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难的活儿是挑稻担。这是因为，整个农场还是湖底软地，挑着一百多斤的担子脚下很难着力，更麻烦的是半途不能搁担，一搁，稻担就粘在泥里陷下去了。整个农场都是软地，因此一旦担子上肩，你就必须软铺铺地走完几里地，才能搁在围堰上。这中间，会无数次地觉得已经到达生命的尽头，表情龇牙咧嘴，如酷刑至死，却还在奔逃。
机械学院的一个男学生用电线缠身，自杀了。留下遗言是：实在太苦，再也熬不过任何一天。
我们的心都为他抽搐了一下，但严密安排的作息时间使大家没有可能稍加体会，手脚躯体立即投入了快速运转。
七
那是夏收夏种季节即将结束的时候，八里路之外的松陵镇居民利用星期天来参加义务劳动。他们跨过木桥、翻过围堰、绕过草房、穿过麦垛，终于看到了我们。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见过外面的居民，他们的细皮白肉、整洁衣服使我们大吃一惊，好像每一个都是瓷人儿；而他们见到我们就更慌张了，所有的人都立即停步，张大了嘴，几个妇女还惊叫一声。
终于一位老年人开口了，他问：“你们，就是大学生？”
‘
我们说：“是啊！”
话音刚落，他们就流泪了，很快便抽泣成了一团。
这使我们惊讶——我们，难道变得那么可怕了吗，居然把他们吓哭了？
按理，当年小镇的居民也十分贫困，对于艰苦绝不陌生，但他们无法面对这样一群人：身架极瘦，肤色极黑，衣衫极破，头发极乱，脸上戴一副眼镜，腰上扎一根草绳，肩上压一副担子，担子的重量，不是居民中任何一个所能承受……而这群既像乞丐，又像苦役犯的年轻人，居然是才二十岁出头的大学生！
这群哭哭啼啼的人在当时显然影响了挑担者的脚步。这既加重了肩上的负担，又阻碍了队伍的进度，一个戴眼镜的瘦个子青年扭了一下被重担压歪的脖子喊道：“快跟上，别打岔！”
挑担的大学生们非常听他的话，立即跟上了脚
步。
那些市民觉得“别打岔”也许是指他们，知趣地后退了几步，呆呆地看着。
这个发号施令的戴眼镜的瘦个子青年，是这帮劳动者的小领班。
他就是我。
八
我在军垦农场中的劳动劲头，把许多身强力壮的汉子们镇住了。结果，自然而然地成了一个小领班。
开始，我的劳动劲头是出于一种回归心理。这要从到农场的第一天说起。
那天学院的四个造反派头头受到军人训斥后很想挽回一点面子，觉得不能遭到冷遇就半途返回，执意要把我们从小镇送到农场。但是，通向那个尚未开出来的农场的路，是一条刚刚踩踏出来的泥泞小道，这两天被雨雪浸泡得滑溜无比，他们几个没走出几步已经摔了好几跤，浑身污泥地站在路边对着我们傻笑。但光是站着就又有一个滑倒了，他去拉边上两个，三个一起趴倒在地上。
那年月大学生经常下乡，都学会了走这样的路，上海的工人却没有这样的本事，所以那两个工宣队员摔得最惨。照理我们学院的两个造反派头头以前也下过乡，不应该这么狼狈，可惜他们今天要摆领导架子，都穿了皮鞋，结果也就寸步难行了。
除他们之外，我们所有下乡的学生都不约而同地穿了劳动胶鞋，因此也就相扶相持地迈步向前了，还笑着向他们挥手，就像挥断一段历史。
这中间，要算我走得最爽利了。同学们都有点怪异地看着我的脚下，我才恍然大悟，此时此刻，我的全部童年正在脚下展示骄傲。
上林湖和吴石岭，一下子出现在我背后。
我正是在这样的泥路上赤脚长大的。不是妈妈没有给我鞋，而是我的小学同学中有很大一部分没有鞋，我受不了他们在雨天把小小的赤脚插在泥塘间旋滑的痛快，因此一下雨也赤脚。其实小孩子都受不了诱惑和传染，结果，全班同学，不分男生女生，不分家庭贫富，没有一个下雨天穿过鞋，没有一个不是嬉戏泥泞的好手。而对男生而言，有一大半连晴天也喜欢赤脚，包括我在内。
这种习惯早就遗忘，因此今天连我自己也有点吃惊，发现幼功未废，故技仍存，我居然能够在这么多城里人步履维艰的地方随心所欲地搀扶这个，拉拽那个，甚至还可以奔跑、跳跃！
九
这一个小小的优势，使我抓到了一点自身生命的原动力，兴奋莫名。
兴奋的原因，我现在说得很简单，当时却是想了好几天才明白的。
我已经有几年找不到自己了，连一个最小的支撑点都没有。政治上，我是对立面，却没有作为对立面的观点；学业上，我是高材生，却没有完成任何一门专业课程。我是一股可有可无的空气，我是一种可以加上任何名号的幻影，我的人生刚刚开端却未曾迈出属于自己的任何一步，而且，在可以预测的将来，不可能找到任何归宿。
本来急着下乡是为了解决自己的原始生计，还想给垂危的家庭一点补贴，没想到刚一下脚就像是接通了电流，先是浑身一颤，再低头看到了自己的插座。
我的眼前早已没有文化图像。还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戏剧、电影界早已成为是非之地，我报考大学时朦胧出现过的文化憧憬已经破残不堪；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的大批判使残存的一切更成了一片狼藉；胡锡涛先生在文汇报社“枪毙”了我有关文化的最后一个梦幻，而来农场后军队下令缴书烧书，则把今后的任何一丝可能都荡涤干净了。这种层层剥除，开始有点痛苦，后来只剩下了痛快，觉得干脆一无所有，反而轻松，因此我对胡锡涛先生和军人没有怨言，反而感谢他们帮了我一把，帮我解脱。至于在帐子里偷偷留下两本书，则已经毫无企图，只为解闷，就像是无聊时抬头数星星，并没有航天意图。
我又想到了家乡的吴石岭。那么多古书都藏到山肚子里去了秘不示人，外面看去还是莽莽苍苍一派强蛮，这才是乱世存身之道，山河授人之诀。
人一解脱就来劲，只想一门心思干农活。
我与其他同学还有一点不同，那就是几年来第一次真正吃饱了饭。开始几天炊事班在小镇做了饭送来，常常在泥泞小路上打翻，剩下的就不够大家分了，我由于几年来已经饿惯，不在乎再饿一顿两顿，便轻松推让，这又使同学们对我的抗饿能力产生惊讶。但这样的事情很快就不再发生，因为炊事班不久也搬到我们白搭的草房中来了。其他同学还在抱怨菜肴不好，我则觉得软润喷香的大米饭已是天下至味，有几筷青菜下饭就已足够。
请想一想，一个年轻人忽然间挣脱了羁绊，吃饱了饭，拽足了劲，脚踩在自己完全可以掌控的泥土上，结果会是怎样？
结果是，生机猛醒，以苦为乐，率性大干。
十
我被大家选为临时班长，另外还有一位临时副班长。这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官职”，但我回想起来，如果就选举的彻底真实性而言，这个临时班长可算作我一生任职之最。
这是因为，那次选举不可能渗入一点一滴劳动之外的任何因素，全凭大家每日每时的亲眼目睹，直接地判断了一个人的吃苦能力、带头能力和指挥能力。
对我来说，带头能力就是吃苦能力。每项活儿都有最艰苦的点，每天的活儿也有最艰苦的坎，只有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生命搁置在那里，一次也不要含糊，那也就是取得了带头的地位。
我每次都做到了。当然不是为了当临时班长，天下没有哪个疯子，会为了这么一个小差使去支付生命的代价。其实，我的目的就在于生命的搁置。在失去别的任何价值系统的环境里，把生命搁置在最艰苦的档坎上，才能最明晰地感知它的存在。
于是，第一个跳到不知深浅的泥沼中的一定是我，第一个挑着石料走过独木桥的一定是我，第一个扛起二百斤重的水泥袋涉水的也一定是我。我们班里复旦大学的毕业生沈立民对我说：“我发现你只要面对艰苦和危险，好像就失去了感觉系统。”
十一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带领着全班向一片片刚刚围出来的淤泥滩涂进发，每天早晨面对的是满目芜杂，踏月归来时留下的是可以播种的良田，充满了开拓的喜悦。当时传媒间经常推出一个个当代英雄人物供大家学习，我对伙伴们说：“我们谁也不学，说不定早已超过了他们，我们只学远古的祖先，什么也不依靠，只凭自己的身体和意志，向大地讨取生活。”
每个月总结，我们班的劳动进度和质量，在整个农场名列前茅。我想，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自认：在农场开垦和其他一系列农活上，已经达到不低的专业水平，具备了再去熟练地开垦一个新农场的能力。
我很快由临时班长变成了正式班长，后来又被选为副排长，这是在农场接受改造的大学生所能担任的最高职务了。
一九七O年夏天的台风季节，太湖洪汛泛滥，农场围堰处处告急。夏种已经结束，夏收的粮食还未运离，如果何处决堤，地势如此之低的农场必然一片汪洋，我们所有的劳动成果都将毁于一旦。农场成立了抗洪指挥部，我也是指挥部成员，大家最担心的全场最薄弱环节西北围堰，交给我们排守护。当时军人排长休假探亲去了，全排由我一人带领，五十来人守护极长的西北围堰非常艰难，难中之难是原先放鸭塘的一段，我让我原先任班长的那个四班密切把守，自己也站在他们中间。
果然就在这里出事。先是渗漏，再是裂缝，终于决口。我立即指挥全排人员留一半继续在原地观察，余下的一半到决口处填土堆包，自己则领着四班全体跳入水中，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