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工分、算账，最麻烦的不是记和算，而是倾听，并在倾听中作出判断。
村民们永远在一次次高声争论，有一些事情已由对立变成共识，但两方面都不会宣布，要我去仔细地听出来。有一些主张已经被驳倒，但是，虽被驳倒却不能再问，一问就会重起争端……要在这中间作出判断，对一个八岁的孩子来说，确实不易。
村民们的争论有时近似打架，但放心，老婆、孩子都在，打不起来。
这就是说，我已经天天在幽暗的油灯下，辨识着世间人情的细部奥秘。
记工分、算账的时候，有一些字也会卡住，例如烧窑的“窑”，挖渠的“渠”，垒墩的“墩”，都是我以前在语文课里没有学到过的。
妈妈把这一切任务全部交给我之后，就再也不闻不问，更没有“扶上马、牵一阵”的意思。她全然撒手，连晚上我上楼，她见了也只讲别的事。但她显然对我非常满意，深信她的儿子再也不会做“书毒头”、书蛀虫了。
年终按工分来分配各家收入，也是我做的账。那天大体分完了，我正想松一口气，却听到讨饭奶奶从屋角站起来冲着大家说了一番话。她说：“秋雨这么小年纪，给全村读了一年信，写了一年信，记了一年工分，算了一年账，怎么可以一点东西也分不到？”
她是“军属”，年纪又那么大，说话自然有权威。村民们一片赞成，最后，我竟然分到了十斤干蚕豆，加十斤土豆。
干蚕豆炒着吃，也就是著名的“三北盐炒豆”，到今天还是我的至爱。土豆煮熟了，凉一凉，用一根长线一穿，套在脖子上，像一串大佛珠。
十四
妈妈空闲时都躲在楼上南间。
楼上南间，也就是我出生的房间。房间中央是一张精致的宁式大床，上面镶有象牙的楷书和篆书对联，楷书的对联为：
镕纯诗句枕边得，
昌世文章醒来求。
卧房东侧有一个储藏室，俗称“堂楼顶”，正是公共祭祖堂的楼上。据说里边经常出没黄鼠狼，我从小就不敢进去，总觉得黄鼠狼与故事里的狐仙差不多，会作怪。后来有一次我真的看见黄鼠狼了，先惊吓，后好奇，甚至觉得它的形体还挺可爱。我那时痴迷画画，就把那“惊鸿一瞥”画了出来。祖母、妈妈和邻居看了都说我画得像，又给我指点出许多不太像的地方，于是，我便焦急地期待着黄鼠狼的第二次出现，以便更正。这一来，就完全不怕了。
那时我在小学里已经读到高年级，想看一些闲书，例如陈鸿章同学借给我的《水浒传》，又想画画，因此想住一个单间。那天我提出要独自住到储藏室里去，祖母、妈妈十分吃惊，很快又点头赞许。
说干就干，我在妈妈的帮助下先把储藏室做了一番大扫除，把简易小床搬进去，在北窗口放一张书桌，书桌边有一个谷仓，我拿起毛笔在仓壁上先写了“学习室”三字，接着又用美术体写了“身体好”、“学习好”、“时刻准备着”三行。写完，看窗外，一片灿烂的油菜地，直通吴山脚下。
正是在这间储藏室里，我找到了早逝的伯伯余志云先生留下的书籍。由此，我开始翻阅一直读不下去的《石头记》，终于读下去了的巴金的《家》、《春》、《秋》，以及高语罕编的《世界名作选》。最有趣的是《芥子园画谱》，一有空就临摹；最难懂的是《史记菁华录》，连妈妈也说不明白，只得等外公来的时候问，但外公说出来的话也突然变得听不懂。书箱里还有一本署有林语堂名字的《开明英文读本》和一部林语堂题词的英汉词典，在我看来是天书，没去多翻。
读书的兴趣一旦引逗起来是要命的事，我的眼睛很快从储藏室的书箱转到小学里那间小小的图书室。图书室里最吸引我的是童话和民间故事，但书少学生多，谁都想借，怎么办呢？不知是哪位老师出的聪明主意，规定可用一百个字的毛笔小楷来换借一本书。这个规定大大推动了同学们的书法练习，结果，直到今天，我的那些老同学虽然大多还是农民，但如果让他们拿起毛笔写几个字，多半会比有资格题词的名人的字，看起来更顺眼。
我读民间故事，主要是为了讲给祖母听，祖母喜欢，我却不太喜欢，觉得每一个都差不多。我喜欢的是童话和寓言，但祖母听了只说是“野天糊涂”，与我的感觉很不一样。
几年前我去安徒生的故乡丹麦奥登塞，在那所小小的红顶房里徘徊很久。这间红顶房的所在，当年是一个贫民窟，安徒生一家只在里边占了一小角。就居住条件来说，要比我家的老屋差多了。让我感动的是，这所红顶房居然打开了世界上那么多小房间的窗子，包括我家乡的这一间。
十五
小学毕业时，我要到上海考中学，妈妈忙着物色为乡亲们写信和记账的接班人。最后找到的接班人十分称职，却比我年长多了，他就是以前被人们称作“懒汉”的二胡高手方子。在账册上签写的名字，是舫迟。
方子出山，就像诸葛亮终于骑上了马背，再也没有回头的时日。我村的二胡声，从此寂寥。我的童年和这旧屋的灯光一起，也从此淡出。
我的童年，是由一封封农家书信，一笔笔汗水账目滋润的。我正是从这间旧屋起步，开始阅读中国大地。
感谢妈妈。
第四章
祭侄帖
一
一九五七年，为了我考中学，爸爸把全家搬回了上海。
这是一个大动作，意义远远超过我考中学，这一点爸爸心里清楚。但他是一个低调而又胆小的人，什么都不会往大里说。
他不是一个创业型的人物，但他不能让十九世纪后半期余、朱两家先辈无畏的上海之旅，因自己的无能而中断。这中间，朱家订婚时对他的信任，更使他别无选择。
我比全家先到上海，爸爸想让我集中一段时间温课备考。他在江宁路、海防路口找到一所住房，准备今后全家住，当时正由几个木匠师傅在装修。
爸爸完全不知道我在乡下时天天给乡亲记工、，写信，根本没有时间温习功课，早就养成了直接面对任何一次考试的习惯，而且每次都考得很好。我把这个习惯告诉爸爸。
“你在乡下天天给人家记工、写信？从来不做作业不温课？”这对他来说，简直是五雷轰顶。
从前他回乡探亲，只见妈妈在做这些事。近两年都是家人轮番来上海，他一直没回去，所以不知道事情的发展。
“你妈也真是厂他有点发火。
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上海人，不会讲一句乡下方言，每次回乡探亲的时间很短，又一直准备着把家搬回上海，因此在很多问题上有强烈的“上海优越论”。他不知道，正是在这一点上，连他小小的儿子也无法沟通了。
他既然把儿子“寄存”在乡下，那么儿子不是物品，已把生命与那片土地连在了一起。
二
这小楼有一个阳台，我趴在那里看着上海的街道景象。后来，怕爸爸在路上看到，就回到屋里看木匠师傅干活。只有听到爸爸上楼的脚步声，才把目光回到书本。
这天脚步声很杂，一看，是姨妈和益胜哥来了，爸爸陪着。
姨妈还是那么漂亮，一手搭在我的肩上，满眼含笑地把我上下打量了一下，然后打开手提包，取出两支用厚毛巾包着的雪糕，给我一支，给益胜哥一支。
按照农村的眼光，盖被子是为了保暖，把雪糕包裹在厚毛巾里不是更容易熔化了吗？后来才知，厚毛巾本身不产生热量，它的作用只是隔离，把炎热的天气和雪糕隔开。但在当时，我只觉得姨妈像魔术师一般不可理解。
还有一点不可理解的是，益胜哥跟在她身边，她买了雪糕为什么不立即让他吃，却把他的那一支也一起包在厚毛巾里带到这里来呢？
后来才知，这也是上海规矩，文明人不会在街上边走边吃东西。更重要的是，出于对我这个小孩子的礼貌，应该让益胜哥陪我吃，而不是看我吃。
你看，两支小小的雪糕就给我带来了好几个不明白。看益胜哥在剥雪糕外面的包装纸，我也开始剥，但又抬起头来看姨妈和爸爸：他们为什么没有？我该不该推让给大人？这好像是祖母和妈妈对我的教育。
姨妈立即看懂了我的眼神，笑着抬了抬下巴，鼓励我吃，也不说什么。真正懂得此间道理也是后来，在上海的高层社会看来，雪糕、棒冰之类不属于正式冷饮，而属于“零食”范畴，大人一般不与小孩一起吃，更不会两个大人与小孩一起吃。什么是可以一起吃的正式冷饮呢？那就是一碟碟可以分开来的冰淇淋，或者一碗碗可以舀开来的冰镇绿豆汤。
更麻烦的是，这些道理不能讲，只能彼此领会。讲破就俗了，因此姨妈也只是向我笑着抬了抬下巴而已。
这便是一个农村小孩子到上海要面对的一切。
三
在我吃雪糕的当儿，姨妈在查看我这个小小的温课环境，爸爸跟在她后面。
终于，姨妈转身作出了一个总体判断：“不行！这是让孩子住监狱！搬到我家去住。为什么一定要赶在今年考？急急忙忙考得上吗？温课一年，两年也行，后年与益胜一起考。”益胜哥虽然比我大一岁，但比我低两级。
要我在家温课一年到两年再考中学？这是我万万不能接受的，因此立场立即站到了爸爸一边。我一再说明，住在这里非常舒服。爸爸感激地看了我一眼，又用手势阻止我，怕我讲过分了，让姨妈难堪。
姨妈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把我拉到她跟前；换了
一种非常温和的语气说：“你要有思想准备。虽然都一样叫小学、中学，上海与农村的距离非常大。就是在上海，一个地区与一个地区，一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