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的掩护组，平时都固定维持在三分之二人员待命的状态。
戴伯特又说：“由于这次是来直接夺取文件，所以估计大陆方面可能派出武装特工，甚至特种部队。我看是不是有必要通知内政部警政署，让其命警方的维安部队和霹雳小组也做好准备，一旦武装共谍漏网窜入市区，就可以发挥维安和特勤人员的室内近距离作战优势将其歼灭或擒获。”陈水扁说：“嗯，不错，应该让他们也有所准备，不过要注意不要再扩大知情范围了，免得被对方察觉。”然后，他把身子往后＊在了椅背上，一字一句的说到：“这次要让共谍偷鸡不成蚀把米，把他们在台湾的老本都赔上。”
2003年10月15日00：41——台北时间
飞机到达预定地点了，地面上没有什么动静，看来没有惊动敌人。在地面接应的潜伏人员也发来了信号，战士们都起身准备跳伞，我暗中观察了一下史建斌，他好像有点紧张，得看紧他，免得他再次反水，在落地后乘夜色溜掉。李明在经过我时拍了一下我的肩膀，然后排队跳了出去。很快也轮到我了，我走到机舱门口，看了一眼漆黑的夜空，纵身跳出了机舱。
特工的故事（第五部）
第十一部分 台北绝密档案（二）
2003年10月13日10：00——台北时间
台北阳明山“芝山庄”军事情报局总部的一间办公室内，台湾“国家安全局”，“军事情报局”，“法务部调查局”和“宪兵司令部”的相关人员正在召开绝密会议，讨论“诱捕共谍”的具体方案。为了尽量保密，参会各方都是在缩小范围后选定的部门——－－一般来讲，涉及重大反间谍业务的事项也应通知“内政部警政署”和“总政治作战部”等部门派员与会。
但为了保密起见，按陈水扁的指示，仅由以上与此案直接相关的部门参加讨论。其中，“国家安全局”号称台湾的“情治太上皇”，因为它负责协调其他所有情治单位的活动，这一点与美国的中央情报局一样——－事实上“国家安全局”就是模仿中情局建立的，而“法务部调查局”则是在隶属于美国司法部的联邦调查局的模板上建立的。“国家安全局”也不仅仅只是个总的情报协调机构，它也可以从事直接的对外情报工作，其成员在海外一般都是以台湾“外交人员”身份出现，出了问题时一般也可以通过外交渠道解决。相比之下，同样从事对外情报工作的“军事情报局”人员则一般在海外以非官方身份出现，即情报界通常所说的“illegal”，出了问题则很少由外交渠道解决，台湾方面甚至可以干脆就否认出事的特工是自己的人，因此其工作的危险性要大于“国家安全局”驻外人员。
“宪兵司令部”与会是因为其下属的精锐特种部队“宪兵特勤队”（代号“夜鹰部队”）将负责对付武装的大陆特工或特战队员。宪兵是“国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任务是保卫重要政府部门，外国驻台“使馆”，以及国际机场，核电厂等重要目标，维持社会治安，处理突发事件，并负责进行反恐怖，反渗透等专项任务————这一点上与大陆的武警部队相似，但不同的是，大陆的武警部队实际上是一支执行公安任务的准军事部队，一般来讲，战斗力是弱于解放军的。（日前台湾“军事情报局”提出的大陆将出动武警进攻台湾的说法基本上等于。。。）而台湾宪兵则是“国军”中的精英部队，蒋介石当年在视察宪兵部队时就亲口说过：“我宁可失去正规军的一名连长，也不愿失去宪兵的一名士兵。”——－宪兵的武器装备一般也要比普通“国军”轻步兵部队精良得多，在历史上也是如此，据说日军进行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的直接原因就是日军在攻陷南京的过程中在雨花台遭到了全部德式装备的中国宪兵的沉重打击，用一名日本军官的话说，在中国宪兵的德式冲锋枪的强大火力面前，日军士兵手中的三八式步枪简直成了烧火棍——日军在中国宪兵的顽强抵抗下伤亡惨重，为了泄愤，日军竟然对无辜平民下手，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屠城大惨案。如今，宪兵仍在台湾的安全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如果台海危机演变为战争，解放军一定会先派出特种部队对设在台北的台湾要害目标进行致命打击，而“国军”正规军部队一般都驻扎在郊区，要赶来迎战需要一定的时间，担任这些重要目标，包括“总统府”的警卫任务的正是宪兵部队，在正规军赶到之前就要由宪兵来拼死保卫这些地方了。所以台军特别重视宪兵的建设，其特种作战分队，即宪兵特勤队的战斗力在台军所有特种部队中是最高的，平时专门负责应对大陆特工和特种部队的渗透，并担负台湾岛内主要的反恐任务——宪兵特勤队每三个月都会与航空公司合作，登上客机进行反劫机演练。如果这次大陆特工武装对抗情治单位的抓捕，则由宪兵特勤队设法将其制服或击毙，也就是说，宪兵特勤队将担任与大陆特工直接的武力对抗行动。另外，台湾的宪兵不仅从事军事及准军事活动，而且还具有侦察权，不仅可以侦察军内案件，甚至还可以侦察地方案件（不过在不久前的改革中台湾宪兵的这一重大权力被取消）——军事组织享有对地方事务的侦察权，这在各国强力部门中并不多见。事实上，早在大陆解放前，国民党宪兵就是享有这一特权的，大陆较早时候拍的一些反映解放前地下工作的影片中就对此有所描述，我还记得小时候看过的一部不错的反映敌后地下斗争的片子《蓝色档案》，其中就有地下党员被宪兵逮捕审讯的场面。
会上首先发言的是军事情报局五处副处长潘境原——这次反间设想的始作俑者，他的初步计划是，大陆特工到来后肯定会设法找到王世俊并将其绑架，以便从其口中得知秘密基地所在地，所以他建议法务部调查局人员加强对王世俊的监视及保护，注意有无可疑人员暗中监视王世俊并对可疑人员进行反监控，重要的是要发现他们在台湾与谁联系，这样才能在逮住大陆的“派遣特工”的同时也挖出其在台湾的“潜伏特工”。“国家安全局”人员只是负责就整个行动对各部门协调，不直接派人参与侦察。宪兵司令部在前期也先不介入，只是在共产党的特工真的动起武来时再派出特勤队对付他们。所以这样一来，开始时只有军事情报局和法务部调查局的人介入，而且以调查局的行动为主，因为它才是岛内反间谍的主管机关，军情局的人只是提供支持。
调查局方面发言的是调查局本部主管侦察大陆情报人员在台活动的侦防三处处长邓宏辉，他的意见是，既然共谍迟早是要从王世俊身上下手的，那调查局不妨先广泛利用自己在台北地区的眼线，仔细观察有无可疑人物突然在台北及市郊出现，以便及早发现对方，同时对王世俊进行监视加保护，采取守株待兔的方法，等着大陆特工上钩，届时将由邓宏辉亲自指挥调查局本部侦防三处，调查局台北市调查处及调查局北部机动组的政治侦防干员对共谍进行跟监。如果大陆特工企图绑架王世俊，调查局特工则先让其得手，然后一路尾随，关键是要查清所有为他们提供帮助的潜伏人员。王世俊在被绑架后会说出一个地点——那里并没有什么绝密档案，只有事先设伏的宪兵特勤队员，王还将告诉对方自己可以带他们去那里并通过熟人等关系使他们进入——这样对方才不会杀他。等他们到了地方后，宪兵特勤人员将使用震眩弹，催泪弹，及国术等种种手段和技巧，力争将共谍全部活捉，如共谍武装反抗，则用狙击步枪等武器将其击伤擒获，尽量留下活口。
宪兵司令部方面同意调查局对最后一部分，即擒获共谍的方案的安排，并声称准备让夜鹰队员立即开始有针对性的训练，但他提出如果共谍的火力危及到了宪兵们的安全，则宪兵方面有可能使用致命武力。
随后便进入了具体部署阶段，邓宏辉私下对坐在自己身边的下属——调查局侦防三处特工黄利平说：“老弟，这次对共谍的一线调查大任就落在你的肩上了。”
2003年10月15日13：40——台北时间
我、李明、刘维杰（花莲旅店老板，我在台潜伏人员）以及由刘负责管理的几名潜伏人员正在花莲旅店的秘密地下室里开会，讨论如何具体展开夺取绝密档案的工作。
我们在空降到地面后就在接应的潜伏人员的指引下脱离了空降区域，先是到达了郊外一个大院中的一个小楼，这里是潜伏人员孙玉林所经营的“广益行泰来米厂”内的一些小楼之一，对外称是米厂员工的宿舍，我们和战士们先安顿在了这里。外人一般是不会来这里的，周围人员也很少，所以还是相对比较安全的。孙玉林除经营米厂外还经营林场，资金比较雄厚，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掩护身份。直接与我们联络的是潜伏人员刘维杰，由于他不太方便来到郊区，所以我和李明及哈连长坐着台北市警察局保一总队的警官田子彬（潜伏人员）的车来到了他开的花莲旅店——一般人是不敢拦保一总队警官的车的。哈连长则和战士们继续在米厂内隐蔽。
按我们原来的计划，我和李明将让史建斌带路到达王世俊在台北市区忠孝东路一段26号的家附近，然后在其下班时我们埋伏在楼道里用麻醉枪将其击昏，之后装作送病人去医院将其塞入由潜伏人员李学骅（“港风咖啡馆”老板——这些公开身份为自由职业者或个体经营者的人最适合从事秘密活动了，因为他们在时间上很自主）驾驶的一辆带着假的警方牌照的车辆，将其秘密运往米厂并在那里对他进行审讯，在王供认后，我们将尽快采取行动，突袭秘密基地，并在得手后到指定地点等待接我们的飞机。
现在马上要做的就是对王世俊下手，据史建斌交待，王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