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面又可尊敬的”爱情的女性化，这又很容易助长男性对于浪漫爱情的玩世不恭态度。占统治地位的双重标准没有留给女人这种退路。浪漫之爱与母爱，这两种理想的融构让女人开发了新的？密关系领域。在维多利亚年代，男性友谊大大地失落了同志之间彼此拥有的相互投入的品格，同志关系——男性同志关系的情感基本上被贬斥到边缘，只有在极度临界性活动中，如体育比赛或其他业余活动中，在参加战争的活动中，才谈得上同志之情。对大多数女人而言，情况则正好在相反的方向上发展。女人们作为善解人意的灵魂专家，她们在阶层分化的广大幅度内以人格平等和社会平等为基础广结广交；友谊——女人之间的友谊一方面有助于缓和对于婚姻的失望，另一方面对于她们自己也有合理的报偿。正像男人们一样，女人们也按照爱来评价友谊，她们在友情之中找到真正的坦诚交流。南希·柯特：《女性的枷锁》，耶鲁大学出版社，1977；杰尼西·罗依蒙德：《对朋友的热情》，妇女出版社，伦敦，1986。
性别与爱
狂热地消费浪漫小说与爱情故事，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种消极性的实在见证。个体在梦境幻觉中追逐在日常世界中被否定而无法得到的东西。从这个角度看，浪漫的故事之虚幻性；之非真实性表现了这种软弱卑微，即无能为力去接受、去面对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受挫的自我认同。但是浪漫文学过去是（现在还是）一种希望的文学，一种拒绝的文学。它常常拒绝把平静的家庭当作惟一卓著的理想。在许多浪漫的故事里，女主角在跟几种不同类型的男人勾搭调情之后，也发现具有稳重可靠的品质的男人才是她可以依靠的夫君。但是，起码是司空见惯的是，真正的白马王子都是花俏轻狂的冒险狂徒，其显著特征是异域的形象、不凡的个性，但是他在拈花恋柳追求放浪生活时总是蔑视人间公则。
让我们归结一下这个观点。虽然浪漫之爱同时也带有激情之爱的遗迹，但它毕竟完全不同于激情之爱。激情之爱从来没有像浪漫之爱那样从18世纪末到相当晚近的时代一直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力量。与其他的社会变革一道，浪漫之爱的观念传播深深地卷入了影响婚姻和其他个人生活环境的重大转型中。浪漫之爱设想了某种自我审视的方式。如：我觉得别人怎样？别人觉得我怎样？我们的感情是否足够“深厚”；能支持长期的依恋吗？不同于反复无常、无根无源的激情之爱，浪漫之爱的一种不同的方式将个体从更广阔的社会环境中分离出来。它为长期生活提供轨道，指向一种在希望之中但又切实可行的未来；它创造一种“共享的历史”，帮助把婚姻关系与家庭结构的其他方面区别开来，使婚姻关系具有特殊的首要地位。
从其最古的源头，浪漫之爱提出了？密关系问题。这种？密关系与欲望、与世俗的性征是不相容的，其原因与其说是因为被爱的那位被理想化了（虽然此乃这个故事必不可少的成分），不如说是因为它假设了一种心灵的交流，一种在性格上修复着灵魂的交会。另一位本着其实然的存在满足了一种缺乏，但是直到确立恋爱关系的个体都并不必然地认识到这种缺乏。而且这种缺乏直接地与自我认同休戚相关——在某种意义上，有欠缺的个体因之变得完整。
浪漫之爱借助激情之爱形成一束与超验性相一致的特殊信念和理想；浪漫之爱也许结束于悲剧，靠道德上的犯罪而延存；可是它也会获得辉煌的胜利，征服世俗的陈规陋俗，拒绝折衷和解。这种爱在两种意义上投射，它一方面紧紧依恋着他人并把他人理想化，而另一方面又投射出未来发展的道路。尽管多数作家十分专注于刻画第一方面的特征，但第二方面起码也同等重要，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第一个方面。正如19世纪流行的文学作品中所描述的那样，浪漫传奇中如梦似幻的人物形象遭到了理性主义批评家——有男人也有女人——的轻蔑，这些批评家在这些故事中读出了一种荒诞的病态的避世精神。在这里我们所持的观点是，浪漫传奇无论如何都是那被剥夺者的反事实思考，在19世纪和后来世代，这种思想都对个人生活处境的重大改良产生了积极干预作用。
在浪漫爱情中，典型的激情之爱导致的对他人的极端迷恋经过整合而形成了富有个性的“追求探索”定向（Characteristic orientation of the “quest”）。这种追求探索是一次长途漂泊的旅程，自我认同期待从他人的发现中得到效用的确认。这个故事有积极主动的人物形象，在这一方面现代爱情故事与中世纪骑士爱情传奇正相反，在后者的故事中女主角常常是相当被动的。现代浪漫小说中的女性大多都独立于天地之间浩气凛然，而且以这种方式得到一成不变的刻画。杰尼西·A拉德卫：《理解罗曼司》，北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4。在这些情节中征服主题丝毫不像是性征服主题的男性翻版：女主角体会并融化了一个男子起初无比冷漠和有意疏远甚至公开敌对的心。因而是女主角积极地创造了爱。反过来，她的爱又把她自己变成被爱的对象，以热情化解了另一人的冷漠，以热情取代了他人的敌意。
如果只是把浪漫之爱的伦理意蕴理解为一个女人借以遭遇公正先生的手段，那么这就失之肤浅了。尽管正像在生活中一样，在文学中也常常以这种方式再现浪漫之爱，但是，捕获另一个人的心实际上却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创造一部相互叙述的传记——一部生命历史。女主角驯服、柔化和改变看似放荡不羁、桀骜不驯的所爱对象的男性品格，使彼此相爱的情操可能成为他们共同生活的主导目标。
长期以来，浪漫之爱情结的这种固有的颠覆性受到爱情与婚姻、爱情与母性之间的关联的抑制；那种一旦确立真爱永存的观念也参与了这种抑制。当许多人认为婚姻完全是永恒的，浪漫之爱与性伙伴之间结构上的趋同性就变得清晰明白、一望便知。这种趋同的结果也许是苦恼不堪的岁月，在作为婚姻套式的爱和延续婚姻的要求之间只有非常稀薄、脆弱的关联。然而一种即使不是特别有益但也行之有效的婚姻可能通过两性之间的劳动分工而得以维持，其中丈夫负责劳动，妻子负责持家。在这种关系中我们可以理解，作为“体面”女性的标志，把女性性关系严格地框范在婚姻当中是何等重要。因为这同时也让男人们与正在悄悄生成的？密关系领域保持距离，保持着以婚姻作为女人的首要目标的状态。
《亲密关系的变革》第二部分
爱、承诺和纯粹关系
80年代末，夏蓉·汤普逊对150名美国青少年的立场、价值观和性行为进行了调查，其受试者来自不同的阶层，具有不同的种族文化背景。夏蓉·汤普逊，“追寻明天：或女性主义与少年罗曼司之重构”，见卡路尔·S。瓦恩斯：《快感与风险·探索女性性征》，伦敦，1989。她发现，在时间较长的受试过程中，男孩谈论性（他们常常不谈论爱）的方式和女孩的回答之间存在着许多重大的差异。男孩似乎不能用一种和想像的未来相联系的叙事形成谈论性；卡路尔·S瓦恩斯：《快感与风险·探索女性性征》，第350页。而只能大致地讲出偶然的性故事论段；像什么早期异性游戏或各种各样的性征服。但当询问女孩的时候，汤普逊发现，她们几乎都能够不要暗示就讲述一段颇长的故事，“这些故事浸润着对于？昵关系的惊奇发现，痛苦的情绪，和自鸣得意的快乐。”夏蓉·汤普逊，“追寻明天：或女性主义与少年罗曼司之重构”，见卡路尔·S。瓦恩斯：《快感与风险·探索女性性征》，第351页，伦敦，1989。她指出，女孩天生就具有很类似于职业小说家讲故事的技巧与本领，有能力复述复杂的故事情节，说起来还事无巨细，有条不紊；有许多女孩还能滔滔不绝地讲几个小时，根本不需要测试主持人的太多帮助。
汤普逊认为，自我叙述的这种流利性很大程度上源于这么一个事实：这些自我叙述已经是一再重复过了。这些自我叙述的故事产生于女孩彼此之间多次交谈，其中的情感和思想不仅在对话过程中出现过，而且还固定成形了。汤普逊承认，她本人比这些女孩长一辈，而那些故事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是专门为她而编撰的，然而被调查者的反射性解释又在她身上引起共鸣，她也像她们一样深深地被这些故事所吸引。她觉得自己“被托付给某种像初恋一样有价值、有意义、有预见性的东西，此时初恋情人把这种东西理解为未来的预兆”。因为，作为更强烈的反射性共鸣者，她认定自己有“对罗曼司的嗜好”。
追寻—罗曼司
汤普逊把少女故事中重要的主题样式名之曰：“”。罗曼司使得性关系与对未来的期待一致；在对未来的期待中，性交活动被认为是迂回地接近终极恋爱关系的方式。性从来都是一个闪光的策略，并伴随着对命运追求的罗曼司。但是，对浪漫之爱的追寻不再意味着要将性活动推迟到那种梦寐以求的关系出现之时。与一位新的伴侣发生性关系，可能是所追求的命定遭遇的开端，但一般说来并非如此。下面就是一位受试者对罗曼司的叙述：
我们发现我们都住在同一个地方，我们开始一起赶公共汽车回家，然后我们又不想赶公共汽车，而想步行回家，这样，我们就有更多时间谈话。我俩都已经有了对世界的独特看法……我们开始谈学校，最后还谈到了中国……不出3个月，我们就这么恋爱了……这是令人惊异的。夏蓉·汤普逊，“追寻明天：或女性主义与少年罗曼司之重构”，见卡路尔·S。瓦恩斯：《快感与风险：探索女性性征》；第361页，伦敦，1989。
是的，令人惊异，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