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星期天的晚饭后，玉芳把我领到兰化的职工宿舍楼群，一栋青砖的四层楼，她家住在三楼，有两间半房子，而且厕所和厨房还是共有，她父母住的房间较大些，也兼客厅，没有什么特殊的摆设，正墙上挂着毛主席的画像，桌子的左边摆着果盘，里面有一个茶壶和几个茶杯，右边放一个塑料壳的暖壶，桌子中央摆着两个毛主席的石膏像、一大一小。看上去和普通工人家庭没有太大的差别。玉芳把我向她的父母作了介绍，说我就是她的徒弟。玉芳的母亲对我的到来还算热情，她的父亲的态度略有些严肃和拘谨。
在送我回来的路上，玉芳告诉我，她曾经向她的父母说过我的情况，并拐弯抹角、以羊易牛、若隐若现地表达了她的心思。在那个工人阶级雾里飘香
，知识分子臭不可闻的年代，我的师傅能对我有倾慕之心，我确实有些感动，但我还是真诚的告诉她：“我们这些人再分配的去向不明，前途难料，你不要自讨苦吃。”听了这话爽朗大方的玉芳一路上再一言未发，又和往常一样，到我们的宿舍又钻起了桌子，之后她再也没有向我提起她家庭和个人的事情。
一个月的兰化锻炼改造结束了，回到招待所后给我安排了一个接待红卫兵的工作，我们接待的是甘肃各地来的串联者，我的任务是带领他们到省委、兰大等一些大字报集中的地方看大字报，或到几个风景点游览。在众多的接待者中，给我印像最深的是一个和我同姓的女青年，她是陇东一个林场的工人，没有几天功夫她和我拉上了同姓“宗族”的关系，称我为大哥。回场后她给我来了封信，信中说她的父母没有儿子，盼望她找一个同姓的对像，生下后代也就姓朱，能够香火有续，按照父母的意愿，青春年华过了二十有五，在兰州遇上了你，不知大哥你有意无意。在那时，两地婚姻的确不少，但要调到一起谈何容易，我不愿有这样的鹊桥之禧。
逍遥的日子虽然浪漫有趣。但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并未按“逍遥派”的意愿转移，之后，兰州地区形成《红联》、《革联》、《红三司》三大派群众组织，各派凭借自己的人力，物力、财力和社会资源攻击和瓦解对方。传单报纸满天飞，高音喇叭到处响；工厂、机关搞辩论，大街小巷也鸣放。尤其是《革联》被视为保守派，与《红三司》的斗争是你死我活，两派随时利用社会新闻制造事端，使激烈的派系斗争火上浇油。溺死黄河的现像在兰州是常见的，一旦黄河有尸体漂浮，双方都争先恐后的去打捞，把它作为对方的罪证，大肆宣染。后来的斗争越演越烈，每当抓到对方的辫子就组织游行示威，游行的队伍中还有车队，游行的人数和动用的车辆一次比一次多，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有时游行的车队占满了兰州市的主要道路。每当游行，工厂停工，学生停课，商店关门，公交车辆停止运营，机关不能正常办公，兰州市陷入一片混乱之中，造反派在各自标榜的“两条路线”斗争中唇枪舌战，相互攻击，指责漫骂，直至武斗。
兰州时局的动荡，直接影响到了兰外，各地州市的造反派也是如敌对垒，进行着你死我活的夺权斗争。这期间我去了武威，家乡传言着地区赵副专员上吊自杀的新闻。这位赵副专员就是我在第十六章里提到的过着十分清苦生活的陕北籍领导干部，文革初期被安排为主管财经工作的副专员。当时武威地区的财政十分困难，赵副专员把文革经费把的很严，造反派只知道革走资派的命，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为要钱对他进行轮番批斗，突派先得到了一些经费，而后也给景派批了一些，由于银行是突派掌握，景派的经费未能兑现。景派怒目切齿，又揪斗了赵副专员，说他“耍阴谋，放暗箭”，对他进行了精神和肉体上的摧残，无奈之下把自己的存折给了景派。当晚赵副专员去了我故里的一个农民朋友家，两人叙谈了一夜，但农民朋友万万没有想到，次日黎明赵副专员和他的握手是绝别。赵副专员悬梁在甘新公路旁的打铁棚里，天亮后被当地的农民发现，不少人都认识这位亲民爱民的专员，对他的死无不痛心和悲伤。
据传，景派为了在被打倒的阶级敌人身上再踏上一只脚，赵副专员死骨未寒又抄了他家，发现了赵副专员的日记，其中有这样两段手迹：“满共几个钱，你也要，他也要，不知给谁是好；就这一件事，今天批、明天斗，不知何时了。”“东头到西头，吃尽苦头，山头变派头，到处是头；‘黑头’戕‘白头’，要的是人头，革命未到头，怎能不献头。”
武威的两派斗争逼死了人命，已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兰州的两派斗争也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我回到兰州的头一天，发生了七里河桥的石子大战，据传两派以桥为界，卵石像密集的子弹投向对方，这就是兰州的造反派武斗的开端，紧接着发生了围攻《甘肃日报社》的武斗事件，第二天宣传车在街头大肆宣染“皋兰山下人头滚滚，黄河两岸血流成河”。而后，受压的《革联》组织人马在兰州军区门口静坐示威，在甘肃省军区大院内进行绝食斗争。老大是《革联》的绝食队伍中饿了两天，其间我约老二去看他，还给带去了面包和饼干，劝他进食，他已饿的像蔫茄子一样，还是决心不变。其实，我们带去的食品是有些多馀，绝食的现场就有大量的食品和开水，只要他们想吃想喝，应有尽有，而且还免费供给。
之后不久，省委书记被揪斗，有几个副书记也被列入了走“资派”的名单，省委机关的造反派对这些人的意见不一，有的保，有的批，有的明批暗保，也许是为了转移视线，化解对抗，组织部派出一些未参加造反组织的人去调查他们的问题，我和我在初中时的同班同学侥幸的被派出调查一位省委副书记的问题。
那个时代，特别重视人的家庭出身和个人历史问题，最吃香的是“三代红”和
“五代红”。我们打算调查工作从副书记的家庭出身和家庭历史问题入手。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我俩买到了去郑州的车票，计划从郑州转车到副书记的家乡山东省肥城乡刘庄公社。列车在“万里不倒，火车不跑”的造反声中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每到一站就能听到火车晚点的广播，熬了三天两夜，直到七月十五日的晚上才到郑州。炎热难当的郑州人，在大街小巷的道路旁席地而睡，男人们只穿一个裤头，女人们除了胸前的那块遮羞布，也和男人们没有什么两样，我俩穿着长裤长衫在俗有火炉之称的郑州寻找旅店。找到的旅店没有电灯、没有蚊帐、也没有凉席，这一夜热气蒸、臭气熏、蚊子咬，长夜难眠。好不容易熬到了天亮，天刚亮，广播声、警报声、汽笛声震耳欲聋，一辆接一辆的大卡车满载着头戴钢灰，手持长矛大刀人群从我们的面前驶过，通向“二七”纪念塔的方向，使我们想起在历史教科书中讲述的“二七”大罢工的壮举，然而眼前的长矛大刀不是指向帝国主义和军阀，而是指向自己的阶级兄弟和骨肉同胞。看到这种局面，我俩有些害怕，连早饭也没吃，忘记了疲劳、乏困和饥饿，匆匆赶往车站，买到了去徐州的火车票。
徐州是中国的古战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在利用等车的时间吃饭时，我的同伴出了个字谜让我猜，谜面是：“守徐州丢了大半，战吕布打掉锦冠；骂曹操盗走花马，恨董卓有心无肝。”我知道《三国演义》里张飞守徐州的故事，很快揭出了谜底，我的同伴开玩笑说，还不是太笨。徐州也是一个鸡鸣三省的地方，兼有南北风俗特色，那里的月亮门给我留下了江南园林风格建筑的印像。当天中午我们到达了山东省肥城，传说肥桃曾是献给王母娘娘的美物，此物只能天上有，世上只有几人尝。我们想看看肥桃是个什么样子，但始终没有找到，后来听说在树上就被外贸部门订购了，绝大部分外销，进入了洋人的口中。没有见到肥桃也罢，在饭店里吃饭时又出了丑，我们把玉米面煎饼当做鸡蛋饼去买，惹笑了店主人。店主人说玉米面煎饼是他们这里的传统食品，几乎每个饭馆都有售。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和吃过这样的食品，买了几张，夹上大酱大葱，吃起来味道真是不错。
肥城县距离刘庄公社还有一段路程，当时还没有通往那里的车辆，我们只好徒步前行。在炎炎烈日下走了约三个钟头，沿途看到不少推车进出城的农民和在田间劳作的妇女，察验到了“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景像和“盘中餐”的滋味。公社所在地是一个偌大的村庄，在农村像这样群居的地方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在村头遇上了一个老者，好奇的向他询问，老者向我介绍说：“这个村庄有好几百户人家，抗日战争以前这里的人家居住比较分散，自从日本兵侵略山东，分散的人家经不住鬼子的侵挠，为了抵御侵挠和打鬼子的需要，于是逐渐地相互靠拢，形成了现在的群居格局。”老者还问我们从那里来？到那里去？当我们提到副书记的名字时，他惊奇地问：“他现在怎样了？”
副书记是他家乡的名人，在沿途提到他的名字时无人不知。在老者的指点下，我俩走向一个丘陵地带，翻过几座连绵起伏的小山，来到了副书记故居的生产大队，此时太阳已经下山，巧的是我们刚到大队部门口，迎面出来的是大队书记，我们向他说明了来意，他的第一句话是“俺们副书记怎样了？”这使我们感到副书记在他乡亲心目中的份量。大队书记听说我俩还没有吃晚饭，就赶紧从一个社员家里拿来几个红薯让我们解讥，红薯就是这里的主食。我俩在吃红薯时，大队书记找来了两张破旧的凉席和两条半新半旧的床单，安排我们睡在大队部的场院里。刚刚躺下，成群的蚊子像饿狼扑食一样将我们包围，好在场院里还有柴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