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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昌元年二月，谕旨有司曰：“濒水民地，已种莳而为水浸者，可令以所近官田对给。”三月，敕：“当军人所受田，止令自种，力不足者方许人承佃，亦止随地所产纳租，其自欲折钱输纳者从民所欲，不愿承佃者毋强。”六月，尚书省奏：“近制以猛安谋克户不务栽植桑果，已令每十亩须栽一亩，今乞再下各路提刑及所属州县，劝谕民户，如有不栽及栽之不及十之三者，并以事怠慢轻重罪科之。”诏可。八月，敕：“随处系官闲地，百姓已请佃者仍旧，未佃者以付屯田猛安谋克。”三年六月，尚书省奏：“南京、陕西路提刑司言，旧牧马地久不分拨，以致军民起讼，比差官往各路定之。凡民户有凭验己业，及宅井坟园，已改正给付，而其中复有官地者，亦验数对易之矣。两路牧地，南京路六万三千五百二十余顷，陕西路三万五千六百八十余顷。”五年，谕旨尚书省：“辽东等路女直、汉兒百姓，可并令量力为蚕桑。”二月，陈言人乞以长吏劝农立殿最，遂定制：“能劝农田者，每年谋克赏银绢十两匹，猛安倍之，县官于本等升五人。三年不怠者猛安谋克迁一官，县官升一等。田荒及十之一者笞三十，分数加至徒一年。三年皆荒者，猛安谋克追一官，县官以升等法降之。”为永格。六年二月，诏罢括陕西之地。又陕西提刑司言：“本路户民安水磨、油栿，所占步数在私地有税，官田则有租，若更输水利钱银，是重并也，乞除之。”省臣奏：“水利钱银以辅本路之用，未可除也，宜视实占地数，除税租。”命他路视此为法。
承安二年，遣户部郎中上官瑜往西京并沿边，劝举军民耕种。又差户部郎中李敬义往临潢等路规画农事。旧令，军人所授之地不得租赁与人，违者苗付地主。泰和四年九月定制，所拨地土十里内自种之数，每丁四十亩，续进丁同此，余者许令便宜租赁及两和分种，违者钱业还主。上闻六路括地时，其间屯田军户多冒名增口，以请官地，及包取民田，而民有空输税赋、虚抱物力者，应诏陈言人多论之。五年二月，尚书省奏：“若复遣官分往，追照案凭，讼言纷纷，何时已乎？”遂令虚抱税石已输送入官者，命于税内每岁续克之。泰和七年，募民种佃清河等处地，以其租分为诸春水处饵鹅鸭之食。八年八月，户部尚书高汝砺言：“旧制，人户请佃荒地者，以各路最下第五等减半定租，仍免八年输纳。若作己业，并依第七等税钱减半，亦免三年输纳。自首冒佃比邻田，定租三分纳二。其请佃黄河退滩地者，次年纳租。向者小民不为久计，比至纳租之时多巧避匿，或复告退，盖由元限太远，请佃之初无人保识故尔。今请佃者可免三年，作己业者免一年，自首冒佃并请退滩地，并令当年输租，以邻首保识，为长制。”
宣宗贞祐三年七月，以既徙河北军户于河南，议所以处之者。宰臣曰：“当指官田及牧地分畀之，已为民佃者则俟秋获后，仍日给米一升，折以分钞。”太常丞石抹世绩曰：“荒田牧地耕辟费力。夺民素垦则民失所。况军户率无牛，宜令军户分人归守本业，至春复还，为固守计。”上卒从宰臣议，将括之，侍御史刘元规上书曰：“伏见朝廷有括地之议，闻者无不骇愕。向者河北、山东已为此举，民之茔墓井灶悉为有军有，怨嗟争讼至今未绝，若复行之，则将大失众心，荒田不可耕，徒有得地之名，而无享利之实。纵得熟土，不能亲耕，而复令民佃之，所得无几，而使纷纷交病哉！”上大悟，罢之。
八月，先以括地事未有定论，北方侵及河南，由是尽起诸路军户南来。共图保守，而不能知所以得军粮之术。众议谓可分遣官聚耆老问之，其将益赋，或与军田，二者孰便。参政汝砺言：“河南官民地相半，又多全佃官地之家，一旦夺之，何以自活？小民易动难安，一时避赋遂有舍田之言，及与人能勿悔乎，悔则忿心生矣！如山东拨地时，腴地尽入富家，瘠者乃付贫户，无益于军，而民有损。惟当倍益官租，以给军食。复以系官荒田牧地量数与之，令其自耕，则民不失业，官不厉民矣！”从之。三年十月，高汝砺言：“河北军户徙居河南者几百万口，人日给米一升，岁费三百六十万石，半以给直，犹支粟三百万石。河南租地计二十四万顷，岁租才一百五十六万，乞于经费之外倍征以给之。”遂命右司谏冯开等五人分诣诸郡，就授以荒官田及牧地可耕者，人三十亩。
十一月，又议以括荒田及牧马地给军。命尚书右丞高汝砺总之。汝砺还奏：“今顷亩之数较之旧籍甚少，复瘠恶不可耕，均以可耕者与之，人得无几。又僻远之处必徙居以就之，彼皆不能自耕，必以与人，又当取租于数百里之外。况今农田且不能尽辟，岂有余力以耕丛薄交固、草根纠结之荒地哉！军不可仰此得食也，审矣。今询诸军户，皆曰：‘得半粮犹足自养，得田不能耕，复罢其廪，将何所赖？’臣知初籍地之时，未尝按阅其实，所以不如其数，不得其处也。若复考计州县，必各妄承风旨，追呼究结以应命。不足其数，则妄指民田以充之，则所在骚然矣！今民之赋役三倍平时，飞挽转输，日不暇给，而复为此举，何以堪之。且军户暂迁，行有还期，何为以此病民哉！病民而军获利，犹不可为，况无所利乎！惟陛下加察。”遂诏罢给田，但半给粮、半给实直焉。四年，复遣官括河南牧马地，既籍其数，上命省院议所以给军者，宰臣曰：“今军户当给粮者四十四万八千余口，计当口占六亩有奇，继来者不与焉。但相去数百里者，岂能以六亩之故而远来哉！兼月支口粮不可遽罢，臣等窃谓军户愿佃者即当计口给之。自余僻远不愿者，宜准近制，系官荒地许军民耕辟例，令军民得占莳之。”院官曰：“牧马地少，且久荒难耕，军户复乏农器，然不给之，则彼自支粮外，更无从得食，非蓄锐待敌之计。给之则亦未能遽减其粮，若得迟以岁月，俟颇成伦次，渐可以省官廪耳。今夺於有力者，即以授其无力者，恐无以耕。乞令司县官劝率民户，借牛破荒，至来春然后给之。司县官能率民户以助耕而无骚动者，量加官赏，庶几有所激劝。”宰臣复曰：“若如所言，则司县官贪慕官赏，必将抑配，以至扰民。今民家之牛，量地而畜之。况比年以来，农功甫毕则并力转输犹恐不及，岂有暇耕它人之田也。惟如臣等前奏为便。”诏再议之。乃拟民有能开牧马地及官荒地作熟田者，以半给之为永业，半给军户。奏可。四年，省奏：“自古用兵，且耕且战，是以兵食交足。今诸帅分兵不啻百万，一充军伍咸仰于官，至于妇子居家安坐待哺，盖不知屯田为经久之计也。愿下明诏，令诸帅府各以其军耕耨，亦以逸待劳之策也。”诏从之。
兴定三年正月，尚书右丞领三司事侯挚言：“按河南军民田总一百九十七万顷有奇，见耕种者九十六万余顷，上田可收一石二斗，中田一石，下田八斗，十一取之，岁得九百六十万石，自可优给岁支，且使贫富均，大小各得其所。臣在东平尝试行二三年，民不疲而军用足。”诏有司议行之。四年十月，移剌不言：“军户自徙于河南，数岁尚未给田，兼以移徙不常，莫得安居，故贫者甚众。请括诸屯处官田，人给三十亩，仍不移屯它所，如此则军户可以得所，官粮可以渐省。”宰臣奏：“前此亦有言授地者，枢密院以谓俟事缓而行之。今河南罹水灾，流亡者众，所种麦不及五万顷，殆减往年太半，岁所入殆不能足。若拨授之为永业，俟有获即罢其家粮，亦省费之一端也。”上从之。又河南水灾，逋户太半，田野荒芜，恐赋入少而国用乏，遂命唐、邓、裕、察、息、寿、颍、亳及归德府被水田，已燥者布种，未渗者种稻，复业之户免本租及一切差发，能代耕者如之，有司擅科者以违制论，阙牛及食者率富者就贷。五年正月，京南行三司石抹斡鲁言：“京南、东、西三路，屯军老幼四十万口，岁费粮百四十余万石，皆坐食民租，甚非善计。宜括逋户旧耕田，南京一路旧垦田三十九万八千五百余顷，内官田民耕者九万九千顷有奇。今饥民流离者太半，东、西、南路计亦如之，朝廷虽招使复业，民恐既复之后生计未定而赋敛随之，往往匿而不出。若分给军户人三十亩，使之自耕，或召人佃种，可数岁之后畜积渐饶，官粮可罢。”令省臣议之，更不能行。
○租赋
金制，官地输租，私田输税。租之制不传，大率分田之等为九而差次之。夏税亩取三合，秋税亩取五升，又纳秸一束，束十有五斤。夏税六月止八月，秋税十月止十二月，为初、中、末三限，州三百里外，纾其期一月。屯田户佃官地者，有司移猛安谋克督之。泰和五年，章宗谕宰臣曰：“十月民获未毕，遽令纳税可乎？”改秋税限十一月为初。中都、西京、北京、上京、辽东、临潢、陕西地寒，稼穑迟熟，夏税限以七月为初。凡输送粟麦，三百里外石减五升，以上每三百里递减五升。粟折秸百称者，百里内减三称，二百里减五称，不及三百里减八称，三百里及输本色槁草，各减十称。计民田园、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