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工宣队在等着我们。
魏主任以农场最高领导的身份把我们送到上海。但是，上海方面没有一个人接待他。按照他的级别，只能住在军方所属上海延安饭店主楼外的集体宿舍里，拥挤的床上挂着一顶灰色的蚊帐。他还带着一个小女儿，想看看上海。我去与他告别，他送我到饭店门口，最后托我一件事，他在图书馆见到过文化大革命前编的《辞海》（未定稿），如果上海的旧书店里能碰到，一定代他买一套。
离别他之后我一路在想，在这怪异的年代，我们曾以骇人听闻的艰苦劳动，换得过一些善良的下级军官的保护，但这样的保护是那样的脆弱。
唯一可以安慰的是，我们至少已向自己证明，有足够的体力和意志成为一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但在当时，我们连自食其力的权利也很难获得。二十二
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认为农场的这段岁月是值得肯定的，直到前几年环保意识觉醒，才明白在美丽的太湖中开辟一个农场是何等的荒唐。
我们尽管远不是决策者，却在无意之中成了这一荒唐行为的参与者。那年太湖的滚滚浪涛要冲决农场的围堰，原来是自然之神发出的愤怒警告，但我们哪里听得懂？居然还冒着生命危险用身体去填堵。
当我们终于听懂的时候，两鬓已经斑白。
现在，正有一批和我们当年几乎同龄的年轻人，准备“退耕还湖”，拆毁我们一铲铲、一锹锹建起来的农场，恢复太湖的万顷碧波。
他们在欢快的劳动歌声中一定想不到，就在这个地方，就在这片水域，曾经播下过多少青春的汗水和泪水，沉埋过多少再也无法向后辈说清楚的生命故事，哀怨而又英勇？
三年前我曾和妻子一起回去过一次。我眯着眼睛寻找着三十多年前的旧物，已经很难，找到一点便兴奋地指给妻子看。
两位年轻的负责人跑过来盘问我们来自何方，我说：“我为建造这个农场，铲下过第一铲土。那是一个冬天，双脚一下水就被芦苇根扎破，泛上来的是泥水，又是血水。”
是的，是泥水，又是血水。浑浊的，又是绛红的。
二十三
那年月除了缓慢的书信之外没有别的通讯手段，我们从接到撤离农场的通知到出现在上海的自家门口，比一封信的邮寄时间还快。
妈妈不知道我会突然回来。那天我傍晚回家，也不知道她在不在。摸出钥匙打开门锁，轻步踩踏着一级级楼梯。
我是那么想见到妈妈，又怕在她的眼里读出新的悲哀。楼梯走了一大半，我鼓起勇气抬头，却看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景象：一张八仙桌四周无人，竟然在自己移动！
我停住脚步，定睛再看，桌子还在自己移动。连忙跨上两步，终于看清，却又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原来妈妈钻在桌子底上，用肩膀驮着桌子在挪步。桌子上搁了好几碟蔬菜。她是在独个儿祭拜余家祖宗，她想把桌子移到阳台门前，没有人帮她，只能采取这个办法。
这个景象，比什么都更清楚地表明了妈妈祭祖的理由。我相信余家祖宗一定会感动，为一个并不姓余的女子，用自己的肩背，扛起了修补余家的香烛祈愿。
我怕吓着妈妈，没有立即上前帮忙。妈妈把桌子放稳了，低头钻出来，却看到了我的脚。
她惊叫一声，仰头一看，看到了正含泪伸手去扶她的我。
第六章
关闭的窗户
一
从农场回到上海，没见到爸爸。听妈妈说，他还是关关放放，没有定准。
第二天就去了学院。当年在《送瘟神》的乐曲中走得那么决绝，一再发誓此生不再跨进这个院子一步。今天又一次明白，生于乱世，任何个人誓言都难以兑现。我在学院后门口迟疑了一下，便一步跨了进去。
每个办公室都有很多人忙碌着，每个忙碌着的人我都不认识。令人惊异的是，这些陌生人在办公室里的坐相、站相都非常自在，证明他们早巳是这儿的主人。
天气挺热，但每一个窗户都关闭着。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那是在整理运动材料。怕风把材料吹走？怕屋内的谈话声音传到窗外？都有可能。总之，办公楼在并非寒冷的季节把窗户都关闭起来了，政治气氛也就紧张了。
当时的运动，叫法很多，反正是整人。但闹了这么多年已经很难寻找新的清查对象，所以把我们这批早就分配出去的人全部拉回来，像一个“破烂仓库”那么搁着，什么事情牵连到谁了，便随时抽出来隔离审查。
但是，这个“破烂仓库”平日应该搁到哪里去呢？工宣队的一个小头目向我们宣布：挖防空洞。
二
挖防空洞，光这么说，后代读者一定无法理解这件事在当时的惊人规模。在整个文化大革命过程中，毛泽东主席一直担心着苏联和美国这两个超级大国会侵略中国，而且他也知道，对于中国这么一个已经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要打也必然是核战争。核战争的主战场必定是城市，因此，上海必须挖出能容得下一千多万人的防空洞系统，其工程之大，难于想象。
没有那么多工兵，没有那么多工程技术人员，也没有那么多资金和建筑材料，怎么办？用历来习惯的群众运动：男女老少都动手，凿开街道，掀起地板，往下挖，再在地下互相连通。洞壁所需的砖，也由大家分头烧制。整整几年，上海很少有路走得通，很少有街不淌泥，很少有楼不亮底，全是在干这个事。
说是男女老少都动手，其实还有一块很大的例外，那就是“文革”的各级领导和运动主力，都可以不参加。因此，在各所高校经常可以看到的景象是：身体瘦弱的教师们浑身泥水地在壕沟下不停挖掘，年轻力壮的工宣队员却衣冠楚楚地叼着香烟在上面“视察”。
我们挖掘的地点是在巨鹿路、常熟路口，稍稍熟悉上海的人都会明白，这是什么地段。一栋栋花园洋房安静地排列在梧桐树荫里，每家花园都很大，推开花园铁门，便是清寂的巨鹿路。巨鹿路不行驶公共汽车和电车，只有极少的小汽车进出，几乎没有行人。偶尔走进去，都要认真收拾心境。走完花园洋房群，向东就是上海著名的新式里弄锦华里，也全是富贵宅第，我高中时候的同学张敏智就住在那里。穿过一条富民路，巨鹿路依然华屋相连，直到现在已经被工人造反派占领的作家协会。 我们眼前的两栋花园洋房，已经没有主人。其中一栋的门廊墙根堆着几本书，都是英文的，我随手拿起一本翻看，足一个英国旅行家写的非洲游记。
我很想知道这房子的主人是谁，现在到哪里去了。只见花园东侧辅楼上有一个关闭的窗户，窗户定时打开，总会伸出一个中年人的头。头发纷乱，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们，很长时间都是如此，好像是个精神病患者。
三
鹤嘴锄已经撬碎洋房前的花岗石路面，我手上的铁锹也开始挥动。但刚挥了几下，身边的唐乃祥、顾泽民同学停住了，很内行地对我说，我们这么挖下去，会把洋房两道受力墙的墙根掏空，房子就没救了。
我前后看了看说，其实可以稍稍改动一下防空洞的走向。于是我们三人就回复到在农场开垦时的习惯，认真谋划起来。
突然，我脚后跟被谁踢了一脚，耳边传来恶狠狠的声音：“只会偷懒，还不快干！”
我转身一看，只见一个穿着黑布中山装的男人，五十多岁，踢完我之后正准备踢唐乃祥。
“为什么踢人？”我放下铁锹，上前一步。
“我踢啦，怎么着？”他睁大眼睛盯着我，用的是一口京腔。
更惊人的是，他跨出半个马步，摆出了一副准备大打一架的功架，功架有姿有式，好像不是寻常之辈。
这让我犹豫了，倒不是怕他打。自从“文革”开始以来，我很少看到五十多岁的老头那么嚣张。造反派都很年轻，年长一点的至多获得一个“反戈一击’’的权利，大多小心谨慎。工宣队里有年纪大一点的工人，但他们只会说上海方言，即便勉强来几句普通话，也说不出这一口京腔。当然，更奇怪的是那副功架。他究竟是谁？
正在这时，那位给我们布置了任务的工宣队员不知从哪里窜了过来。一把将他拉走了，边走边大声地向我们嚷嚷：“你们闹什么？这是我们工宣队的钱师傅！”
后来知道，这个钱师傅的出现，还有重大背景。
原来，随着工人进驻大学和文化单位的时间越来越长，他们想在专业问题上对知识分子进行统治的欲望也越来越迫切。
他们发现，光说政治，不说文化，还是管不住知识分子。这个问题，在作家协会那里似乎已经解决
了，因为工人造反派里有一批“工人作家”，作家治作家，胡万春治巴金，似乎治得住。但在戏剧学院不行，也派来过几个在工厂里喜欢唱歌、跳舞的年轻女工，以为有了一点“专业”，只是她们一见表演系那些英俊的男生眼睛都直了，颇失工人阶级的脸面，很快调了回去。
正在无奈之时，上海市工宣队配发中心的负责人听说铁路局有一个姓钱的工人是“革命样板戏剧团”某演员的父亲，觉得终于找到了一个“工人阶级的戏剧老兵”，可以派到戏剧学院来实行专业领域的统治了。
这，就是那天踢了我一脚的黑衫男人。
他的儿子原是京剧团的一个武功演员，在“革命样板戏’’中演了个反面角色。他本人早年据说也曾在一个流浪戏班子里学过几天，没有出道，后来到铁路局的一个部门工作，也不是工人，而是一个低级职员。河北人，没什么文化，全部戏剧知识是知道一些江湖老戏的名目，但听他儿子说，现在这些老戏都不让说了，因此他到了戏剧学院就不知怎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