特别要有这样的决心：今后我不但要成为一位舞蹈家，而且还要成为一位能读懂印邦舞谱的舞蹈教育家。在我们中国，能读懂印邦舞谱的目前还不是很多。”我把话讲完，华方瞪着眼睛看着我，妻、大哥、晓霞都把眼睛瞪着我，好像是我讲错了什么。
吃过晚饭，妻帮着晓霞收拾完，大哥把电烤炉插好插头端到客厅中央，晓霞泡好茶，华方说他和同学约好，有事要出去。我们四人围炉而坐聊起家常。妻问大哥：“大哥，华方还有兄弟姐妹吗？”大哥旋即收起一脸喜悦露出一副出人意料的表情说：“运兰老妹，你和满意兄弟也不是外人，我和晓霞有一肚子苦水没处诉啊。华方还有个哥哥叫华正，比华方大八岁。是个哑巴。”妻又问：“他现在干什么呢？今天是星期五，怎么也不见他回来吃饭呢？”大哥说：“他现在在广州服刑。要到明年才刑满。”本来，一个欢欢喜喜的周末，一触及到这些伤心事，大家的心一下都缩了起来。晓霞在一旁，早已是习惯性地流起泪来。我安慰她说：“已成为事实的事情，只能客观平静地面对，只能就事论事，你们也不要过于伤心。华正还有一年多才出来，你们两老图个清静过了这一年多再说。谁都不晓得，我们还活不活得一年多。早几天，有一位知青朋友死了。他像我一样，没有单位。病了多年，亲戚皆路人。他临终前嘱咐儿子：他死了一定要把我找到。我给好多知青打了电话，大家都来参加了他的追悼会。我突然想到，知青也应该像熊猫一样，被奉为国宝。熊猫虽稀少，既有这个物种的存在，还可以人工繁殖，还可以人工饲养，它们不晓得传宗接代，还可以为它们人工授精。将来科学发达了，还可以克隆。
上山下乡运动，既是史无前例，也是空前绝后的事情。历史不会重演，科学也不能克隆。我们这些老知青死一个少一个，慢慢我们都将成为国宝。晓霞，我希望你是最后的一个国宝，所以凡事要豁达些。华正出来了，只要人勤快，大家都来想想办法，难道还会饿死不成？“我把话说完，大家的脸上，才像电视里正在播报天气预报一样：多云转晴。妻又问大哥：”华正会写字吗？“大哥点燃一支烟后说：”会写。字还写得蛮好。正是这一点，一直是我和晓霞心痛遗憾的事情。我们觉得他有今日，我们也有责任。运兰老妹，你和满意兄弟想想，我和晓霞结婚后，晓霞怀了他，我正在场部医务室当医生。可以说，那时候能够让我穿上白大褂，我干起工作来是不要命的。农场里所有怀了孕的妇女，我都给她们作过产前检查。真是鬼使神差，偏偏就没给自己的老婆作过检查。晓霞生华正那天，我还背着药箱在外面给贫下中农看病。帮她接生的是当地一位老伯娘，虽然她自己生了五六个孩子，接生也有一些经验，毕竟她不是一位医生。所以说，晓霞生孩子是相当不顺利的。等我从外面赶回来，孩子虽然平安生下来了。但由于分娩时间太长，婴儿在母体内吞人了大量的羊水，生下地就由咳嗽发烧引发了肺炎，高烧后不断出现惊厥抽搐，我不得不给他注射链霉素。孩子的命保住了，可万万没有想到，这链霉素使他成了哑巴。后来我回城后和晓霞在一个厂里，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就是那么多。当时华正已经在读初中，这些聋哑学生的学费很贵，我们又怎么背得起这个包袱呢？这时有一个好朋友告诉我，有一个福利工厂招工。当时像这些残疾人进厂很不容易。出于机会的考虑，出于经济的考虑，我和晓霞商量后决定让华正休学进厂，没想到他在这个厂里只干了半年厂子就垮了。这样既荒废了孩子的学业同时使他过早地踏入社会学坏了。一想起这些，我和晓霞心里就如同刀割。“
听大哥说完，我和妻的心情很沉重。我们默不作声，尽量让大哥说，让晓霞说。我知道，此时此刻让他们把心中多年的积郁都倾诉出来，也许他们会觉得轻松些，心里头会好过一些。那一晚，我们陪了他们好久好久才告辞回家。我睡在床上，久久不能人睡。大哥所说，晓霞所说，就像电视画面，一幕幕在脑际中出现：生下华正后，大哥回到了场部医务室，晓霞还是在分场的学校当老师。虽在一个农场，一个在东一个在西，相隔几十里山路，夫妻实际是牛郎织女两地分居。学校就两个老师，两间低矮破旧的教室，分高、低年级。晓霞教的是低年级。三十多学生挤在一间简陋的教室里，一年级的坐在前排，二年级的坐在中间，三年级的坐在最后。她生了孩子，没人代课，学生就在家里放牛扯猪草。晓霞心里挂念她的学生，所以不到十天，便抱着华正到学校来了。从此在讲台边多了一个箩筐，里面放着茸茸的稻草，华正睡在温暖的摇篮里，看着妈妈给哥哥姐姐上课。
有时华正一哭，学生便一窝蜂拥上来，逗他，哄他，轻轻地摇他。孩子睁着眼睛，看看这个，看看那个。有时知青走过路过，特地拐个弯也要到学校来看看华正。把家里寄来好吃的东西留下一点给他，抱抱他，亲亲他，摸一摸他那粉红色的小手小脚，都觉得是一种心满意足的幸福。日月如梭，小华正在这么多人的关爱下渐渐长大。在华医生和晓霞妹妹心中，儿子是他们生活中的希望之光，心灵中的慰藉之神。只要一见到孩子，即使满肚子苦水心里也会乐开花。
渐渐，细心的晓霞妹发现儿子对声音没有反应。用手在他的耳边拍巴掌也不会摇头。于是，晓霞妹妹的脑子里便浮现很多的假设来否定眼前的事实。是不是因为自己的奶水少，食品匮乏，儿子营养不良发育要慢一些？大哥来了，晓霞把孩子的情况告诉他，父亲又为儿子作详细的检查，孩子别的都正常。夫妻俩把希望都寄托在明日。也许到了明日儿子听到声音会摇头，会眨眼睛，“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儿子依然如故。接着她又往迷信那方面想，因为听老农说过遇到蛇只能赶跑不能打死。是不是因为那年锄花生草，自己不晓得花生中窝着一条蛇，一锄头下去将那条蛇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