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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子给了郭先生，我心里也惦着。过了两天我再去文联，郭先生说这个中篇写得不错，原汁原味很有新意，他已寄给《长城》的编辑赵英了。我心里一热，这是我没想到的。一般来讲，受人之求看稿，本来就是件操心的事，怎么可能又帮着寄出去，何况又寄给了赵英。赵英是《长城》的老编辑，这位老大姐是从承德去的省里。当初郭先生大学毕业曾分到承德日报副刊当编辑，赵英是他的组长。有这等关系，稿子过去之后，肯定受到特别关照。
算不算走后门不敢说，很快《长城》就在头条位置发了《乡镇干部》，卷首按语还着重介绍了这个中篇。但往下就没有任何熟人关系了：《中篇小说选刊》选登了这篇。这篇作品还获了省里的文艺振兴奖。还与其他几篇改编成电视剧《大人物李德林》。尽管我后来写了大量的乡村小说，但不少读者多年后一提起我的作品，首先还会想到《乡镇干部》。由此我的作品在整体上也被文坛称为了“乡镇干部系列”。应该说这个“系列”之旅，是由《乡镇干部》这篇出发的。
如此说来，这应该是郭先生慧眼识珠。先生实乃我之伯乐也。郭先生长我一十五岁，以二十年为一代的传统算法，应该是我上一辈之人。郭先生时任文联副主席、主席，故我也与众人同称“郭主席”，但心中明白人家乃是老师、恩师。数年之后，我自己都想不到会在中国文坛上也有了一点位置，且随着作品的不断发表与年龄的增长而被读者记住。再与同代文人相逢，偶见有人趾高气扬不敬前辈，心中就不悦。我觉得不论走到哪一步，都不该忘记当年提携之人。细想想，郭主席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写（康熙皇帝），同时又有许多散文佳作发表，京津沪诸多名家，都与他交往极深。而承德作家群一时声名鹊起，亦与他有极大关系。以古来陋习，文人难免相轻，郭主席与我非亲非故，帮一把也可以，但帮得如此．尽心尽力，就显出其如大海一般开阔的胸襟。
事情还不仅在《乡镇干部》上。1990年夏，郭主席又为我操办了作品研讨会（由《长城》与地区文联合办）。规格甚高，特地请来了他的老朋友、人民日报的缪俊杰先生，还有省里的几位文学评论家。缪先生是大家，不是轻易给谁写东西的，但在那之前之后多次撰长文评我的作品。他说何申的作品必将在文坛上产生重要的影响。但此时我却是个几乎没有参加过任何文学活动的默默无闻的业余作者，连个省作协会员都不是。那次作品研讨会上，与会者不断地用作家这个称谓称我，我愧不敢当，坐立不安的。在我的心中，作家这个词与自己有着很大的距离。后来郭主席跟我不止一次地讲，从此以后就应该有作家的意识了。现在可以说，由于郭主席，古城承德多了一个作家，而文坛有了“三驾马车”中的一员。
我的第一本作品集名叫《七品县令和办公室主任》。那是需些费用的，两千元。但九十年代初的两千元不是小数。郭主席找了副专员和财政局长，他一出面，就解决了。集予的序就是郭主席写的，叫《何申印象记》，写得十分精彩，许多人看罢都连连叫好。好就好在那序不像有的序是作者自己动笔，然后找大人物签个名。郭主席根本就不需要我提供任何材料，我也不知他什么时候就写出来，且写得生动耐读。2000年我的“热河系列小说”结集时，自然又要请郭主席写序。这回我知道他是如何写成。时值盛夏，作为避暑胜地的承德亦酷热难当。郭主席说他热得睡不着，就为我写序。我还知道郭主席住在老楼里，家中没有空调。我很感动，因为那是边淌汗水边写的。这就正应了那两句诗，“洛阳亲友若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郭主席为提携后人，可谓呕心沥血。
郭秋良先生对承德是有大贡献的。古城承德之所以是历史文化名城，毫无疑问与避暑山庄和外八庙有关。在承德这块土地，考古发掘表明人类生存及文化渊源俱为久远。多年以来，虽然有文人学者关爱此地，诗词歌赋道德文章也不在少数，但深研此地文化形态的论著，却一直未有得见。在我看来原因起码有三。一是旧时时世艰难，不是研究学问的时代。二是解放后有很长时间，承德一直背着“热河派干伪思想包袱，一些人也确因此而遭批判，于是“地方特色”就成禁区。在此情形下，谁还敢谈及地方文化。三是对一个地方历史文化的研究，既发自个人的兴趣与追求，同时又要有深厚的学术功底，绝非一蹴而就之事。故此，历史到了新时期，就将这个重任赋予了郭先生。
1995年3月，郭先生在《文论报》发表《大避暑山庄文化雏说》，第一个提出承德地域文化乃是“大避暑山庄文化”的理念。这个极具价值的科学理念一经见诸报刊，立即引起文化界的重视。当时的《人民日报》的副总编翟向东致信郭先生，对此给予高度评价，并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全文转发了这篇文论。尔后，《河北日报》、《社会科学论坛》、台湾《飞龙》杂志、《中国当代学者论文精选》、《新时期发展战略的理论与实践》等十几家报刊和文集都发表、收录此文。许多名家都认为郭老提出的这个科学理念很有道理，应该深入地加以研究。然而很可惜，墙里开花墙外香，这种论说在本地很长一段时间里却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冷落。
与此同时，我在写热河系列小说的过程中，深深感觉到清代文化对承德的历史和当下产生的极其重要的影响。可以说，将有清一代文化凝汇在一起的就是避暑山庄。演幻于避暑山庄内外的这种文化形态，既有别于北京的皇家宫廷文化，又有别于民间的市井文化，总而言之，这种承德独有的文化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应该给予重视。当我仔细拜读郭主席关于“大避暑山庄文化”的文章时，一再感觉到那是一位智者对承德文化的先觉先悟。
于是，我结合自己的理解，写了几篇较长的文章，包括《关于大避暑山庄文化的思考》、《面对山庄三百年》、《斜阳下的山庄》等，还有那篇惹来一场争论的《山庄清晨有点躁》。在承德，研究山庄的人实在太多了，包括哪座建筑的屋顶有几根檩子几根椽子，在人家那里都能说得清清楚楚。我在动笔之前，确实反问自己，是不是要在孔圣人面前卖《三字经》，在关公面前耍大刀？当然，我写那些文章，还是动了脑筋。我回避了自己的不足，突出了个人的优势。即事关山庄历史及文物的细节，只点到为止，而将历史文化思想加以阐述，并与现实的情况联系起来谈，这则是我的擅长。事实证明这么写很对大部分读者的口味。
不过，我也有“冒失”之时。《山庄清晨有点躁》那篇文章发表后，我根本没想到会有那么大的反响。反响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包括文物管理部门和一些对山庄保护心存忧虑的人；另一方面就是一些晨练练大功的人。发表后最初的一段时间里，问题严重了，这些晨练者对我大为不满，避暑山庄德汇门内掀起一阵阵声讨。继而有人撰文反驳，更有甚者在大街上拦我，要和我辩论。拦我的场面很可怕，就在山庄门外，时值晨练者潮水般地走来。偏那时我有事迎面走去，忽然就有人喊我，说你写那文章大家要找你呢。这还得了，顿时就有百八十的围上来，我一看不好，趁对方布阵尚未完罢，忙虚晃一枪，遭声改日再说，就溜之乎也。此时绝非我理亏胆怯，实在是人数对比过于悬殊。
这件事后来由于省报记者前来采访，又在报上登了篇挺吓人的大标题文章《承德人要被撵出山庄》，同时网上也展开了争论，这就闹得满城风雨无人不晓。实话实说，这时我很希望有人能助我一下。但即便是日后表示很感谢我的文物部门和那里的专家，当时也未敢出头。还是郭主席，以及当地一些有识之士写了文章赞和，才使我得到些安慰。结果也不过两三年，山庄要庆祝建庄三百年了，在筹备过程中，忽然间许多人就感觉到还应该在思想上对山庄有新的认识，当初老何写的那文章上的观点挺值得深思。还有不少晨练者也对我说你当初写的确实是对的，是应该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山庄，躁气实际对山庄也是一种损害……
回想这件事，我是想说人若想求得安稳，是有法子的，那就是少做事，或者少做与个人利益不相关的事，少讲有棱角得罪人的话，少写或索性不写别人不愿写不敢写的文章。但那又不是我的性格，我从郭主席身上看到了什么叫敢为天下先的精神，而这种精神的核心是无我，是为社会为他人。
热河泉边总是有游人在拍照，如画的景色使山庄美若仙境。郭主席对山庄情有独钟，况且那里与他家不过一箭之遥，他就常去那里走走。他徜徉于山水与古建筑之间，看似赏花观月，但我想他的心情是不平静的。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被分配到这座塞北小城，他在这里已经生活了四十多年。岁月无情，一头乌发终披秋霜，苦辣酸甜，朋友相聚痛饮琼浆。说来也是凑巧，与郭主席常交往者，或多或少都有些酒量。于是，每逢团团围坐之际，把盏相视，美酒好友，就有了许多意念中的境界。本来嘛，热河古城，虽曾为清朝夏都，常谓第二个政治中心和第二个文化中心，但毕竟已是如烟往事明日黄花。残破边城上的寒云，告诉京都北上人，莫念繁华烟火盛，须防夜凉添秋装。这也倒是好了，偏于一隅，往往就存得安宁。怪不得楠木殿的匾额书的是“淡泊敬诚”四个大字。康熙深明治世之道，戒烦戒躁，心平气和，方能安邦致远。
郭主席好静，好大处为静。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