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多的声明，我认为我有权利对在美国发生的事实做出声明。
问：发表这些关于美国的言论，你没有什么顾虑吗？
品特：我没有什么不安的。人们并不喜欢——这儿的人们不喜欢这个。
问：真的吗？
品特：是这样。我在这儿都声名狼藉了，这点我并没有夸大。事实上，我很不受欢迎，因为你不得不考虑到美国和英国之间的关系。很多人认为，美国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对的。但我不那么认为。
我认为海湾战争是个耻辱。北约各国联合轰炸南斯拉夫是另一个耻辱，这还是说得婉转了些。
在轰炸南斯拉夫期间，荣格精神分析研究所请我去做演讲。我对那个请我的组织主席说，“你们为什么想让我去做演讲呢？”他知道我的立场。他说，“我认为，他们会感兴趣。”
总之，我写了篇演讲稿。依照我的观点，交待了轰炸事件是怎样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它意味着什么，还特别提到了“人道主义干涉”、“人道主义价值”、“文明价值”这些术语。接着，我对美国的刑法系统做了一篇很长的演讲。那次演讲有二百五十人挤在那里听，没人说，“这是不恰当的。”我在许多问题上都被人攻击，但在这个问题上却没有，因为他们都看到了事实。
很显然，美国政府打着“人道主义干涉” 的旗号将两百万人关进他们的监狱，并且无视他们的尊严。而同一个政府却在宣扬，“我们正按照人道主义的观念来行事。”我认为这些言语是十足的废话。
因此，我经常寻找在语言和事实之间的差距。你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这也是我对政治既好奇又反感的根源所在。
问：那么，现在谈谈你的国家，你觉得工党背叛了它基本的允诺了吗？
品特：是的，绝对。我能很强烈地体会到。我是说这个国家正在被出卖，这和它所执行的外交政策相距甚远。
问：你是指什么？
品特：这个国家的私有化，让人很难忍受。我们的铁路现在私有化了。自从它们私有化以来，在十八个月的时间内就发生了两起撞车事故。这让人简直无法相信。两起撞车事故导致了大约六十人死亡。这和列车没有采取安全措施有关，私营者说他们买不起安全设施。在安全方面没什么利润。在工厂也一样，没有实行安全措施，因为那是要厂主花钱的。谁来关心这个问题呢？铁路正处在危机的状态，这完全是国家的一个丑闻。
这儿的自来水也私有化了。特别是在干旱的地区，人们要付高价的水费，但水仍然紧缺。在水的分配问题上也没有合理的临时措施。而这些公司的董事则从中赚了几百万英镑。铁路也是如此，董事们玩忽职守地赚了两千七百万英镑。然后，他们去打高尔夫。
这就是继撒切尔时期以来政府的发展状况。因为这个政府只对大生意感兴趣。他们围绕着把钱花在这儿、那儿还是其他什么地方而争吵不休。所有的公用事业都是一片混乱。因此我认为这个国家的政治已经虚有其表很多年了。
问：在你年轻的时候，发生过什么事情改变了你的生活吗？
品特：我不知道，真的。我说不出有什么改变或影响了我的生活。我能告诉你的就是，在我十三岁的时候，我疯狂地陷入了一场恋爱之中。我很早熟，爱上了和我家住在同一条街上的女孩。虽然不是她的错，但我很不开心。我是说，我们从小就有固定的交往，但事实上，她心里有了别人，再也不属于我了……
我写了许多与此有关的诗。你知道，我父亲是个裁缝。他经常很早就起床工作了。一天，他下楼发现了我。大概是在早晨的六点半。我正坐在餐桌旁写诗，都快流出眼泪了。他很粗暴地说，“你在干什么？” 我说，“我不知道，爸爸。我不知道我在做什么。”他拿起我写的东西看了看，然后把它还给我，只是拍了拍我的头，就去工作了。他再也没提过这件事。他没说，“把那垃圾扔了吧！”或诸如此类的话。他知道我正在经受爱情的痛苦。为此我一直很爱戴他。
问：你有崇拜的人物吗？他们是谁？
品特：（笑了笑。）詹姆斯·乔伊斯。我喜欢他的《尤利西斯》。还有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还有其他的一两个人。
问：是因为他们的艺术吗？
品特：是的。还有他们的独立精神。很少有人了解巴赫，他只做自己的音乐。这点是其他人做不到的。
（胡明华：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邮政编码273165）
我的文学创作之路
［委内瑞拉］阿马多·杜兰 访 尹承东 译
你为什么写作？
我开始写作纯属偶然，只是为了向一个朋友表明，我这一代人是可以出作家的。
以后呢？
以后就陷入了为兴趣而继续写作的圈套，再后来就是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写作更让我喜欢的事情了；现在我面临一个比一切圈套都更危险的圈套，这就是要向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买了我的小说的10万个陌生人表明，这本书（指《百年孤独》——译者）并非像一位评论家说得那样是出于我的突发奇想，而是，简单说来，是我用了许多年的时间学着写出来的，而且，我还有“油”写其他的故事。
很多人都陷入这个最危险的圈套了。
但是我不会。我既不为评论家的称赞而写作，也不为读者的贪婪而写作；其证明是我在15年内出版了4本书总共才卖了5000册左右。尽管如此，我还是继续写下去。实际上，我之所以写作，简单说来就是我喜欢把事情讲给我的朋友们听。
现在你已经证明了你那一代人是可以成为作家的，那么你怎么看你作为作家的自己？
我看还是死了的好。对一个没有才华写出成功文学作品的人来说，最糟糕的就是在一个不习惯出有成就作家的大陆上出版一部像香肠一样出售的长篇小说。这就是我的情况。我拒绝把自己变成一个节目；我讨厌电视，讨厌作家代表大会，讨厌报告会和演讲，讨厌知识分子生活。我想把自己关在屋里，离开我的读者一万公里。即便这样，我的私生活还是很少。你已经看到了，我的家总是像一个公共市场。这是我最近半个月内第四次接受采访了。
既然你不愿意，为什么还接受这次采访？
首先，因为我自己也作了多年的记者，如果我拒绝一位新闻记者采访，会觉得自己不忠于自己的职业。第二，这是一次为委内瑞拉的采访，我在那儿呆过，对那儿的朋友、那儿的人，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对那儿有着愉快和伤心的回忆，尽管我觉得加拉加斯是一座恐怖的、非真实的、非人性的城市。1958年我第一次到那儿，迎接我的是一场空袭；去年我第二次到那儿，迎接我的是一场地震。第三，为了结束这种无意义的洪水般的采访，我决定尽量多地接受采访，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办法。它可以最后使所有的人都讨厌我，让我跟采访的题目一样贫乏无味。
影响问题
新闻和电影是与叙事文学关系密切的两种表现形式，你在这两个领域都有体验。我认为新闻是把一种必然贫乏的语言强加给作家，而电影工作承担的义务是如此之多，最终要破坏作家的创作才能。自然，新闻和电影也让我们以不同的方式观察我们周围的现实，但是它们仍是一种巨大的危险。
这两种职业我都从事过，不是我抛弃了它们，而是它们抛弃了我。我很喜欢当记者，这是讲述最新发生的事情的最佳岗位。但是，由于我成绩十分突出，报纸的领导者们把我提升为出版者或编辑部主任，以便给我增加工资。可我讨厌坐在写字台后面。不像你刚才说得那样，新闻把一种必然贫乏的语言强加给作家。问题是报社的领导人把记者放到学徒的等级上，而一旦记者们真的把本领学到手，其语言也就不再贫乏。那时，他们就被安置在一张写字台后面处理世界事务。在那个位置上，他们成为一个议员要比成为一个作家更容易。
相反，电影是个集体创作问题。我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写了一部电影，在制片人的办公桌上念了10次，也不得不彻底改了10次。到最后，我原来的故事惟一留下的就是一个持枪强盗织袜子的两分钟的场景了。幸好，电影还不错，但是它同我的故事的相同之处可就实在无法解释了：那就像两兄弟，一个像爸爸，一个像妈妈。这些经验向我表明，作家只不过是巨大齿轮上的一个小零件。
可是，尽管如此，你不认为新闻和电影对你的作品有影响吗？
我认为有影响，但并不像某些评论家说得那样。我向来认为，电影由于它巨大的视觉功能，是一种完美的表达手段。《百年孤独》之前的所有著作都被那种不确定性弄得十分笨拙。那些作品无限度地追求对人物和场景的视觉；无限度地追求对话和行动时间的精确细腻关系；甚至对视角和取景都死死抓住不放。尽管如此，从事电影工作不仅使我明白了哪些事情可以做，也使我明白了哪些事情不能做。我觉得形象跟其他叙事因素相比所占据的主导因素的确是个优势，但也是一种限制。所有那一切对我来说都是一种光彩夺目的发现，因为直到那时我才意识到，小说的可能性是有限制的。在这方面，毫无疑问，我在电影工作中的经验扩大了我小说家的前景。
另外，关于新闻，正像某些评论家说得那样，我没有学会直截了当的经济性的语言，而是学会了某些正统的手法，让读者相信故事的真实性。对一个作家来说，只要他写的东西能够让人相信，一切都是允许的。一般说来，为了写的故事让人相信，最好通过新近现实的支持，借助某些新闻报道的手法。我相信，一个《百年孤独》的读者，除了用白床单之外，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