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改知平阳府事，兼河东南路兵马都总管，权宣抚使。
三年四月，建言利害十三事，若积军储、备黄河、选官谳狱、简将练卒、钞法、版籍之类，上颇采用焉。又言：“平阳岁再被兵，人户散亡，楼橹修缮未完，衣甲器械极少，庾廪无两月食。夏田已为兵蹂，复不雨，秋种未下。虽有复业残民，皆老幼，莫能耕种，岂足征求。比闻北方刘伯林聚兵野狐岭，将深入平阳、绛、解、河中，遂抵河南。战御有期，储积未备，不速错置，实关社稷生灵大计。乞降空名宣敕一千、紫衣师德号度牒三千，以补军储。”上曰：“鼎言是也，有司其如数亟给之。”
七月，就拜本路宣抚使，兼前职。朝廷欲起代州戍兵五千，鼎上言：“岭外军已皆南徙，代为边要，正宜益兵保守，今更损其力，一朝兵至，何以待之？平阳以代为籓篱，岂可撤去。”尚书省奏宜如所请，诏从之。又言：“近闻朝廷令臣清野，切谓臣所部乃河东南路，太原则北路也，大兵若来，必始于北，故清野当先北而后南。况北路禾稼早熟，其野既清，兵无所掠，则势当自止。不然，南路虽清，而谷草委积于北，是资兵而召之南也。臣已移文北路宣抚司矣，乞更诏谕之。”既而大兵果出境，赐诏奖谕曰：“卿以文武之才，膺兵民之寄，往镇方面，式固边防，坐释朕忧，孰如卿力。益懋忠勤之节，以收绥静之功，仰副予心，嗣有后宠。”寻以能设方略退兵，进官一阶。
十月，鼎上言：“臣所将义军，皆从来背本趋末，勇猛凶悍、盗窃亡命之徒，苟无训练统摄官以制之，则朋聚党植，无所不至。乞许臣便宜置总领义军使、副及弹压，仍每五千人设训练一员，不惟预为防闲，使有畏忌，且令武艺精熟，人各为用。”上从之。
四年正月，大兵略霍、吉、隰三州，已而步骑六万围平阳，急攻者十余日，鼎遣兵屡却之，且上言：“臣以便宜立官赏，预张文榜，招还胁从人七千有奇，绩至者又六千余，俱令复业。窃谓凡被俘未归者，更宜多方招诱，已归者所居从便，优加存恤，无致失所。”制可。二月，拜枢密副使，权尚书左丞，行省于平阳。时鼎方抗表求退，上不许，因进拜焉，且遣近侍谕曰：“卿父子皆朕所知，向卿执政时，因有人言，遂以河东事相委，果能勉力以保无虞。方国家多难，非卿孰可倚者？卿退易耳，能勿虑社稷之计乎！今特授卿是任，咫尺防秋，更宜悉意。”
时河南粟麦不令兴贩渡河，鼎上言曰：“河东多山险，平时地利不遗，夏秋荐熟，犹常藉陕西、河南通贩物斛。况今累值兵戎，农民浸少，且无雨雪，阙食为甚。又解州屯兵数多，粮储仅及一月。伏见陕州大阳渡、河中大庆渡皆邀阻粟麦，不令过河，臣恐军民不安，或生内患。伏望朝廷听其输贩，以纾解州之急。”从之。
又言：“河东兵革之馀，疲民稍复，然丁牛既少，莫能耕稼，重以亢旱蝗螟，而馈饷所须，征科颇急，贫无依者俱已乏食，富户宿藏亦为盗发，盖绝无而仅有焉，其憔悴亦已甚矣。有司宜奉朝廷德意，以谋安集，而潞州帅府遣官于辽、沁诸郡搜括余粟，悬重赏诱人告讦，州县惮帅府，鞭箠械系，所在骚然，甚可怜悯。今大兵既去，惟宜汰冗兵，省浮费，招集流亡，劝督农事。彼不是务，而使疮痍之民重罹兹苦，是兵未来而先自弊也。愿朝廷亟止之，如经费果阙，以恩例劝民入粟，不犹愈于强括乎！”又言：“霍州回牛、夙楼岭诸厄，戍卒几四千。今兵既去而农事方兴，臣乞量留侦候，余悉遣归，有警复征。既休民力，且省县官，万一兵来，亦足御遏。举一事而获二利，臣敢以为请。”诏趋行之。
又言：“河东两路农民浸少，而兵戍益多，是以每岁粮储常苦不继。臣切见潞州元帅府虽设鬻爵恩例，然条目至少，未尽劝诱之术，故进献者无几。宜增益其条，如中都时，仍许各路宣抚司俱得发卖，庶几多获贮储，以济不给。”于是尚书省更定制奏行焉。
又言：“交钞贵于通流，今诸路所造不敷所出，苟不以术收之，不无阙误。宜从行省行部量民力征敛，以裨军用。河中宣抚司亦以宝券所支已多，民不贵，乞验民贫富征之。虽然，陕西若一体征收，则彼中所有，日凑于河东，其与不敛何异。又河北宝券以不许行于河南，由是愈滞，将误军储而启衅端。”时以河北宝券商旅赍贩南渡，致物价翔贵，权限路分行用，因鼎有言，罢之。
又言：“比者朝廷命择义军为三等，臣即檄所司，而潞帅必兰阿鲁带言：‘自去岁初置帅府时已按阅本军，去其冗者。部分既定，上下既亲，故能所向成功。此皆血战之余，屡试可者。且又父子兄弟自相赴援，各顾其家，心一而力齐，势不可离。今必析之，将互易而不相谙矣。国家粮储，常恐不继，岂容侥冒，但本府兵不至是耳。况潞州北即为异境，日常备战，事务方殷，而分别如此，彼居中下者，皆将气挫心懈而不可用，虑恐因得测吾虚实。且义军率皆农民，已各散归田亩，趋时力作。若征集之，动经旬日，农事废而岁计失矣。乞从本府所定，无轻变易。’臣切是其言。”时阿鲁带奏亦至，诏遂许之。
又言：“近侦知北兵驻同、耀，窃虑梗吾东西往来之路，遂委河中经略使陀满胡土门领军赴援。今兵势将叩关矣，前此臣尝奏闻，北兵非止欲攻河东、陕西，必将进取河南。虽已移文陕州行院及陕西邻境，俱令设备，恐未即遵行。乞诏河南行院统军司，议所以御备之策。”上以示尚书省，宰臣奏：“兵已逾关，惟宜严责所遣帅臣趋迎击之，及命鼎益兵渡河以掣其肘。”制可。既而鼎闻大兵已越关，乃急上章曰：“臣叨蒙国恩擢列枢府，凡有戎事，皆当任之。今入河南，将及畿甸，岂可安据一方，坐视朝廷之急，而不思自奋以少宽陛下之忧乎。去岁颁降圣训，以向者都城被围四方无援为恨，明敕将帅，若京师有警，即各提兵奔赴，其或不至自有常刑。臣已奉诏，先遣潞州元帅左监军必兰阿鲁带领军一万，孟州经略使徒单百家领兵五千，由便道济河以趋关、陕，臣将亲率平阳精兵直抵京师，与王师相合。”又奏曰：“京师去平阳千五百余里，倘俟朝廷之命方图入援，须三旬而后能至，得无失其机耶？臣以身先士卒倍道兼行矣。”上嘉其意，诏枢府督军应之。
初，鼎以将率兵赴援京师，奏乞委知平阳府事王质权元帅左监军，同知府事完颜僧家奴权右监军，以镇守河东，从之。至是，鼎拜尚书左丞，兼枢密副使。是时，大兵已过陕州，自关以西皆列营栅，连亘数十里。鼎虑近薄京畿，遂以河东南路怀、孟诸兵合万五千，由河中入援，又遣遥授河中府判官仆散扫吾出领军趋陕西，并力御之。且虑北兵扼河，移檄绛、解、吉、隰、孟州经略司，相与会兵以为夹攻之势。已而北兵果由三门、集津北渡而去。
鼎复上言：“自兵兴以来，河北溃散军兵、流亡人户，及山西、河东老幼，俱徙河南。在处侨居，各无本业，易至动摇。窃虑有司妄分彼此，或加迫遣，以致不安。今兵日益盛，将及畿甸，倘复诱此失职之众使为乡导，或驱之攻城，岂不益资其力。乞朝廷遣官抚慰，及令所司严为防闲，庶几不至生衅。”上从其计，遣监察御史陈规等充安抚捕盗官，巡行郡邑。大兵还至平阳，鼎遣兵拒战，不利乃去。
兴定元年正月，上命鼎选兵三万五千，付陀满胡土门统之西征。至是，鼎驰奏以为非便，略曰：“自北兵经过之后，民食不给，兵力未完。若又出师，非独馈运为劳，而民将流亡，愈至失所。或宋人乘隙而动，复何以制之？此系国家社稷大计。方今事势，止当御备南边，西征未可议也。”遂止。是月，进拜平章政事，封莘国公。又上奏曰：“臣近遣太原、汾、岚官军以备西征，而太原路元帅左监军乌古论德升以状白臣，甚言其失计。臣愚以为德升所言可取，敢具以闻。”诏付尚书省议之，语在德升传。三月，鼎以祖父名章，乞避职，诏不从。
朝廷诏鼎举兵伐宋，且令勿复有言，以沮成算。鼎已分兵由秦、巩、凤翔三路并进，乃上书曰：“窃怀愚恳，不敢自默，谨条利害以闻。昔泰和间，盖尝南伐，时太平日久，百姓富庶，马蕃军锐，所谓万全之举也，然犹亟和，以偃兵为务。大安之后，北兵大举，天下骚然者累年，然军马气势，视旧才十一耳。至于器械之属，亦多损弊，民间差役重繁，浸以疲乏，而日勤师旅，远近动摇，是未获一敌而自害者众，其不可一也。今岁西北二兵无入境之报，此非有所惮而不敢也，意者以去年北还，姑自息养，不然则别部相攻，未暇及我。如闻王师南征，乘隙并至，虽有潼关、大河之险，殆不足恃，则三面受敌者首尾莫救，得无贻后悔乎？其不可二也。凡兵雄于天下者，必其士马精强，器械犀利，且出其不备而后能取胜也。宋自泰和再修旧好，练兵峙粮，缮修营垒，十年于兹矣。又车驾至汴益近宋境，彼必朝夕忧惧，委曲为防。况闻王师已出唐、邓，必徙民渡江，所在清野，止留空城，使我军无所得，徒自劳费，果何益哉？其不可三也。宋我世仇，比年非无恢复旧疆、洗雪前耻之志，特畏吾威力，不能窥其虚实，故未敢轻举。今我军皆山西、河北无依之人，或招还逃军，胁从归国，大抵乌合之众，素非练习，而遽使从戎，岂能保其决胜哉？虽得其城，内无储蓄，亦何以守？以不练乌合之军，深入敌境，进不得食，退无所掠，将复遁逃啸聚为腹心患，其不可四也。发兵进讨，欲因敌粮，此事不可必者。随军转输，则又非民力所及。沿边人户虽有恆产，而赋役繁重，不胜困惫。又凡失业寓河南者，类皆衣食不给。贫穷之迫，盗所由生，如宋人阴为招募，诱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