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听到不仅外公,而且连外婆也蹲在我家后门不远处拔草了,祖母显得有点慌乱。不是由于外公,而是由于外婆。
我说过外婆虽是我妈妈的后母,却与我妈妈极其投合,每次妈妈去,母女俩都避过外公,在楼上轻声嘀咕半天。但她从不出门,因此只在爸爸、妈妈的婚礼上与祖母见过一面。今天她以“地主婆”的身份到我家后门拔草,对祖母而言,无异于国使来访。
祖母一手提着一把小椅子,一手绞着一把热毛巾一颠一颠地走到外婆跟前,把外婆按在小椅子上,然后抖开热毛巾塞过去。这时妈妈也跟了上来,祖母吩咐妈妈,陪外婆一起拔草。
外婆想阻止又不知说什么话,只一味慌乱地喊着:“阿嫂……阿嫂……”
九
爸爸每次回乡探亲,总要到朱家村看看外公、外婆。
爸爸总觉得,外公如果不从上海回到乡下就好了。新政权在大城市里行事比较谨慎、谦和,外公的两个弟弟作为资本家在上海受到礼遇,外公既然已经没有财产就只能算作一个“待业职员”,哪里会划为“破产地主”?
但是爸爸又知道,这事与自己的婚姻有关。为嫁女而陷于贫困的外公,待在上海更加狼狈。当然也可投靠大女儿,我的姨妈,但姨妈闲话多,爱指点,老人不会舒心。几个儿子自己也都没有安定,只能指望老实、善良的小女儿照顾了,而小女儿又到了乡下。爸爸觉得自己作为小女婿没有出息,无法在上海安顿妻子,结果也牵累了岳父。
外公每次听爸爸这么抱歉地支支吾吾,总是瞠声一笑,“在上海能留几年?我家坟山在这里,迟早得回来!”
他所说的“坟山”,是指离他家和我家都不远的吴石岭,山脚下有他父亲朱乾利先生的墓。这是我见过最考究的私家墓地了,占地大,三面有盘龙白墙环绕。可惜,正因为过于考究,频频被盗,越到后来越不成样子,反而比不过周围其他的普通坟墓了。
我祖父的坟墓很普通,也在吴石岭上,是外公书的碑。妈妈嫁到余家后,看到祖母、爸爸、叔叔很在意坟墓的祭扫,下决心要亲自用黑漆把主碑和侧碑上的碑文全部涂描一遍。妈妈是用绣花般的细心来做这件事的,因此速度很慢,整整涂描了五天,每天都工作到夜幕降临后看不见字迹才歇手。在荒僻无人的山岙里,在密密层层的坟墓间,一个刚从上海回去的青年女子孤身一人这么做,把我的祖母深深感动了。以后祖母去上坟,路过朱家村,总会远远看看外公家的檐顶,但她还是没有去拜访。
十
吴石岭可不是一座普通的山。
山的北边和西边,紧挨着上林湖。大约自公元二OO年至一二OO年(东汉至南宋)的一千年间,上林湖的越窑,是中国青瓷文化的圣地,汇聚着无限的历史精致。据记载,皇家一次就会向这里定制青瓷十四万件,赐赠全国高官。每年多少次?一次次加在一起有多少件?真是一个天文数字。这里烧制的青瓷还是当时中国与外国进行贸易的主要项目,一艘艘沉甸甸的货船小心翼翼地从不远处的明州港(宁波)起锚,驶向日本、高丽、菲律宾、波斯、伊拉克、印度和埃及。唐代诗人陆龟蒙的名句“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可以证明越窑在当时的崇高地位。
这“千峰”中的第一峰就是吴石岭。它把翠色映在上林湖里,再染遍万千青瓷,使得海内外千年杯盏间全是我家乡的湖山。
垒窑的石块,从吴石岭上采凿,烧窑的树木,从吴石岭上采伐。窑变过程中最重要的烘炭,也在吴石岭下一堆堆地烧制。吴石岭是千年越窑的靠山。
那么,越窑为什么风光了一千年而在南宋末年突然沉寂了呢?几年前我从一位杭州老人口中听到过一种动人的传说。
老人说,本来越窑到宋代因受到各地同行的竞争,势头见弱,但是朝廷遇北方强敌后仓皇南渡,偏安杭州,大建宫苑宅第,对青瓷的需求急剧高涨。越窑离杭州近,一时又兴旺起来。
当时的窑主也姓余,在杭州宫苑豪门间成了一个你争我夺的对象,因上林湖而被人称为“余上林”。余上林由于经常安排供货路线,熟知全国情势,一天在杭州宫苑遇到一个襄阳籍的太监,便随口说了句“襄阳已被蒙古军包围三年”。太监把这话传给一位同乡宫女,宫女又在皇帝宋度宗面前说起,使皇帝大吃一惊,因为当朝权臣贾似道从来没有给他说起过。皇帝一问,贾似道巧言解释了几句,转身便捉拿了那个宫女和太监,最后牵连出窑主余上林,一并杀害。
贾似道祸国殃民,终被谢太后罢官远贬,押解他的是一位会稽县尉,出于义愤在半路把他处决。半年后,元军攻人杭州,南宋灭亡。正当兵临城下之际,一个初春的黑夜,长长一队货运马车来到上林湖畔,押车的一位文官原是余上林的密友,找到余上林的年轻儿子,说车上是宫廷图书馆最珍贵的版本,破城之日一定会被付之一炬,希望能找一个地方密藏。
余上林的儿子是现在的新窑主,一听宫廷眼冒怒火。那位文官立即告诉他:“贾似道已被处决,你们余家的仇已经报了。现在,天下斯文的最后一脉,全押在车上。”说着指了指车队。
窑主想了想说:“这么珍贵的书,放在哪家宅子里都危险,只能藏到吴石岭我们开采窑石的一个洞窟里,但是山洞潮气重,要在四周存放大量的石灰和干炭。上岙倒是有一个现成的石灰坑,但那么多干
笑着说。我猜他当时可能也曾动心,是否找一个同乡姑娘成家,可惜乡下姑娘结婚太早,而他又来去不便,两头等不着。
五
由于叔叔,乡村开始演戏。叔叔找来剧本,请村里一个外出过的老人家指划唱腔和动作,由我妈妈带着几个女孩子做戏装。
乡政府正愁农村缺少文娱活动,因此大力支持,先演《碧玉簪》,再演《借红灯》,像模像样,观者如潮。演出地点就在祠堂,点着一盏汽油灯。演员都是本乡女青年,男角色也由她们演,演唱中间还与台下的乡亲打招呼。
多年后我担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时接受海外记者采访,记者问我最早的观剧经历,我说在乡村祠堂,我坐在台上看,睡着了。扮演李秀英的女孩子唱罢“三盖衣”后就把那件衣衫盖在我身上,怕我着凉。盖妥了,她接着喝。
叔叔是我乡戏剧的推动者,他自己住在家里时进进出出也都哼着一种曲调,却不认真,有一句没一句。
我问妈妈:“叔叔在哼什么?”
妈妈说:“《红楼梦》。一本很重要的书。他哼的是越剧《红楼梦》。”
那天叔叔有空,把我招呼过去,问我课外读过什么书。我报了几本,就问他:“我能读《红楼梦》吗?”
他好像吓了一跳,眼睛一亮,然后又摇摇头,说:“别去读。”
“长大了再读吗?”我追问。
“长大了也不读,那书太悲苦。”
六
与女子们相比,乡间男子逊色多了。尽管来来往往的“工作同志”以男性居多,但乡间的男子老实怕事、沉默寡言,认字比姑娘们慢,看戏只知傻笑。更麻烦的是,小伙子里出头露面的大多是那群无赖子,也就是那个恶婆婆雇佣来企图砸船的那些人,游手好闲,说东道西,让人厌烦。
又不知是谁的发明,乡村间在批判恶婆婆后,又发起了整治“懒汉”的运动,实在是切中时弊,又妙趣横生。
七
“懒汉”这个称呼在这里,并不是品德定性,而是一个落后社会的结构性赘余,近似我们现在经常说的“边缘人物”,只是这个边缘地带十分辽阔。
他们不是不想干活,而是经常找不到活,干两天闲一阵,不像一个勤快人。其实鲁迅笔下的阿Q就是这样的人物,没有家,住土谷祠,给人家打点短工,没工打的时候更多,喝几口酒,听几句戏,打几回架,偷几个萝卜。以前人们相信“勤能致富”,其实未必。即便在小农经济时代,“自给自足”的难度也很大。每一项农活都是天时地利循环程序中的一个环节,能够有效掌控整个程序的农人,在整个农村中比例极小。因此,极大多数处于一种被动的“环节性雇佣状态”。
这些人中,有一半人吃苦耐劳,没活找活,干得累死还是一贫如洗;另一半人看明白了,心想既然结果都是一贫如洗还不如不干,何苦从辛苦里绕个弯。
这些人由于长久闲散,倒也见多识广,一有风吹草动必先冲上前去,观望、起哄,直至参与。阿Q就是这样跻身革命却未被准许的。我们乡间土改时期,这些人也站在前面,上上下下都来得,等到浪潮过去,他们又闲下来了,把从地主家分得的“胜利果实”,也一一变卖果腹,生活又很快难以为继。
我发现祖母与这些“懒汉”很谈得来。对于村子里那些老实本分的庄稼人,她会背后夸奖,而对于“懒汉”,却会当面说笑。相比之下,她尊重庄稼人,却喜欢“懒汉”。这里边的原因,我小时候一直不明白。
八
邻村有一个姓周的“懒汉”,比较有名,他还是祖母的表侄儿,绰号“滥料”。
土改时要把地主家的充公财物分给贫苦农民,财物已经登记造册,贫苦农民可以按照各家标准选择申请。他事先来问祖母该申请什么,祖母劝他选一些最实用的寒衣和农具。谁知他偏偏选了一把最不实用的红木象牙太师椅,搬进他家的茅茨泥地间,不知如何伺候。后来实在是又冷又饿伺候不下去了,便把它扛到周围的集市去卖,还开出了一个天价,观海卫、逍林、鸣鹤场都去了。这椅子死重,亏他一天天风雨无阻地扛在肩上汗流浃背,游走四方。
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