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后话。
五
我在写颜真卿受到外公表扬之后，来了兴致，每天挖防空洞回家，都要在外公面前练毛笔字，请他指点。
外公还是不断地摸着光头，声声称赞。我听得出，他的称赞主要不是针对我的书法，而是在感叹儿孙辈长大的迅速。因此，称赞声中夹带着一点失落。
“苦练一辈子，却被自家儿孙一步超过！”他自我解嘲。我拿着蘸好墨的笔让他写几个，他总是不肯。
这种情景应该有点普遍性。很多年后，上海戏剧学院一位很有才华的青年女教师徐频莉告诉我，她父亲半辈子迷醉写作，日日练笔，月月投稿，坚韧不拔，有一天拿出一本新到的《人民文学》杂志给正在欢蹦乱跳的少年徐频莉看，说：“整天只知道玩，人家与你一样的名字，文章都发表到《人民文学》了！”当徐频莉怯生生地告诉父亲，这正是自己的作文，老师推荐发表的，从此父亲不再练笔，顷刻老去。
记得我当时给徐频莉讲了一条美学原理：“滑稽比悲剧更残酷。你让本来充满了悲剧感的父亲突然感到了自身的滑稽。”
我的字，倒是没有对外公产生那么大的冲击，但确实由于我，他握惯了笔杆的手更多地去抚摸头顶了。
其实当时我能握笔杆的时间也不多，天天握着铁锹挖防空洞。
有时，工宣队员和后来进校的军宣队员，也会来到挖防空洞的现场，大声朝我们喊：“谁会写毛笔字？”
那年月，标语、布告、大字报每日不断，会写毛笔字的人总是不够用。
“不会写！”我们大声回答。
工宣队、军宣队看我们劳动那么辛苦，心想如果能写毛笔字谁不想放下铁锹换毛笔轻松一会儿？因此估计我们确实不会写，也就走了，另去找人。
结果是，在那漫长的灾难岁月，谁也没有在大字报栏、标语栏里，欣赏过我那一笔来自颜真卿《祭侄帖》的不错书法。对此，我想，从颜真卿到我叔叔，都会满意。
我们在劳动现场已经什么也不怕，就怕再来一个谢顶的某师傅或不谢顶的某战士，要我们去写字作文。
正是怕啥来啥，那天，正这么想，一个军宣队员找到了我，自我介绍叫王政，但他叫我名字时的发音，却很特别。
王政从军装口袋里掏出一叠皱巴巴的纸头，一边翻一边说：“周总理一号召，到处开始编教材、编字典，都来要人，这么小的学院，人都要光了。这张是朱端钧，这张是张可，这张是柏彬，这张是王昆，这张是吴瑜珑……对了，这张是你的，复旦大学，兄弟院校，不好拒绝。”
我一看，是一张简短的油印通知，落款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教育革命组”，要我以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青年教师的身份，去参加一个鲁迅教材的各校联合编写组，但把我名字的最后一个“雨”字写成了“而”，怪不得刚才王政叫我，也奇奇怪怪，我听了没有反应过来。
我嫌路远，无法照顾家庭，反复推托。王政说，可以给我报销一张公交月票。
教材编写组设在复旦大学的学生宿舍里，组长是华东师大的教师，副组长是复旦的教师，组内有一半是工农兵学员，按照当时的原则，他们也是领导。编写任务其实很轻，工农兵学员们在为少年儿童出版社写一些鲁迅的小故事，用的笔名叫“石一歌”；各校来的教师在为工农兵学员注释几篇鲁迅作品，再为他们写一本通俗的鲁迅生平，我分到广州一段。鲁迅在广州只逗留了短短几个月，写起来很简单。后来听说还要为学员写几个与鲁迅对立的人物的小传，我选了胡适，从五十年代出版的几本批判文集中摘抄了一些材料，但刚写了一个开头就觉得没有意思，不想写了。
六
周恩来总理指示上海高校文科复课，以鲁迅作品为教材，这算是保存了一些可以与革命思潮并存的文学性。对此，周恩来总理是动了一番脑筋的。
林彪事件后极左势力受挫，周恩来力主大学复课，但毛泽东主席似乎只强调理工科大学还要办，没有提到文科，这在当时就成了一件缺少“最高指示”的难事。但是，周恩来知道毛泽东推崇鲁迅，又知道鲁迅是真正的作家，因此在文科教材的问题上找到了一线活路，这便是他历来处理人际关系、办理外交事务的高明手法。为了谨慎，他觉得最好先做一些试验，便在一次陪非洲外宾来上海时，指示上海的高校先试试看。谁知各校老师凑在一起，最难的不是别的，而是作为教学对象的工农兵学员的文化程度实在太低了。为了适合他们，编出来的东西至多只有初中水平，甚至仅止高小。我只花几天时间就把所有要写的文字都写完了，空等着别人不知什么时候才写出来，真觉得比挖防空洞还无聊。因此，成天在复旦校园里闲逛。
复旦的校园当时倒是一片热闹，气氛与上海戏剧学院很不一样。
复旦的热闹，与文化大革命的整体形势有关。文化大革命，现在一般人总是粗粗地说是“十年浩劫”，其实按我的实际感受，应分成几个阶段，供今后的“文革”史家参考。“文革”的酝酿期大概有两年，正式起步期是一九六五年，标志是“走资派”这个概念的确立以及姚文元开始批判吴晗；爆发期是一九六六年五月至六月，标志显而易见；一九七一年是它的逻辑终点，标志是林彪事件；一九七六年是它的历史终点，标志是毛泽东主席去世和“四人帮”的倒台；一九七八年是它的思想终点，标志是十一届三中全会。
这里有好几条容易被忽视的重要界限，譬如，一九七一年的逻辑终点。到那时，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的行为主轴已经明显地以失败告终，以后的岁月，就是两派在如何评价这个行为主轴的问题上反复搏斗了。周恩来、邓小平显然是要努力以实际工作来纠正它的错误，而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批邓”和后来的“两个凡是”，则是反对这种纠正。
我在复旦的一九七三年，曾经名震上海的复旦学生造反派已经失势，大多数教师已经出来工作，有的在给工农兵学员上课，有的在编写教材，我们住的学生宿舍十号楼就挤了十多个教材编写组和翻译
组。有一些比较著名的教授与毛泽东主席有直接交往，更显出一种举手投足间的特殊派头，这在其他高校很少见到。例如，写《中国文学发展史》的刘大杰教授总是穿着呢料深色中山装站在路边与教师和工农兵学员聊天，手上拿着一支香烟，态度非常和蔼。聊天时目光却穿过围着他的人圈，注视着路上来往的行人。过一会儿，一支香烟抽完了，要换一支，他会从中山装的上衣口袋里摸出一个红颜色的牡丹牌烟盒来，拿到围着他的人群前让大家随便取用。教师们都恭敬地摇手退让，几个工农兵学员却会大方地各抽一支出来，并且划着火柴为刘教授点上，再为别人和自己点，一根火柴能点四五个人。刘教授讲湖南话，我几次见到都隔着人群，听不清他在讲什么。后来听说，毛泽东主席在一次推荐邓小平先生重新出山的会议上要许世友将军读《红楼梦》，全国上下都不解其中深意，更何况许将军是一名和尚出身的粗犷武夫，与《红楼梦》南辕北辙。正好刘大杰教授以前写过一篇论《红楼梦》的文章，复旦大学有关部门就印给工农兵学员阅读，有些地方闻风还拿着这篇文章办起了一个个学习班，大家都以为，既然刘大杰教授与毛泽东主席有交往，他的字里行间也许夹带着某种毛主席没有明言的隐秘。我翻阅过那篇文章，什么也没有看出来，而且觉得刘教授对《红楼梦》的见解并不精彩。我只叹息，早知道毛泽东主席喜欢《红楼梦》，我叔叔也不会挨斗自尽了，真是死得冤枉。
与所有的高校一样，复旦大学的领导也是工宣队，其次是工农兵学员。当时上级对工农兵学员提出的要求是“上大学、管理大学、改造大学”，简称“上、管、改”。听说也有一批教授被“结合”到学校领导班子里边去了，譬如在中文专业就有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郭绍虞教授和写《修辞学发凡》的陈望道教授，其他系科有哪些教授被“结合”，就不太清楚了。但我想他们也只是摆设，不会有什么实权。
我当时在复旦，唯一的也是最亲密的朋友是外语系的翁义钦先生，他的太太与我家是小同乡。翁先生的专业是俄语，当时中苏关系已彻底破裂，我问他：“多年不用，没荒废吧？”他说：“即使在大批判最激烈的日子里，每天回家也必须渎一篇托尔斯泰的原著。”
我对复旦大学的教师们有一种很高的整体评价，而且经过几十年之后直到今天，这种评价有增无减。他们的学术成就未必永远胜过其他高校，但他们有一种不知如何形成的君子之风，即便在政治风雨中也默默固守着。例如，大学者章培恒先生在反胡风的斗争中为了帮助朋友而受难，凡是我遇到的每一位复旦中文系的教师，说起他都竖大拇指，没有人在背后说他一句坏话。复旦里边当然也有善恶是非，却很难听到有哪几个在社会上闹得鬼头鬼脑、腥膻满天的人，居然是复旦教师。说实话，对有些高校，哪怕是更有名的，就难说了。
我流落复旦的时间很短。翁义钦先生知道我家因爸爸的问题而陷入赤贫，怕我饿坏，每星期带我到教师食堂去改善一次伙食。印象中，他总会给我点一个菠菜炒猪肝。此后二三天，我的精神就会好一些，但还是无所事事。
我们这个高校联合编写组里掺进来一个没有上过大学的人，比较奇怪。不知有什么背景，不便多问，他也独来独往，行迹匆匆。大家散步闲聊时见他过来，往往就停止说话。那天中午见他匆匆从校门外进来，我们点过头正要让路，他却站下了，说：“我全见到�